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头记》与清末民初的文化变迁

清末小说家吴趼人,他的《新石头记》借用了《石头记》(《红楼梦》)中的人物,而核心的情节是写贾宝玉等人“与二十世纪相见”.面对欧风美雨,传统的文化人如何回应西方的挑战?中国怎样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吴趼人试图回答的问题.他一方面提出了“中体西用”的答案,另一方面又对这个答案将信将疑,新文化人“全盘西化”的立场已呼之欲出.从《新石头记》的新人格理想看清末民初的文化转型,我们对时代精神的变迁可以获得较为亲切的感受.     

《新石头记》旅行空间论

《新石头记》作为晚清的一部重要小说,其中包括了大量的旅行叙事,小说同时使用了晚清最为常见的"乡村—城市"之旅、南北之旅、乌托邦之旅三种旅行模式来描述主人公贾宝玉的行程。不难看出,上述旅行模式之间存在着一种顺次递进的逻辑关联,它们不仅连贯地描述了主人公的游历过程,还动态地表现了旅行者精神世界与思想认识的升华过程。生逢衰世的作者也正是借助小说中的旅行叙事,利用文学这一形式阐释了自身的国族想象。     

漫谈《红楼梦》的“本名”

《红楼梦》在创作和流传过程中,有过多种异名。如第一回就列有《石头记》、《情僧录》、《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等。清末又曾出现过称为《金玉缘》的本子。但最通行的是《石头记》和《红楼梦》二名。而其“本名”,则为《石头记》。在甲戌本第一回正文中《石头记》三字旁,脂砚斋即批曰:“本名”;程伟元《红楼梦序》亦称:“《红楼梦》小说本名《石头记》”。说《红楼梦》的“本名”是《石头记》,除上引脂批和程序可作重要证据外,还有两条佐证:其一、《红楼梦》第一回所列诸书名,首先出现者为《石头记》;其二,《红楼梦》早期抄本大多称之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超越“影响的焦虑”——谈小说《新石头记》对《海底旅行》的仿写与超越

"影响的焦虑"是由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提出的关于诗歌影响研究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后来的诗人对前辈诗人有着先天性的焦虑感。运用这一理论分析吴趼人的《新石头记》后发现,《新石头记》中贾宝玉漫游海底一段受当时在《新小说》上连载的《海底旅行》的影响,在仿写过程中,吴趼人试图对《海底旅行》有所超越,而这一心态正是布鲁姆所说的"影响的焦虑"。     

成长的挫折——米兰·昆德拉《生活在别处》中的母子关系

米兰·昆德拉的《生活在别处》是一部成长小说。西方文学史上的“成长小说”出现于18世纪末期的德国,最初的模式可以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为例。这类小说的主题是主人公思想和性格的发展,因此,叙述主人公从幼年到成年所经历的各种遭遇,往往是它极为醒目     

也说《红楼梦》的石头神话

也说《红楼梦》的石头神话潘承玉运用新的研究方法来观照和评价作为神话的《红楼梦》，目前已经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笔者在欢欣鼓舞之余，亦感诸家之说言犹未尽，故不揣浅陋，略陈管见如下。曹雪芹以《石头记》命篇，并以“顽石”名主人公贾宝玉，绝非偶然为之，实出于内...     

从晚清小说《新石头记》第一回看时空表述的现代重构

在晚清1900年以后兴起的旧小说续写中,古典小说里面的很多人物都迁徙到大都市上海过上了摩登生活,甚至有幸“穿越”到未来社会。举例言之,在《红楼梦》的结尾遁入大荒山隐修的贾宝玉,到了1905年由吴趼人续写的《新石头记》里,因想起未酬的补天之志而忽然“热念如焚”,从而踏入当代晚清社会,游历了集“文明”与“野蛮”于一身的上海和内地,并参观了未来中国。在旧《石头记》和《新石头记》之间,在女娲所补之“天”与“物竞天择”的“天”之间,存在着时空和观念上的张力。吴趼人等晚清转型知识分子将梦想和焦虑编织在新的叙事尝试里,自身也如同其笔下续写的角色一样,迁徙到半殖民地的大都会上海。迁徙和“穿越”发生在时间置换和空间的置换中。对时间感觉和空间感觉的表征是文学表征的框架性问题,在社会和文学发生变革的时候,必然会发生时空表征形式的变革。     

论石头、三生石、神瑛的关系寓意与宝玉的侍者本性

《红楼梦》首回中出现的石头、三生石及神瑛侍者在名称上有着一定寓意并有着内在关系,他们与小说主人公贾宝玉实为一个统一的人物主体,寓含着情用思想。从这些名目寓意中可以看到小说实境中主人公贾宝玉别于私己之心,表征为道德的拔高而根源于情的"侍者"本性之痴,以及其衔玉而诞事件的特异性,贾宝玉特有的精神坚执,和作者对于"侍者"精神的高度褒扬态度。     

重估五四反对派:从林纾的 “反动文本”《荆生》《妖梦》谈起

重新认知“五四反对派”的正面价值是全面理解“五四”的题中应有之义。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首次与新青年交锋的林纾,是被文学史固化乃至丑化的“反对派”,其小说《荆生》和《妖梦》更是新文学史上的经典“反动文本”。实际上,这两部小说乃是林纾的游戏笔墨,体现了林纾“好谐谑”的性格面相,也呈现出中国传统笔记小说“资谈助”的特征,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严肃“小说”。这两部小说由小报上的“游戏文字”升级为新文化战场上的“反动文本”,成为五四新青年批判林纾的关键一击。重回历史现场,考察这一“反动文本”的历史生成过程,有益于深化对“五四”的全面认知。     

形式、语言与情感：第一篇白话小说的三个维度

从《中国新文学大系》开始,文学史界都默认鲁迅《狂人日记》的“开端”地位,在此认知视角下,陈衡哲的《一日》、刘韵琴的《大公子》、李劼人的《游园会》由于形式上未能突破传统写作范式,创设有“意味”的现代白话小说体;语言上未能突破地方圈层,融入文化中心的语言结构;情感上不能与五四文化的普世价值合流而无法被纳入“现代白话”的研究视野。讨论孰为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不仅能够反映出五四时期新的小说形式、语言结构和情感价值的诉求,也能够揭示出文学革命前后文化中心—边缘的替换与变更,更能折射出以北京为轴心的五四新文学辐射结构之外的更多的“现代”表现。     

对新文学传统的回应与超越——论林徽因的小说

林徽因的小说几乎篇篇都有可圈点之处。《文珍》中出走的丫鬟、《绣绣》中新时代的旧式弃妇、《钟绿》中希腊乡村少女,这些形象与五四新文学传统中的女性形象类型似是而非;《吉公》对清末西学东渐背景下知识分子命运的表现以及科学、科技之辨,则是五四新文学较少触及的命题;而她的第一篇小说《窘》不仅体现了娴熟的心理描写技巧,还表现出对个人生活、情感的不加掩饰的坦诚,这又是五四新文学最基本的底色。这一切都足以说明林徽因小说的独树一帜,以及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回应和超越。     

一部别样的成长小说——评楚荷长篇小说《工厂工会》

楚荷的长篇小说《工厂工会》是一部别样的成长小说:首先它讲述了主人公从“孙猴子”成长为“孙政委”的故事,具有一般成长小说的共性;其次它讲述的是一个底层企业工人的成长故事,在题材上有别于其它常见的成长小说,而这种特别源自作家强烈的底层关怀意识和丰富的底层生活经验.     

迷惘与回归：非裔美国成长小说成长模式探讨

非裔美国成长小说大多讲述主人公在成长过程中遭遇文化冲突的困惑,主人公多被“社会疏离”,处于“黑白”的困顿与矛盾中,文化的张力塑造着他们的性格。非裔美国青年人所处的双重文化交织场域和其所面临的双重文化困境是成长小说中反映的最为重要的问题,非裔青年的成长过程就是对此问题的不断调试过程。以《看不见的人》和《所罗门之歌》为例对非裔主人公“迷惘与回归”的成长模式进行探讨,指出非裔青年在美国多元文化背景下回归黑人文化传统才能建构真正的主体身份,走向真正意义上的成长。     

余华成长小说的中国特色

“成长”无疑是人类一个永恒话题,“成长小说”这一文类的创作及研究对其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诠释。此类小说最早出现在德国并繁荣于英美,国内也不乏此类小说的创作,余华的小说《在细雨中呼喊》、《兄弟》等表现了“生理的无知”、“精神的孤独”、“亲情的残缺”这些成长主题,但与歌德《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这一经典范本相较,又具有成长主体自觉精神缺失、成长“在路上”以及采用“单线型”叙事模式等“中国特色”。     

“富贵闲人”与“混世魔王”——人物分析之一

贾宝玉,是《红楼梦》作者呕心沥血雕塑起来的小说主人公。作家以大量的笔墨,精心描述了贾宝玉的叛逆性格在矛盾中发生、在斗争中发展和最后被毁灭的全过程。这是四大家族衰亡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贾宝玉登场之前,王夫人曾经介绍说,他是一个“混世魔王”。后来,薛宝钗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现代转型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现代转型,大体始于清末的“小说界革命”,而完成于五四“文学革命”。这一转型于“小说界革命”期间启行的直接推动力有二,一是小说被用作梁启超倡导的“新民”之工具,其他文体因素的大举向小说渗透;二是西洋小说翻译由林纾首开风气,新的小说表现技法的用于中国小说。这一转型在五四时期最终完成,时代条件之外,则在于“文学革命”突破了“小说界革命’的两个基本局限：一是纠正了文学的唯功利倾向,既赋予文学以启蒙使命,又充分重视文学自身价值,重视形式变革的重要性;二是抛弃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保守框架,而向西方文学全面认同,在内容、形式兼取的同时,着重学习西方的现代思潮和现代思维方式。     

走出“自传说”拘囿,开拓“李学”新境:皮述民的红学研究——港台及海外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八

皮述民的红学代表著作有《红楼梦考论集》《苏州李家与红楼梦》《李鼎与石头记》等.由以上研究成果可知,皮述民乃新加坡与台湾地区红学领域卓有成绩、独树一帜之学人.皮述民一改过去将曹雪芹、脂砚斋、贾宝玉密切联系的思路,形成了“李鼎、脂砚、宝玉三位一体”的新认识,这是“翻案”所结出的果实.当然,皮述民最具新意的“翻案”还在于他提出了这样的命题:“李学”即打破红学谜关之学!     

论贾宝玉对才子佳人小说中“才子”特质的继承与突破

贾宝玉作为中国古代小说中的经典人物形象，并非在《红楼梦》中横空出世，他的身上充满了浓厚的文人气息，尤其继承了“才子”形象的部分性格特质。贾宝玉对女性的崇拜意识、对“情”的执著以及个性中的狂狷都与才子佳人小说中的“才子”形象十分相似，但贾宝玉对“才子”形象又非简单地沿袭或重复，他对人生、对家庭、对社会的进一步反叛，构成了他个性的新元素，他突破于“才子”形象而体现出新的特质正是他能够成为古代小说中经典文学形象的重要原因。     

论《青春之歌》的成长叙事策略与红色青春想像

《青春之歌》是一部典型的青春成长小说,主人公林道静的成长历程是通过一系列的叙事策略实现的:成长者的“接受”仪式和“洗礼”典礼展现了具有宗教修辞色彩的成长的“催生”策略;革命理想配置爱情选择是成长叙事中革命理想占领私人空间的“合一”机制;两次修改版本和规范文本是成长范式的“回补”手段。这种成长叙事是民族国家“合法性”的想像与喻证。     

可悲的历史倒转——评红学索隐派的“复活”

<正> 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和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为代表的红学索隐派,在清末和民初曾盛极一时。经过胡适、俞平伯考证出作者及家世的大略情况,提出了“自叙传”说,又经过鲁迅发展了胡、俞的见解,进一步从文学的角度提出“写实”、“自叙”和“人情小说”,断定“作者盖知人性之深”,对《红楼梦》作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