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中的阳关意象

阳关、玉门关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关隘,分别扼守西域南北两道。阳关为丝绸之路南道关卡,玉门关为北道关卡,汉唐时内地与西域交通莫不取道两关,因而玉门关和阳关成为中国古代陆路对外交通的要道。这两座屹立在汉唐边陲的雄关,充满了神奇的魅力,引得历代文人墨客魂牵梦绕反复吟唱。在唐诗中阳关是边塞、前线和丝路要道,寄托着将士们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和立功边陲的志向,表达了他们对家乡亲人的思念。     

西汉经敦煌郡与匈奴在西域地区的争夺

汉武帝时期，西汉在河西击败匈奴并设置河西四郡，之后直至宣帝神爵年间，西汉以敦煌郡为基地，向西与匈奴争夺西域地区的控制权。在此期间，西汉首先经敦煌郡与西域南道，争得了对鄯善的控制权；再屯戍于渠犁、轮台，连通西域北道，同时通过联姻与乌孙结盟，对匈奴在西域东部的势力形成合围之势；之后西汉与匈奴对“车师六国”展开争夺，并形成彼此制衡的状态；最后，随着神爵二年匈奴日逐王归降与汉西域都护的设立，西汉最终赢得了对西域的争夺战。通过对传世文献与出土汉简的考证，我们可以较为清晰与详细地还原这一过程，而处在西域与河西阵地前沿位置的敦煌郡，始终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玉门关历史变迁考

丝绸路上著名关隘玉门关,伴随着中原王朝西方战略的发展及中西交通路线的变化,关址有过几次改徙。该文披检有关史料,并经反复实地考察,考得西汉最早设置的玉门关位于今甘肃省嘉峪关市石关峡,置关时间约在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或稍后;约在太初三、四年(公元前102-公元前101年)李广利第二次伐大宛之际,玉门关遂西迁至敦煌西北一带;约在东汉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随着瓜州径通伊州(哈密)伊吾路的开通,玉门关又东迁至今瓜州县双塔堡附近;迨及五代宋初,作为瓜沙归义军政权与甘州回鹘政权的天然分疆之地,玉门关又重新设在石关峡。玉门关前后延续约1140余年。     

不可不知

玉门关遗址:又称小方盘城。位于敦煌城西北90公里处的戈壁滩上。平面呈方形,东西横距24米,南北纵距26.4米,面积634平方米,残高9.7米。相传古时西域等地的美玉经此输入中原,故名。始建于西汉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与阳关遥相呼应,气势非常雄伟,古往今来无数戍边良将和文人墨客曾为之折腰。大诗人李白有诗句“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赞美它的无限风光。著名诗人王之涣又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来咏叹它的苍凉。自汉魏以来,一直是西边锁钥、“丝绸之路”的中路关口。晋代之后,战争频繁,始渐衰败。现存…     

对敦煌汉代南塞的再认识

敦煌郡是汉王朝经营西域的前哨与后方基地,其防御体系北塞（汉长城）为大家所熟知,而对于敦煌南塞却一直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受“阳关遗址考古调查与研究”项目带动,借助发掘出土的简牍文书,不仅可以从文字方面对敦煌南塞的管理方式作一定程度的推测,还可以将南塞的实际管辖地域向南推进50公里至阿尔金山北麓。伴随着南塞位置的重新认定,旧有关于阳关都尉与玉门都尉的分界需要再认识,这一点对敦煌史地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裴矩在开拓西域中的作用

继汉以来,大规模地开发西域者,是隋朝。西汉通西域后,中原王朝确立了对西域的统治,曾在这一地区设立过校尉、都护。西域各族与中原人民之间的联系也得到坚强。然自东汉以后,中原政权分裂,政局不稳。西域各国纷纷臣服于柔然、哒、高车、突厥等游牧民族政权。隋朝统一中国后,隋炀帝重新经营西域,揭开了西域各国与中原王朝之间的新篇章。在隋朝重开西域的过程中,隋朝宫廷中涌现出一批积极从事西域活动的人士。曾有侍御史韦节、司隶从事杜行满使于西域诸国,至宾得玛瑙杯,王舍城得佛经,史国得十舞女、狮皮、火凤毛而还[1]。韦节还撰…     

西汉玉门关遗址质疑

长期以来,甘肃省敦煌市西北处的小方盘城,被大多数学者认定是西汉玉门关。但从西汉将军李广利留驻敦煌,小方盘城的规模、地理条件,西汉末年发生的二王逃奔事件,祁连山自古也产美玉,悬泉置遗址的新发现,史书中道路距离单位“里”是否精确六个方面对小方盘城玉门关说进行考察,西汉玉门关实际应在敦煌以东。     

玉门关早年移徙新证——从小方盘汉简T14N3的释读说起

敦煌玉门关是西北史地一个永恒的话题,研究者所据文献大体一致,若有新资料则是汉代简牍文书的出土与旧有资料的再整理。该文以小方盘遗址1944年出土简T14N3释文的再认定为出发点,探讨玉门都尉的归属及其带来的玉门关迁移之说。玉门都尉府初属酒泉郡,敦煌设郡后西移,玉门关随之西迁是成立的。     

论西汉对匈奴与西域诸国的经济文化渗透

西汉王朝为打击匈奴而通使西域。为了使西域诸国与匈奴断绝关系,和西汉王朝一起攻打匈奴,达到断匈奴"右臂"的目地,西汉对西域诸国进行了经济文化渗透。匈奴在汉武帝的打击下,对汉朝称臣;汉王朝为巩固汉匈的君臣关系,对匈奴进行了经济文化渗透。     

班超与西域

在中亚历史上,班超的活动是最精彩的一幕,班超也是最值得肯定的人物之一。所以班超之后一千八百多年来,历代对他论述极多,褒誉之作比比皆是,贬毁之词几无所见。然而,对于他在西域成功的原因和意义却很少做过全面的深刻的探讨。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公元一世纪前的西域形势人们一般认为,中原与西域的正式交往始于西汉张骞。张骞通西域之前,中原王朝对西域的情形全不知晓,或知之甚少。只是到汉武帝时,才和西域正式往来,较为详细地了解到西域的情况。     

岑参赴安西路途考证

唐代著名诗人岑参以边塞诗名世,从文学史的角度结合岑参诗作描述岑参西域经历的论述颇多,但分歧亦大,尤以首赴安西路途为最。运用当今学界对唐代西域之政治、军事、商贸、地理、交通及出土文物的研究成果,基本可以说明,岑参首途安西出瓜州后,按常理应该不走丝路南道,不到敦煌,亦不过阳关,而是径由玉门关,走最安全、通畅之丝路中道。     

西汉张骞与中华民族的形成

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纵观中华民族的历史形成过程,发现西汉王朝对西域和西南夷的开拓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和经济基础。而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为西汉的正确决策提供了可靠依据。张骞的西域之行及其远见卓识促进了中原民族与西北民族及西南民族的大融合,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创建了不朽功勋。     

西域草原石刻对汉墓石雕的影响——以霍去病墓前石雕为例析

西汉墓前石雕质朴自然,气魄沉雄博大,与中原传统的造型方式有明显的差异,显现出较少的艺术传承性。该文拟以霍去病墓前石雕为例,从题材、摆放方式、艺术手法等方面论述西域欧亚草原石刻对西汉墓前石雕造型观念的影响,说明西汉在平定匈奴、外通西域的过程中,艺术上不断地吸收欧亚草原文化的营养,形成了独特的石雕风貌。     

两次“天马战争”的原因及对西汉经营西域的影响

该文对汉武帝坚持“天马战争”的原因进行了简单的总结和分析,认为自张骞通西域以来,西汉的军事、政治经营重心逐渐转向西北,西域的战略地位日益提高。天马战争前,西汉在西北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为经营西域作好了准备,而天马战争就是大规模经营西域的信号与开端。     

西汉西域都护所辖诸国考

西汉西城都护所属城郭诸国的名目,自东汉以来即已模糊不清,后人虽有所考证,但依然没有解决这一疑难。本文打算就这一问题再作探讨,以就正于方家。汉人之言西域有几重不同的含义,狭义的西域在“匈奴以西,。乌孙以南”,其具体范围是:“南北有大山(昆仑山和天山)……东则接汉,厄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于葱岭(帕米尔高原)”。①所谓西域城郭诸国即在其中。西域都护府辖区则超出这个范围,西逾葱岭,并有大宛,北越天山,而囊乌孙。《汉书·西域传》所述及的内容则更宽大,还包括     

西汉王国相考论

西汉王朝的政治体制是郡、国并行制,即郡县制与王国分封制并存,郡县直属西汉王朝,王国则为封王管辖的地区。王国建有一套独立的职官体系,其中相是最主要的职官之一。王国相的设置、地位变迁、职权、任命以及与诸侯王的关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汉中央集权的强化。     

汉唐时期西域饮食文化交流探析

丝绸之路是饮食文化交流之路。汉唐时期西域饮食文化交流具体体现在西域各民族饮食文化间的交融、西域与中原饮食文化的互动及西域与中亚、南亚等地饮食文化间的交流。探析汉唐时期西域饮食文化交流,有助于促进文化交流史、社会生活史乃至经济史的研究,并能促进对西域多元文化的认识,使我们更为立体地认识和理解丝绸之路文化,为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提供文化资源。     

论左宗棠与新疆开置行省

新疆古称西域,在远古时代即与内地有了交往。《山海经·大荒西经》和《穆天子传》,对葱岭以东的山川形势和风土物产,均有记述。为了反击匈奴奴隶主的斗争,公元前二世纪,西汉政府曾二次派张骞出使西域,沟通了西域与中原的交通,密切了相互之间的关系。公元前五九年(汉宣帝神爵三年),匈奴内乱,管理西域事务的日逐王降汉,宣帝命郑吉为西域都护,“都护之置,自吉始焉。”从此,西域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后,历朝在西域都设有军事、行政管辖机构。西域各族人民,早已与汉族人民生活在一个民族大家庭中。     

丝绸之路上的阳关、玉门关研究文献综述

丝绸之路上的阳关、玉门关,无论是关城本身,抑或是相关诗歌研究,历来备受研究者的关注。当前对于阳关、玉门关的研究多集中于从历史学角度考察关城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政治作用、经济地位等。有关两关诗歌的研究不多,且集中于唐代或清代的玉门关诗歌思想内涵、《阳关曲》音韵学和音乐相关研究,未对两关诗歌进行较为全面的搜集和整理,对其思想意蕴的理解有待进一步发掘。因此,可在文学地理学视域下,对历代两关诗歌的生成机制、思想意蕴、民族特性、地域特点、审美特质、文化特征等由地理空间到诗性空间进行整体观照和深入探究。     

西汉效谷县基层组织“乡”的几个问题

人们对西汉敦煌郡六县之一效谷县的认识一直欠明晰,隶属效谷县的驿站机构悬泉置日常运作档案文书“悬泉汉简”提供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资料.本文通过对悬泉汉简资料的发掘与研究,主要探讨效谷县的乡名及其相关问题,在西汉时效谷县明确存在有三个乡,即西乡、安乐乡和鱼离乡.后二乡可能与邮驿交通的关系更为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