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生活哲学与当今中国公民的廉洁教育

在现实生活中可以看到两种危机,即人的社会行为危机和人的精神文化危机.社会行为危机可概括为“物性化”危机,精神文化危机则是人的自我反思与文化上的自省机制已经被物化意识锁定,因而在精神层次上处于麻木或简单跟从状态.这两种危机是中国公民廉洁教育的深层社会需求.马克思生活哲学及其生活教育观点为认识和克服这两种危机,同时也为公民廉洁教育,提供了重要的原理和方法论.     

从《四库全书》看中国人的自省品格

自省是中国古代君子和圣人必备的品格,也是当代中国人健全人格中积极自我观的优秀品格。中国人主要通过自察和自讼对自己进行自省,希望通过自省来改正过失、预防过失和提升自我。中国人的自省对个体、家庭和社会的各个层面都产生影响,分别表现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通过对自省在古今、中外的相关内容进行比较,表明中国人的品格源自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同时还具有时代性,以及跨文化的相似性与差异性。中国人自省品格的养成受内部因素和外部条件的共同影响。     

为有限的自我而写作——文珍小说的一种读法

在“80”后作家中,文珍作品的意义确立与她精心设计的书写策略密不可分。她的小说借由爱情破碎的过程展现作为时代症候的虚无,而绝望中的“信”构成了人物自救的一种方式。在双重叙事的互动中,一个具有深度内面自我的主体形象得以呈现,其根本的特征在于获得作为一种现代性精神的自省意识,这是小说中人物性格生成的内在机制,也是文珍主观思想原则的投射。文珍着力描写的就是个体在世界上的局限性,为有限的自我写作构成了文珍的创作旨归。     

范畴与思想：《尸子》中的“分”

“分”是《尸子》政治法律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用以稳定地表达特定含义,意为“职分、持定”。《尸子》认为“分”的正当性根据在于其与天道的内在一致性。圣王和圣人在厘定和倡明社会成员职分的过程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每个人都应该谨慎地对待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举止,使之符合自己的职分要求,同时应勇于担当自己的社会责任,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尸子》特别强调了国家治理者的守分,认为赏罚二柄是守分的重要保障。     

救赎与担当——路遥的两性书写与中国精神

路遥作品中的男性人物具有“自强不息”的自我救赎,而女性多具有“厚德载物”的担当包容,这两方面不仅代表了人与自我,人与他人的关系。面对一个大时代,传统的两性书写也亟待被注入新的元素,路遥对文学中人和社会在新语境下的和谐书写应成为当代文学的起点。     

乡土记忆与族群书写——以当代侗族作家群体的小说创作为例

［摘要］通过对侗族作家的小说文本分析,我们发现,以侗族作家为例的少数民族作家,往往执着于在作品中书写乡土生活,而这种书写,是与延续族群记忆密不可分的。侗族作家在乡土中寻找记忆,在记忆中发现族群,在族群中体认“书写”的使命,在书写中回归乡土,是因为乡土的记忆里蕴含着族群体验,而书写则是自我回归族群、延续生命的过程。     

试谈培养和提高妇女能力

一、妇女能力的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妇女解放发展的重要方面.今天,在妇女解放不断深入发展的同时,世界上却出现了一个引人瞩目的全球性差异,即相当一部分妇女获取知识的目标是自我完善,是性别化的自我完美,而忽视自己作为“社会人”的权利与义务,忽视自己能力的发展;而男子获取知识的目标则是更好地投身于社会.     

“十七年”女性政治身体书写的美学批判

［摘要］在20世纪女性形象书写史中，“十七年”（1949-1965）的铁姑娘等女性政治身体书写因为缺乏女性特征被排除在历史之外。如果从20世纪女性运动历史整体的角度来看，“十七年”的女性政治书写实际上是从政治学与社会学角度解决了“五四”时期的“拉娜”出走之后的问题。 “十七年”的铁姑娘等政治身体则为中国女性平等权利建构了合法性的知识阐释体系，建构了女性的“社会性成人身份”，也为新时期（1978年以来）的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提供了知识前提。因此，“十七年”女性政治身体的书写在20世纪女性美学书写中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     

为己之学的不二法门——先秦儒家自省意识研究

儒家为己之学是修身之学,自天子以至庶人,皆以修身为本,自省又是修身之本,故自省可谓是儒家为己之学的不二法门。先秦儒家自省意识奠定了儒家自省学说的基础,孔子及孔门“七十子”、孟子、荀子都有具体的自省思想,孔子的“内自省”“自讼”,孟子的“自反”“反求诸己”,荀子的“参省乎己”是儒家自省思想的经典表达,在省过、为学、进德等重要方面初步建立了儒家自省学说体系,成为汉唐儒学、宋明理学自省意识的思想源泉和理论依据。先秦儒家自省意识虽然朴素,尚不系统,但在整体上呈现出主体性、自觉性、乐感性、人文性的理论特征。先秦儒家自省意识是划分君子与小人的一道分水岭,是处理人己关系的重要法则,它开启了儒家自省传统,为推进当下的公民道德建设、唤醒当代自省意识提供了思想资源和重要启示。     

生态美学视域下王阳明居夷诗的生态书写——自然、社会与精神

谪居贵州是王阳明心学体系走向成熟的重要转折点,居夷诗折射出了王阳明当时的生存状态。与其“万物一体”“恻隐之心”心学观相勾连,诗中自然生态书写表现为喜山乐水与怜悯生物;在贵州百姓的热情关切下,其诗中社会生态书写表现为由外来个体向社会群体转变;受贬谪之苦与生活之乐的交互影响,其诗中精神生态书写表现为忧伤郁结伴自我开解。物质文明不断发展,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社会与精神生态脆弱程度加深,王阳明居夷诗中的生态书写饱含生存智慧,对启发今人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有重要意义,同时生态美学对王阳明居夷诗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论苏辛词的白发书写与诗化特征

苏辛词中数量丰富的白发书写呈现了二人多层次的生命意识,是其词诗化特征的重要构成因素。书写的具体方式有意象组合、时空剪辑和虚实相生等途径,意象组合以青山、花等象征永恒和生命力的事物为主。稼轩词中白发书写虚笔甚多,有移情、白发人格化、自我形象他者化等技巧。白发书写透露出二人复杂的迟暮心态,对衰老产生的抗争、自怜、接纳等心理。白发书写引入年老创作者的自我形象,词之抒情主体突破了唐五代词以红粉佳人为主的模式,向言志之诗靠拢。二人相较,苏词中白发书写对于词体的开拓是有限度的,辛词则藉此构建了迟暮英雄的个人形象,取代诗成为辛氏襟怀情志的陶写之具。     

世俗人生:儒家经典生活的窘境与晚明士人社会角色的转化

传统儒家基于“志于道”的终极理念而确立起的士人经典化的生活模式 ,在晚明社会的变迁中陷入了极大的窘境之中。“贫”、“穷”、“抑”成为晚明士人最为重要的生存困惑与社会呼声。晚明士人也于这种生存压力与商品经济发展的促动下 ,走上了世俗化的生存道路 ,开始了由“道德人”向“世俗人”社会角色的转化。这种转化虽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 ,但同时也潜在地促动了“士”与社会之间的交融与互动 ,拓展了其通过社会而存在的能力。     

晚清科学小说中的“光学”叙事及其现代性意义

晚清科学小说中存在着不少有关“光学”的叙述。光学叙事的出现建基于西学东渐的历史大背景，尤与西方光学知识及相关器具的传播关系紧密，其在科学小说中主要以两种形态呈现：一种是作为知识展演，为晚清小说家的光学书写奠定相应的理论基础；另一种是具象化为一系列功能各异的光学奇镜，生动构成源自西方的现代视觉技术在本土语境中的回环映现。前一“知识”形态，反映了西方光学在晚清输入中国的既定历史事实，也由此发挥一定意义的科学启蒙功效，而后一“器物”形态，不仅蕴含着创作者对于象征科学力量的西方视觉技术的真诚信服，更是他们参与现代视觉文化的想象性表达与建构的方法论表征，二者具有同等重要的现代性意义。     

自我修养与劳动——论《庄子》的反异化思想

《庄子》把外在自然与人的内在自然的“人化”过程及其结果视为一种异化现象,因此希望通过“返本”“归真”等方式纠正过分的“人化”过程.“返本”与“归真”是人的自我修养的过程,因而实质上也是一种“人化”,但是,这种“人化”保留了人的内在自然所固有的尺度.《庄子》中所论及的艺术活动、工匠们的劳动也体现了“自然的人化”,但是,这里所谓的“人”已是经过“返本”“归真”的修养过程的人,因而《庄子》中的“自然的人化”不同于平常所谓的“自然的人化”.     

儿童文学死亡书写的可能、限度及启示

在现代儿童文学中,得益于儿童观的现代革新及对儿童文学分层的理性认知,“死亡”已不再是话语禁忌而成为被接纳的议题。在对死亡“写什么”与“怎么写”的表述中,受制于儿童文学文类的杂糅而衍生出对死亡阐释的可能性及阈限。在历史化动态发展的语境中,儿童文学的死亡书写并不止于生命之殇的疼痛体验,而是同青少年的成长议题有机融合,从而扩充了死亡书写的长度、宽度与深度,这对于儿童文学自我封闭的本质主义起到了理论纠偏作用。同时,以死亡书写延展的生命重量对因幻想而衍生的文化轻逸产生了抵制效应。当然,死亡书写进入儿童文学文本也应是有限度的,如何针对儿童文学分层结构采用对应的叙事策略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历史、价值与《新青年》思想能力的激活

在《新青年》杂志创刊一百周年之际,近代以来逐渐被“博物馆化”的儒教与曾推动儒教“博物馆化”的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知识空间中却似乎出现了一定幅度的命运逆转。对《新青年》涉及宗教认知、社会进化论等理念的价值重估,与对曾由新民主主义论的革命史观主导的新文化“故事”的历史重写,两种互惠的历史动力,促使新文化运动某种程度被反向“博物馆化”。对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书写逐渐从“典型的历史”走向“真实的历史”。《新青年》以个体自主为核心价值,绝对肯定人的意志和能力。它不仅呼应、承接了儒学近代转型、朝向人性回归的根本命题,也拥有鲜活的生命力介入当下的社会生活。     

蠡测“写一部好书”——读《大生命视域下的庄子哲学》

在当今的信息时代出现了一些流行语,如“知识爆炸”、“海量信息”、“云计算”、“云图书馆”云云,意思是说,网络技术连通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个角落里的每一个人.知识累积之富,如恒河沙数;信息变化之速,刹那万千;信息传播之广,其大无外.知识的获得不再有门槛,信息的传播失去了边界.不仅知识和信息被数字化,人们的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也在无可奈何地被数字化.一句话,每一个人都成为网络世界中一串“被平面化”的冰冷的数字或符号.在这样的时代场景中,人人都在写作撰文,人人都在著述立说,人人都在传播互动,人人都在用同样的方式表现“同样的我”,撰文著书已不再是少数“思想者”在孤独寂寞中“表达自我”的苦心孤诣的艺术.于是,学术被技术和数字平面化.知识、信息、学术的“平面化”具有两方面含义：一是正面的,即从积极的方面看,有助于知识的大众化、平等化、民主化;二是反面的,即从消极的方面看,它无疑会导致知识的平庸化、低俗化、无个性化.     

黎庶昌“使外文学”作品的新因素及其对中国近代散文发展的意义

黎庶昌是晚清桐城派的代表作家,也是晚清最早常驻欧洲的外交官之一。黎庶昌以东西方异质文化为主要文学书写对象的“使外文学”作品,为中国近代散文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内容、新的思想和新的艺术表现手法,其散文鲜明的学者化写作风格,成为20世纪“文化散文”的近代滥觞。因此,黎庶昌的“使外文学”对于中国近代散文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示范性意义。     

经学的数术化与数术的经学化——以汉代《洪范》五行学为中心

与“六艺”之学一样,数术具有悠久的知识传统,并在晚周的书面化进程中建立起一定的系统性,其中一部分更从有司所职的专门之学演变为具有社会影响的公共知识。以京氏《易》学、《洪范》五行学、齐《诗》翼氏学和《春秋》公羊学为代表的汉代经传将数术知识融入传统经传的阐释之中,从先秦儒学的立场来看,这导致汉代经学数术化的发展倾向;但从数术知识的立场看,则表现为一种经学化的发展历程。从后一视角出发,考察汉儒本于“六艺”而整合数术的意图、方式与困境,同样是汉代经学史研究的重要维度。     

在语言的边界寻求超越——对福柯之言与行的思索

福柯的哲学围绕知识、权利和主体三个概念构成,而主体是其核心概念。福柯认为主体是生命力、知识体系与社会权力互相作用下的产物。随着现代话语模式的终结,由这种话语模式构成的“人”也将随之终结。在前“人”离去的空间里,人必须开始自我建构,即利用“自我技术”进行自我生产。福柯对文化的边界研究、他的社会边缘心理以及社会边缘行为相辅相成,其最终目的是摆脱现代性的控制,获得自由的极限体验,并且不惜为此付出死亡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