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西方治理与走向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治理理论兴起于西方政府与市场“双重失灵”的历史背景,它不仅具有强烈的西方色彩,渗透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而且也面临着新的“治理困境”。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来看,治理与统治具有本质同一性,只是前者表面掩盖了统治职能而突出了管理职能。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概念,国家治理植根于中国国情与改革实践,是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它不仅是对转型时期各种社会问题的主动回应,还是对政府、社会、市场关系的深刻反思与重构,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最新发展。对比中、西方治理模式,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具有优越性,更具改革价值。要超越西方治理,必须牢牢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开辟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     

行政公共性：理论本源与中国逻辑

行政公共性是源自于西方行政学的学术概念,但是,西方行政学主流理论所秉持的技术化、科学化取向以及与社会脱节、与人民脱离的哲学渊源,造成了行政公共性理论的“形式化蜕变”,难以作为中国行政公共性建构的理论根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的行政公共性思想弥补了西方行政学在行政公共性问题上的“缺陷”,既是构建当代中国行政公共性理论话语体系的重要资源,也是维护和实现新时代中国行政公共性价值的根本理论基础和重要指导思想。中国公共行政理论研究和行政践行,必须鲜明体现出与西方迥异的逻辑理路,将马克思主义行政公共性思想作为理论本源,将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作为植根沃土,厘清“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权力与权利”“法治与民主”等核心范畴的理论逻辑,构建起中国特色的行政公共性话语体系与行动逻辑。     

从双重阅读到自我建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思考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产生于西方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它是对西方世界的一种思考方式,如果不加批判地借用到中国来,就有可能在解释力上产生一些问题,因此,我们要采取双重阅读的方式对西方理论进行解构,看到其合理与不当之处。通过双重阅读,我们有了建立“中国学派”的自觉,而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建设的实践是“中国学派”生成的重要渊源,利用这些渊源形成理论硬核,才可能启动理论发展的过程。在启动理论发展的过程中,“国际实践”这个概念可以作为“中国学派”的核心概念。     

国家治理的职能转变与“国家 社会”的关系重构——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分析框架

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研究不能囿于西方话语体系的分析框架,而应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视角去考察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认为,国家是所有政治问题的核心,要从根本上理解国家行为,就必须从国家的本质入手;政治统治、社会管理与国家治理都被打上了阶级性和社会性的烙印,具有本质一致性,但在形式上又有显著区另别;政府职能的转变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条件,推动政府的职能转变,就必须要处理好国家治理中阶级性与社会性、统治职能与社会管理职能之间的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提升社会在“国家-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和独立性,实现“国家-社会”的正和博弈,构建“强国家-强社会”的新型关系模式;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不仅关系到全面深化改革目标的实现,还关系到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政治发展.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既不能落入国家全能主义的陷阱,轻视市民社会的培育,也不能片面强调弱化国家力量,消解国家权威.应坚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前提下,努力推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     

“人类命运共同体”:一种新型文明观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一面旗帜.从历史维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在扬弃传统中国“天下”体系和西方“绝对主义”国家强权外交理念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和平主义外交理念;从空间维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西方中心论”的狭隘性和“民族—国家”的扩张性,集中关注人类整体命运和世界和平,致力于建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在本质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在转化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立足中国,面向全球治理的一种新型文明观.这种文明观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进“一带一路”的顺利开展,建设和谐有序的世界秩序提供全局性的战略指导.     

差序格局的文化影响与关系社会的破坏作用——兼论西方公共治理理论在中国实施的困境

诞生于西方的治理理论是一种不成熟的理论,比较适合于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和成熟的市民社会.中国要借鉴西方的公共治理理论,必须首先实现治理理论的本土化.治理理论的本土化不仅存在普遍性阻滞因素,而且也存在特殊性阻滞因素.普遍性阻滞因素有可能导致“治理失败”,而特殊性阻滞因素则可能导致中国的公共治理根本无法实施.阻滞中国公共治理的特殊性因素有五个方面：差序结构、关系社会、官本文化、集权思想和形式主义.本文仅就关系社会对公共治理的阻滞机理进行系统分析.     

全球安全倡议的生成逻辑、科学内涵与重大意义

全球安全倡议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内在的生成逻辑。从时间维度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关于国家安全、世界安全的思想认识不断深化；从空间维度看，百年大变局推动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深刻变革，带来东西方力量的此消彼长；从文化维度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和合思想”,为处理当前国际关系注入新理念。在此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分析国际安全形势、提出引领全球安全治理的中国方案，其所包括的“六个坚持”内涵科学、体系完整，既是对原有全球安全治理的理念创新，也为全球安全治理指明前进方向。在理论层面上实现了对西方传统安全理论批判和超越，在实践层面上为构建全球安全治理新秩序贡献中国智慧。     

治理理论有效适用与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

治理理论是源于西方语境下的一种理论形态。只有国家与社会满足多中心的条件之后,治理理论才能得到有效适用。在当代中国语境下,立足政治视阈,探讨治理理论的有效适用及其促成要件,促使我们正确地学习和借鉴缘起于现代西方理论形态,正确地确立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关系。这一过程是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     

中国之治：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主题

“治理”是中国历史上的固有词汇，大体指管理国家政务的方式方法，并非为西方学术界所发明，中国学术界在理解与使用西方“治理”概念时需谨慎辨别其中的政治底色。理解“中国之治”,须从中国共产党自身特质和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扎根中国本土实践和原生概念，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的演变与具体实践，从而理解实现“中国之治”的关键在于形成“中国之制”,核心是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两个确立”作为新时代重大政治成果，镶嵌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整体性制度安排之中，必将有力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     

迈向积极老年：西方老年社会福利理论的演进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老年社会福利发展史在本质上是国家、社群与老年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史。西方老年社会福利在趋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其研究视角从“国家”“社群”转向“老年人”;理论解释从“国家功能论”“多元论”向“人的需要理论”渐进;老年社会福利理念从“制度建构论”到“社群多元论”,并在应对“新社会风险”过程中基于“老年人需要论”迈向“积极老年论”。本文通过梳理西方老年社会福利研究的演进历程,讨论其研究视角历史变迁的过程及其社会基础,揭示学术研究变迁与政策演进的内在联系与耦合性,并由此为当代中国老年社会福利理论发展提供一定启示。     

要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

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主要由产权关系和政治关系决定，并可进一步划分为多个阶层，这与西方社会学关于由职业和收入决定的阶级或阶层的含义有本质区别。阶级、阶级立场、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观察和处理国内外重要矛盾的主线索之一，是关系到全面实现“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的战略目标、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容回避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各美其美 美人之美”——民族文化重建与后殖民理论的实践意义

后殖民理论是多种文化理论与批评方法的集合性话语,它不仅是分析和解读文学作品的重要理论之一,也是解析东西方政治文化关系,利于民族文化重建的理论方法。后殖民理论在中国民族文化重建中的理论实践,首先要“各美其美”,即重视民族文化重建,弘扬民族文化势在必行;其次要“关人之美”,即心系民族性的同时,积极借鉴其他民族优秀文化成果,建立一种具有普世性的新文化。     

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深刻变革,在社会结构上体现为开放性与流动性、在权力结构上体现为自主性与多元性、在农民身份角色上体现为职业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乡村社会治理层面,开放流动的乡村社会现状与“封闭排他”“城乡二元”和“计划行政”等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了明显张力,需要以多元主体协商对话机制、农村经济体制模式和“契约性整合理念”为进路,构建转型期乡村社会治理机制优化路径.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社会基础,乡村社会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参照,在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准确研判社会问题,并在国家治理层面推进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     

全过程人民民主对西方自由民主的批判性超越——以民主的意识形态功能为视角

意识形态功能是民主的基本功能之一,民主的意识形态功能具有“理念—制度—治理—价值—文化”的基本结构。以资本为中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重释、重塑、夸大等方式对民主进行概念改造和价值歪曲,试图将西方自由民主打造成为民主的唯一形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共产党持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在理念凝练、制度建设和治理优化的基础上重构了民主的意识形态功能,在系统批判西方自由民主的过程中,在“理念—制度—治理—价值—文化”等五个基本维度上实现了整体性变革。由此,全过程人民民主进一步充实社会主义民主的意识形态功能,在具体功能的实现上凸显了“人民需要—人民参与—人民满意”的呈现逻辑,实现了民主话语逻辑的批判性超越,真正展示出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真实性、科学性和有效性。     

理论、历史与传播：国家形象传播视域下“中国之治”的三重逻辑

当下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呼唤新的全球治理秩序的出现,从而可以跳出单方主宰或文明对立的窠臼,呈现更多的可能性,并逐步发展出一个共生、共治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中国治理体系思想结晶的“中国之治”,成为传播中国形象和发出中国声音的内生动力与重要支点。在传播形态上,“中国之治”与政治传播、战略传播等紧密联系,对“中国之治”的解读与阐述不仅有助于深入思考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实践,也可为中华文明、国家形象研究开辟新的学术领地。具体来说,从国家形象传播角度观照“中国之治”生成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传播逻辑,不仅有助于推进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实践,通达“共生”“共商”“共建”“共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亦有助于推动“中和”的中国国家形象与气质的建构与传播。     

当前中国社会抗争研究:基于抗争性质、动因与治理的分析

当前中国的社会抗争有其必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成因,在性质上是基于利益博弈的底层抗争,具有内在结构和正反功能。社会抗争的生发原因和动力机制是抗争政治研究的重点。学界在借鉴西方概念和范式的基础上,进行了诸多本土化的理论尝试和经验解读,适应了中国社会抗争的复杂性、多变性和特殊性。以上两个方面的最终落脚点是社会抗争的治理,使抗争达到有序化、有益化的效果。为此,要在治理的理念、主体和内容上进行总结和反思,尤其在当前中国的党、国家和社会关系下,必须探求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抗争之间的关联,建构以政党为中心、国家和社会多元共治的治理社会抗争的政治逻辑。     

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评价体系的构建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上再次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发展的视角,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评价体系可以构建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项二级指标的测评体系.结合新时代的特点,要克服未来的困难,政府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     

论国家治理的公平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即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应该包括国家治理的科学化、民主化、公平化和法治化这四个主要趋势。其中,国家治理的公平化,是指通过国家的公平治理以促进经济公平发展、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进程。根据十八大报告的总体布置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改革新要求,推进国家治理公平化,需要确立公平治理的价值理念、推动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构建公平治理的体系能力、推进经济的公平发展和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特别是要注重提升政府通过公平施政、公平行政和公平治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能力,在借鉴西方福利国家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走中国特色的民生国家建设之路,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法律全球化与对话

随着人类公共交往的场域日益超越国家的边界,法律全球化亦成为当今世界法律发展的基本态势。尽管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范式和法律治理结构在全球化过程中占尽先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话语霸权,但法律的文化属性决定了法律全球化并不应当是法律的西方化。哈贝马斯把其对话理论作为解决文化冲突的基本方式,这对于如何推进法律全球化极具参考价值。对话,亦应当做为法律全球化的路径倚赖。我国参与全球化对话,要克服法律“失语”现象,从传统中寻找“谈资”,并注重解决当下中国的问题。如何借助法律全球化的“东风”推进我国的法治化进程,同样需要各个层面的对话。     

中国社会福利发展的动因与机理

学界主要聚焦于如何发展社会福利的研究,对于为何发展社会福利则讨论不足,从学理上廓清社会福利发展的动因与机理尤为重要。西方社会福利发展包括趋同论、扩散论、意识形态论、文化论与个体精英论等多元解释,这些理论难以完全解释中国现实。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福利发展的主驱力：一是马克思主义激发了中国人民建设福利社会的想象力与行动力;二是群众路线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党文化形塑着民众的公共性,唤醒了人民的社会权利和福利意识;三是对社会问题的探索和干预促进了社会福利的制度化建设;四是社会治理技术化客观上推动了社会福利的系统性与专业性。这些对于构建中国社会福利体系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