圆仁入唐散论

日僧圆仁大师在中日文化交流趋于衰退的晚唐时期，于唐文宗开成三年（８３８）随日本第十八次遣唐使团入唐求法，在中国度过了近１０年的请益僧生活，先后在扬州、五台山、长安等地向中国佛教界高僧请益，由于唐朝政府规定所限，未能如愿去台州请益。圆仁将在华所见所闻，写成日记体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对后人研究晚唐时期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社会风俗、佛教活动及唐、日、新罗关系等提供了丰富翔实的史料。此书比《马可波罗游记》早４００年，被日本学界誉为“东洋学界至宝”．圆仁大师对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至今仍为人们所追念。     

唐代扬州大云寺寺址考辨

唐代扬州大云寺是鉴真大和尚(688-763)十四岁时舍俗出家的寺院。日本安藤更生博士于所著《鉴真大和尚传之研究》第一章注十二里,依据清代《嘉庆重修扬州府志》以及园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等记载,认为扬州大云寺“在广陵江阳县”,即“江阳县管内也”。鉴真大和尚是江阳县人,十四岁(701)随父至大云寺礼佛,入寺见佛像而生感动心,因请父求出家。父本佛徒,奇其志,许焉。就智满禅师为沙弥,配住大云寺。说大云寺寺址在江阳县境之内该不算太误,因为这是可以谅解的。安藤博士是外国人,     

唐代扬州大云寺寺址考辨

唐代扬州大云寺是鉴真大和尚(688—763)十四岁时舍俗出家的寺院。日本安藤更生博士于所著《鉴真大和尚传之研究》第一章注十二里,依据清代《嘉庆重修扬州府志》以及园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等记载,认为扬州大云寺“在广陵江阳县”,即“江阳县管内也”。鉴真大和尚是江阳县人,十四岁(701)随父至大云寺礼佛,入寺见佛像而生感动心,因请父求出家。父本佛徒,奇其志,许焉。就智满禅师为沙弥,配住大云寺。说大云寺寺址在江阳县境之内该不算太误,因为这是可以谅解的。安藤博士是外国人,来扬州寻访鉴真大和尚遗址的时期,扬州正是“沦陷区”,该时,四邻多垒,不可能自由舒     

最后一次遣唐使的特殊使命——以佚存日本的唐代文献为例

日本承和六年(838)成行的遣唐使,作为唐代中日使节往来的收尾之作,具有多元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随同使团入唐的天台僧圆仁,因撰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而名垂青史;然而他还肩负着一项特殊使命,即携带日本天台宗的疑问请求唐人解答,在天台宗开创者智顗灵前供奉日本皇室的祭品,抄写日本所缺的佛教书籍等.本文聚焦于此项特殊使命,考证出圆仁的使命系受天台座主圆澄托付,而圆澄则为完成开山最澄的"遗命",汇总本宗教义疑问30条遣使入唐"请决";圆仁受托拟赴天台山国清寺寻访名师,但其赴国清寺寻师请益未获唐朝敕准,于是将使命托付给同船入唐且获准留学的圆载.圆载在履行这一使命的过程中,与当地官府、佛教界、民众广泛接触,其间产生多种传存至今的唐代珍贵文献,包括<维蠲书状><唐决集>(<圆澄问广修答><圆澄问维蠲答><义真问维蠲答>等)、台州刺史滕迈的<书状>及<判印>、圆载写并跋<法华经五百问论>、唐人写经<金光明经>残卷等.上述中国失传而日本留存的文献史料,是唐代中日文化交流的见证.     

反封建的战斗檄文——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

“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马克思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者是怎样反对封建主义的?我们可以举拉吉舍夫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以下简称《旅行记》)作为一个比较激进的例子来加以回答。拉吉舍夫(1749-1802)是俄国历史上第一个主张铲除专制农奴制的革命思想家和文学家。列宁把他看作大俄罗斯民族的骄傲。他在著名的文学作品《旅行记》中,采用十八世纪欧洲的感伤主义文学中颇为流行的旅行记体裁记述旅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想,描绘了一幅十     

论刘祁《归潜志》的史料价值

《归潜志》是记载金朝史事的重要笔记史料。该书作者刘祁在经历了金末的颠沛流离之后 ,以自己的所见所闻为依据 ,详细记述了金朝中后期的社会政局 ,深刻总结了金朝的政治得失。此外 ,该书还收录了很多金人的诗文作品 ,比较集中地反映了金朝末年的士大夫心态。《归潜志》丰富的记述内容为修撰《金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 ,因而 ,它也赢得了许多后世史家的高度赞誉     

书场内外:新见《申报》所载扬州评话相关史料考释

新发现《申报》所栽扬州评话相关史料十六则,均不见于相关研究论著.胡廷龄《扬州评话小史》是迄今为止最早的关于扬州评话发展史的学术文章;老舒《记扬州评话家康、王》一文记载了康又华、王少堂等名家在沪上书场的说书时况,并进一步提出了扬州评话“追古励今、雅俗共赏”的重要艺术准则.同时,《申报》中有十四则关于扬州评话在上海各电台和书场的演播说书史料,关涉到张少夫、郎照明、王少堂等艺术家的相关曲目,这标志着百余年来扬州评话作为一门以书场为中心的讲演艺术,首次迈出书场之外,以“无线传输”的时兴方式进行演播,极大地拓展了其传播和普及程度.通过这些史料考梳,可以进一步丰富我们对扬州评语历史起源与发展的认识与研究.     

隋唐史研究漫谈

<正> 隋唐史方面的文献相当丰富,约有二百种左右,如《隋书》、《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隋唐部分)、《唐鉴》、《大唐创业起居注》、《贞观政要》、《顺宗实录》、《唐会要》等,自然是这方面的基本史籍。再如,详细记载唐代国家组织结构的《唐六典》,集中保存唐代诏令、册文一类文献的《唐大诏令集》,记录和解释唐律条文的《唐律疏议》等,也都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对研治隋唐史也很重要,似应属于这方面的一般史籍。关于隋唐史的笔记、杂著,如《大业杂记》、《明皇杂录》、《安禄山事迹》、《开元天宝遗事》、《酉阳杂俎》、《茶经》、《耒耜经》、《大唐     

唐长安温国寺地点小考

温国寺是唐长安城中最著名的寺院之一,但地面遗迹今已荡然,因此其所在地点,尚需考探。 温国寺亦称实际寺。据唐人韦述《两京新记》载,其位置在“朱雀街西第二街,北当皇城南面之含光门,街西从北第一曰太平坊。西南隅温国寺。”宋人宋敏求《长安志》所记大略与此相同。清人徐松《唐两京城坊考》记载更详:“西南隅温国寺,(本实     

唃厮啰身世的几点考证

唃厮啰政权是吐蕃分裂割据时期在西北地区建立的一支强大的吐蕃地方政权,而有关该王朝的史料在藏汉史籍中都非常少见。唃厮啰作为青唐王朝的奠基人,在现存的藏文史书中却没有关于他明确的记载,在汉文史籍中也只是简约的介绍并没有详细资料。本文对相关藏汉史料进行对比、分析,对唃厮啰的身世和名称加以考证,力求贴近史实。     

温大雅与《大唐创业起居注》

<正> 唐温大雅所撰《大唐创业起居注》,是以当事者记述其亲所闻见之事的,自应较为符合历史实际。但该书的史料价值却长期为人们所忽视。近年来欣见史学界有的同志已注意及此,并运用该书的史料以说明李渊起兵太原的真相等问题,这是很有意义的事。笔者近以《津逮秘书》本《大唐创业起居注》为底本,参校其他刊本,进行点校整理,对其内容记述有所注意。现将有关温大雅与李渊及其集团的关系以及该书内容价值的一些粗浅看法,条述于后,以就教于史学界同志们。     

《入蜀记》所见南宋湖北人文地理

南床乾道五年（11169年）末，陆游受命通判夔州（今四川奉节）。翌年夏，他携家人自故乡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出发，开始了西行人蜀的旅程。在今湖北省境内行进、逗留了七十天。他留下的（人蜀记》为后人复原南宋时期的湖北，特别是湖北沿江地区的地理面貌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有关《人蜀记）的自然地理学价值，已有学人著文介绍③，而对其人文地理学部分，虽常有研究者引述书中的有关资料，但却缺乏比较系统的研究。本文试以《入蜀记》中有关湖北人文地理的记载为例，对该书的人文地理学价值略作介绍与分析。一、经济地理在《入蜀记》的第…     

不一样的李鸿章——写在《李鸿章年(日)谱》再版之前

本文是为窦宗仪先生《李鸿章年(日)谱》在国内再版的序言。李鸿章作为洋务派重要代表人物,很长时间内,为慈禧所宠信,独当清朝内政外交之要冲。李氏所办政务,有许多是同外国人直接打交道。因此,外国人对李鸿章的活动的记载,对于了解李鸿章一生的功过是非,就显得十分重要。本文主要选择该书作者搜集的外国档案、外国人日记、报告以及在华的《字林西报》记者所记载的李鸿章史料为中心,探讨了李氏一生的重大事件:戈登与李鸿章苏州杀降、处理金玉均严重失策、签订《中俄密约》的主要责任不能归于李鸿章,以及李鸿章在甲午、戊戌、庚子的表现等问题。     

《三国志》郑宝史料辨析

郑宝的史料问题有二:一、郑宝是想驱略百姓到江南去的“扬州盗贼”,还是为万民拥戴的地方领袖。这是《三国志》作者陈寿在《魏书.刘晔传》和《吴书.鲁肃传》自相矛盾的记载,以后大多数史家就二者孰是进行辨析,结果都是赞同《魏书》,否定《吴书》。其实,《魏书》成书早于《吴书》,从《吴书.鲁肃传》刘晔给鲁肃的信上看,郑宝是江淮地区为万民拥戴,并被刘晔、鲁肃折服的地方领袖。二、《魏书》所记刘晔生平前后矛盾,进一步说明了关于郑宝史料问题上,《魏书》的记载不准确不可信,《吴书》的记载准确可信。     

试论唐西州高昌县的等级

史籍中唯有《新唐书·地理志四》和《元和郡县图志》记载了唐西州各县的等级,但二书所载不同,前者记高昌县为下县,后者载为上县。本文分析出土文书,结合史籍有关记载,从乡里数及户口数、官吏人员的配置(县尉和县佐史的人数,是否有录事史和仓督)、官吏的散品与职事品的对应关系等方面对高昌县的等级进行了考察,并探讨上举二书的成书年代与有关内容,认为龙朔至永淳年间(661~683年)高昌县应是上县,《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可信,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左右高昌县可能降为下县。     

晚清时期外国人对中国东北边疆的探察——以小越平隆和《满洲旅行记》为中心

晚清时期外国人对我国东北边疆进行了一系列考察,撰写了大量相关著述,这为研究该时期我国边疆史地提供了宝贵的材料。日本人小越平隆先后两次深入东北边疆考察,以亲身经历和所见写成了《满洲旅行记》一书。该书记述了光绪年间我国东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等诸多方面的内容,是研究清末东北史的第一手资料。小越平隆的许多见解对东北史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借鉴。     

论《史记》求实精神的贯彻程度

《史记》的一个显著特色是具有求实精神,《史记》学界对此已经作了充分的讨论。但是这些讨论大都停留在罗列现象的层次,而没有认真分析司马迁的求实精神究竟贯彻到什么程度。求实精神不仅关系到司马迁作为史学家的品质,而且涉及到司马迁的宇宙观以及由此而来的历史观。本文试对这一问题作一粗浅分析,以期引起更深入的讨论。 一 史学家的求实精神体现在史学家以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去对待历史,在最大的程度上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它需要史学家以清醒的理性精神和勇猛无畏的气魄,去排除主观成见和客观环境的压迫与干扰,使历史得到真实的再现。 司马迁即具有这种“良史之才”,他的求实精神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核对、补充、纠正史料。司马迁或者通过历史故址的实地考察,或者通过向熟悉某一历史事件的人们进行调查,从中获得了许多第一手史料,这些史料或者与古籍所载互为参证,或者作为历史记载的补充,有时则可纠正古书记载的讹误。《魏公子列传》赞辞云:“吾过大梁之     

百越和弥生文化

(一)文身·黥面·漆齿 “文身”是古代百越和弥生时代倭人的共同习俗。 “文身”,即纹身,广义是指在人的身体躯干和四肢部分刻刺花纹,作为永久性装饰。狭义是指在躯干和上肢纹刺。在下肢,尤其是小腿部分纹刺花纹,在史籍中称“绣脚”、“花脚” 《墨子·公孟》记载:“越王勾践,剪发文身。”《史记·吴世家》记载:“太伯、仲雍,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汉书·地理志》记载:“其君禹后,帝少康庶子云。封于会稽,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这三条史料都是说我国江浙地带的越人有文身习俗。我国云南古代民族也有文身习俗,最早见于史籍记载的是     

战国楚竹书丛释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竞建内止》记齐国君臣对话,内容与《尚书·高宗肜日》有关。慎子是法家的代表人物,有关他的记载很少,《慎子曰恭俭》是研究慎子思想的重要资料。《季庚子问于孔子》与《弟子问》记孔子的谈话,主要观点与《论语》相同,是研究儒家学说的新资料。     

唐长安城的农耕性质及其启示

唐长安城自然条件适宜、空间布局宽松,具备进行农业耕作活动的必要条件,种种史料记载也充分表明,唐长安城中存在着数量众多规模庞大的农业耕作活动,因此唐长安城不仅是一座政治性质和工商性质的城市,也是一座农耕性质的城市。唐长安城是农耕性质城市的事实,表明唐长安城的建设规模大大超过实际需要,存在着严重的浪费,也表明了唐长安城始建者隋文帝杨坚的好大喜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