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的原因分析及解决路径研究

基层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是异化后的行政权力结果,也是对行政责任的淡化,潜伏着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基于现代化治理的要求,需要在提供公共服务中不断重视基层工作者伦理道德的提高。从基层工作者失范行为表现与原因进行分析,着重以基层公务员的伦理建设、伦理建设和规范机制建设三个维度来构建规范的基层工作行为进行路径探究。     

浅析中国行政伦理建设的实现路径

我国行政伦理失范现象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就我国当前的实际来说,行政伦理建设必须加强国家公务员自身建设、法律制度建设和社会监督建设。自身建设是基础,法律制度是保障,社会监督使之落到实处。只有这样才能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行政伦理体系。     

我国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与对策

行政伦理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物过程中,所要遵循的道德要求和行为总则的总称.我国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现象普遍存在,且呈现出多种表现形式.加强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对于提高公务员队伍素质、提高行政机关办事效率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要积极采取措施提高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水平.     

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之理性审视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首要的是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新常态下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对改革发展全局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并对准确把握新常态下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丰富内涵有着重要意义.在当前,我国基层治理出面临来自执政党自身方面(治理主体)、施政主体——政府、新兴媒体治理层面等方面的挑战.在新常态下要强化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机制方面的构建理念.要明晰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机制、治理要素结构和推进路径,推动基层政府的自身建设,提升行政治理能力;同时要突出前沿研究,坚持问题导向.提升我国基层社会现代化治理能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提供稳定的社会基础.     

中国数字政府建设历程、实践逻辑与历史经验

信息技术的融合发展推动政府行政实践的不断变革。随着信息化浪潮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力的不断增强及信息技术的迭代升级,数字政府已逐步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形态,因此,从“全过程”视角揭示政府信息化发展的建设历程、实践逻辑与历史经验尤为必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数字政府发展先后经历了政府信息化筹备与普及阶段、电子政务建设阶段以及数字政府建设阶段,在政府信息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取得了显著成就,数字政府建设目标更加清晰,信息技术实施架构和制度基础日益完善。以信息化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先试点、后推广”的政策行动、设置“规划式”发展议程是我国数字政府建设全过程所遵循的实践逻辑;而党和国家重视数字政府建设、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并重、坚持“渐进式”发展则是我国数字政府建设实践所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     

中国行政伦理观的历史演进及当代启示

行政伦理观是公共行政主体和国家公务员在公共行政领域中关于行政伦理价值追求的总体观念,从行政伦理观的历史演变的角度出发,采用了理论研究方法,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行政伦理观的传承与变迁,针对不同历史时期行政伦理观的价值观念转变,归纳当代行政伦理观建设的启示。     

刍议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的原因与对策

公务员行政伦理对于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和谐具有重要价值。而今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现象频发,已严重损害政府形象和公信力,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从区级政府公务员行政伦理的现状进行调查,针对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的原因,必须从公务员自律和外在激励约束两方面寻找能有效防止行政伦理失范的措施。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域下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研究

我国传统的行政争议解决机制主要包括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信访等,这些机制主要属于事后救济和"根据决定的争议解决方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而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作为法治社会建设中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完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意义开阔了行政争议的解决机制的新思路,也提出了新要求。在完善传统的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的同时,需要关注新的解决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比如行政调解、首长接待日等,以建立多元化的行政争议解决机制。     

公务员行政伦理问题研究浅探

从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的精神、问题以及完善路径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指出行政伦理建设的精神包括平等精神、民主精神、注重效率的理念、公平竞争以及法律精神,而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的问题涵盖了机制、制度和行政伦理环境三方面的因素,所以中国的行政管理要发展行政伦理责任的理念,不仅是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化的结果,也是行政管理发展的需要。     

日本《国家公务员伦理法》的特征及启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国家公务员的渎职事件不断发生,并呈上升趋势。为此,日本政府于1999年4月颁布了《国家公务员伦理法》,具体规范了公务员伦理道德的行为准则。其主要特征表现在:特别职公务员与一般职公务员伦理立法相结合;国家公务员伦理法的内容细致、可操作性强;在对公务员不当处分的救济程序上体现了《行政程序法》与《国家公务员法》的衔接。日本《国家公务员伦理法》的规定对我国反腐败的立法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试论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的制度建设

【摘要】新时期,中国提出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理念,这一理念的实施需要以公务员队伍的行政伦理建设作为基础。然而,＂-5前中国公务员队伍的行政伦理失范问题仍然广泛存在。本文通过对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的表现及其原因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的制度建设。【关键词】公务员;行政伦理;伦理失范;制度建设     

论行政伦理建设

行政伦理是行政文化建设中的重大问题 ,对规范行政行为 ,提高公务员队伍素质意义重大。目前在我国行政伦理建设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 ,其产生的原因也日益复杂化和多极化。应当从多角度、多方面入手 ,加强我国行政伦理建设。     

制度与伦理：公务员行政行为规范的双重路径

公务员行政行为规范化对于行政价值目标实现、行政组织发展和公务员个人发展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公务员行政行为失范一般表现为行政不作为、慢作为和乱作为。对公务员行政行为的规范可以采取制度与伦理两种方式。与制度方式相比,伦理方式在行为规范的及时性、溯源性、主体性及成本控制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具有伦理属性的社会资本在公务员行为价值传导、信息传递、失范惩戒等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在中国行政改革价值演变中认识服务型政府建设

作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服务型政府建设需要在反思中国行政改革价值演变的基础上进行总体性的认识。中国的行政改革历经了效率、公平与服务等价值导向的演变,服务型政府将服务价值纳入行政道德的伦理考量而实现对既有政府模式的超越。基于总体性的理解,作为道德主体的服务型政府不仅包括主观结构与客观结构,依法行政和以德行政的职能内涵,而且包括以服务价值为核心的价值结构。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执政新方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在深入研究西方国家社会治理理论的基础上,科学地扬弃了西方政府社会治理的经验教训,结合中国现阶段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实际,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执政新方略,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内涵,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成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决策的形成与实施,既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又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坚实基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执政理念。     

价值、制度与能力——法治提升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逻辑与理路

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四中全会,我们党相继提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与国家治理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法治作为一种重要的价值目标、制度体系和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从价值、制度与能力三个层面来说,法治为国家治理体系确定了善治、秩序与边界价值,也为国家治理体系确定了制度体系的法治化,同时,法律的实施提升了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因此,通过法治的相关建设来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未来的治理方向。     

我国基层公务员的心理障碍及其心灵治理

近年来,中国政府开启了多重影响公务员自身利益的改革,基层公务员在这些改革中不但承受了利益调整的压力,更肩负着事务与效率倍增的使命。研究基层公务员在这一转型期的心理和行为是否出现偏颇,对于稳定基层公务员队伍、提高基层治理水平,实现整个国家的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基于一手数据研究发现,五成以上公务员具有轻到中度及以上心理障碍,转型期大环境引致的环境压力、工作压力、发展压力、个体素质、权威类型等对基层公务员心理障碍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应引入心灵治理理念,从行政文化干预入手,促进基层公务员行政心理与社会行政环境系统的良性互动、锻造心理健康的基层公务员队伍。     

新时代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应坚持的五种思维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并作出重要决定,标志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国家治理制度层面的优化和改革逐步走向成熟。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国家治理取得的一系列成绩和经验来看,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离不开各级领导干部执政行政思维方式的与时俱进,即服务发展大局的战略思维、坚定发展信心的历史思维、抓住治理关键的辩证思维、提升治理效能的法治思维及增强忧患意识的底线思维。这必将对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让我国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现代化治理效能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是各级领导干部应努力具备并长期坚持的重要思维。     

科技伦理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我国科技伦理治理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加强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对科技发展带来的伦理及社会问题的历史考察,指出由于新兴技术发展带来的伦理问题与相关的法律、社会问题紧密缠绕在一起,涉及的社会角色增多,需要以新的方式解决,这带来了伦理治理的新思想.科技伦理治理的思想成熟于生命科学的伦理治理,在负责任研究与创新思想和理论框架推进下得到进一步发展.本文以科技伦理治理是对科学技术的全过程的治理为基础,阐述了科技伦理治理及科技伦理治理体系的含义及特点,提出了一个科技伦理治理体系的理论框架,对未来我国科技伦理治理建设提出了若干建议.     

浅议马克思国家观的理论源起、内涵及当代启示

“国家”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贯穿人类发展始终的基本问题。马克思以黑格尔关于市民与国家的结构关系为基础起点,理解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矛盾,突破黑格尔法哲学的框架,深化市民社会的反伦理性质,定位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建构性关系。追溯黑格尔的伦理国家观并探析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国家逻辑”,通过对黑格尔和马克思国家理论的研究,在理论辨析中挖掘关于国家治理和建设的核心方法论,一方面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所要遵循的方向道路提供重要线索,另一方面有助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