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乡村振兴促进法的类型、功能与实施关键——以制度功能主义为分析视角

农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乡村发展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关系是乡村振兴促进法要调解的关系,由此决定了这部法律是发展促进法,以规划和干预促进农业农村农民振兴,依法促进农民发展权的实现,依法调整城乡、工农关系,依法保障农产品供给和粮食安全,依法促进共同富裕;实施关键是依法保障农民主体地位,依法促进人口与人才振兴协同发展,依法保障城乡融合发展,依法促进乡村特色发展,依法进行乡村治理。     

共同富裕治理的科学内涵与基本要素

共同富裕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次实践,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紧迫任务,也对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从治理角度深入理解共同富裕的内涵,明晰共同富裕治理的构成要素,才有可能找到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现实路径。研究认为,善治是共同富裕治理追求的目标,也是衡量共同富裕治理的标准,内含着共建、共治、共享的意蕴;共同富裕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客体复杂化、治理方式多样化、治理过程制度化以及治理评价综合化的客观现实,决定了共同富裕需要在共建共治共享的基础上处理好上述各治理要素间的有效连接与良性互动;深入分析共同富裕治理5个要素及其特征可知,人民至上是共同富裕治理的基本遵循,这决定了共同富裕治理需要构建共同富裕治理共同体,通过党建引领、载体创新、数字赋能增强共同富裕治理主体能力。研究表明,面对现代社会的一系列风险,需要以治理思维应对实现共同富裕面临的各类问题与挑战,走向合作共治是未来共同富裕治理面临的现实而必要的选择。     

新发展阶段实现共同富裕的样态界定、现实阻点及因应策略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新发展阶段的重要议题。从“共同”二字分析中国共产党的共同富裕观,其所探索的富裕样态必然包含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共进共赢、不同主体共富之意。但是,从实践来看,我国实现共同富裕还面临区域发展差距仍然客观存在、城乡发展失衡问题依旧明显、收入分配差距仍在高位徘徊等现实阻点。当前,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点工作是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完善收入分配结构等方面精准发力,久久为功,以期逐渐控制地区差距、缩小城乡差距、调节收入差距。     

共同富裕背景下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统筹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契合共同富裕发展与分配的双重属性,当前,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框架与实践路径都处于探索期,文章首先梳理了县域城乡发展的理论共识、分歧与疑问,进而提出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础性问题,揭示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逻辑。从遵循梯度发展原则、走产城融合道路、建立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加强县域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建设四个方面,阐述统筹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进路。文章将县域城乡融合发展与共同富裕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为推动以县域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理论依据。     

后全面小康时代绿色治理助推乡村共富的逻辑进路

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共同富裕成为党和人民的新追求。在后全面小康时代,推动共同富裕,农业农村仍然是重点。绿色治理作为一种全新的治理理念,其蕴含的价值追求和技术理性与共同富裕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是研究共同富裕问题的一个新视角。针对脱贫过程中形成的政策制度惯性,在推动乡村共富的进程中,应从绿色治理的可持续性、多元性、整体性、多维度等理论诉求出发,遵循从运动模式转向常态模式、从政府主导转向多元共治、从以村为主转向城乡融合、从帮扶导向转向改革导向的逻辑进路。与之相衔接的是,要加大政策供给力度,包括法律法规保障、产权制度改革、生态产业发展、试点政策配套、村级党建引领等,以此打破制约农业农村生产力发展和乡村振兴的政策制度障碍,构建与共同富裕相适应的绿色治理机制。     

场景营造与城市近郊特色小镇建设

场景营造对创造人地共生所需的文化空间具有形塑作用,是统合文化生产与消费、激活多方主体参与、实现乡村振兴的内在动力机制。特色小镇是当代中国城镇化的一种发展模式,既是打通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大战略的空间支撑节点,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同时还是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战略的承接地。场景理论的应用,推动着特色小镇的建设从以空间扩张为特征的第一阶段向以文化内涵建设为特征的第二阶段演进。城市近郊特色小镇作为一种特色鲜明、要素集聚、宜居宜业、富有活力的文化空间,与城市的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存在诸多协同。在推动“城市群——都市圈——中心城市——大中小城市协同发展——特色小镇——乡村振兴”统筹发展的新型城镇化总体战略高质量落地的过程中,以场景营造推动城市近郊特色小镇建设中主体价值的重点突出,避免特色小镇的价值分散与符号游离,重视与城市主体文化生态的协同,强化空间规划和错位发展,围绕特色符号构建产业价值链,是调整城乡产业空间布局、探索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乡村振兴的新的理论解释和实践路径。     

开放包容:新中国70年贫困治理的经验和逻辑

开放包容是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也是我国贫困治理能力不断提升的中国经验。梳理国内外关于贫困的定义和认识,"开放包容"是实施贫困治理的必然要求;分析国内外减贫形势,"开放包容"是全球贫困治理的现实需要。新中国70年的贫困治理形成了开放包容的贫困治理体系:发展是硬道理和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治理理念、政府主导和多元参与的治理主体、改革开放和包容发展协同的治理方式、自身发展与促进世界减贫相统一的治理目标。其蕴含着的深刻逻辑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推动包容发展是贫困治理的根本前提,对外开放带动农村生产要素配置优化是贫困治理的必要条件,提升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是贫困治理中开放包容的核心目标。展望未来,进一步丰富完善贫困治理的开放包容经验,需要建设贫困地区开放经济,挖掘贫困治理动能;推进贫困地区共享发展,完善贫困治理体系;加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提升贫困治理质效。     

以融合促振兴：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

以县域为载体推动城乡产业融合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基于2006-2021年我国1672个县域数据,构建城乡产业融合影响共同富裕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门槛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城乡产业融合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作用渠道与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呈现“正U”型非线性特征,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县域城乡产业融合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促进企业引培来推动共同富裕,但只有当县域城乡产业融合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成立。此外,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在区域和城乡产业融合类型层面均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对共同富裕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而且县域要因地制宜地采取合适的城乡产业融合模式。据此,要加快推进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并优化县域金融扶持政策和加强企业引培力度,优化城乡产业空间布局,探索差异化城乡产业融合模式。     

统合型治理的研究谱系与概念特征

统合型治理作为地方与基层治理研究领域广泛流行的概念，学界对其还缺乏基本的理论共识。通过文献梳理发现，目前统合型治理研究主要存在规范分析下的理论演绎与实证分析下的经验归纳两条路径，二者对统合型治理的主体与目标等有着共性认识，但在统合型治理的内涵、过程、机制与组织结构等方面存在不同认知。基于此，文章尝试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的循环对话中，提出统合型治理的研究视角、分析框架、理论内涵与概念特征等，以推动学界研究共识的达成。文章还简要讨论了统合型治理的分析范畴、理论定位与现实意义等。     

面向共同富裕的农村低收入人口帮扶：治理转型与路径选择

打赢脱贫攻坚战后,农村低收入问题治理成为我国新阶段农村社会治理新命题,农村低收入人口帮扶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与绝对贫困相比,农村低收入问题具有相对性和多维性等特征,治理上更加强调常态化和差异化。因此对治理模式也有新的要求,在治理主体上强调多元化,在治理策略上强调从运动式治理转向常规化治理。为构建农村低收入人口的常态化、差异化帮扶机制,在战略衔接层面,应加强农村低收入人口帮扶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衔接,依托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加速城乡融合发展,构建农村低收入人口整体性帮扶机制;在治理主体层面,处理好个人、政府、社会在三次分配中的责任和义务,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常态化帮扶机制;在政策设置层面,依据农村低收入人口的群体特点进行分层分类,以收入、劳动能力等多维度衡量标准体系针对性地制定差异化帮扶政策。     

城乡融合视域下的乡村文化振兴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文化振兴是新时代党和国家的重要部署。在城乡融合发展视角下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既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求，又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以在明确协调城乡文化发展关系和高质量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目标和原则基础上，构建“过程相嵌 资源共享 主体合作”的乡村文化振兴实施框架，以城乡党建结对共建、协同推进“两创”、公共文化服务融合发展、文化产业融合发展、人才共育共享为抓手，以乡村文化振兴决策的协作优化机制、乡村文化振兴资源的动态倾斜机制、乡村文化振兴主体的多元合作机制、乡村居民文化权益的共同保障机制、乡村文化安全风险的协同防范机制为保障，全方位、全过程推动乡村文化振兴。     

人民主体·公平正义·制度构建——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演进主线

共同富裕是理想社会的价值指向,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从马克思恩格斯把“共同富裕”标刻在思想理论的底层核心,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把“共同富裕”书写在初心使命的旗帜中心,贯穿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重要主题无疑就是“共同富裕”,它具体展现为逻辑自洽的三条主线：人民主体、公平正义、制度构建。人民群众是共同富裕的主体承当,解决了共同富裕价值主体从“现实的人”上升到共同体的“为了谁”、创造主体从无产阶级发展为人民群众的“由谁推动”、受益主体从全体人民延展到世界人民的“由谁共享”的根本问题。公平正义是共同富裕的权利基石,彻底消除贫困,保障个体的生存尊严;推进城乡融合,实现城乡的权利平等;按劳分配所得,确保全体的共同发展。社会主义在现实的历史进程中通过对超越资本增殖逻辑的制度探索,推动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制度演进,促进了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变迁,从而建构了共同富裕的社会形态,创造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条件,彰显了人民的主体地位,体现了新时代具化的公平正义。     

互塑协同：集体产权改革与公共服务供给

集体产权改革与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的互塑协同既是我国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客观要求,又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坚实基础。共同富裕目标视域下,集体产权改革与公共服务高质量供给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两个重要方面,两者间的耦合和协同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集体产权改革资本化、股份化的推进,重塑了公共服务供给格局。政经分离的滞后、股权设置的弊端以及外来主体的挤压等困境,阻碍“互塑”机制发挥协同作用。研究表明：集体产权改革是推动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进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环节。为此,应构建以主体责任协同、发展要素协同、价值协同为内涵的互塑协同机制,即以监督性责任共担实现高效能治理,以内部资源整合推动高质量发展,以多元主体协作创造高品质生活。     

资源赋权、村社再造与乡村共同富裕——基于烟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经验诠释

乡村共同富裕是新时代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资源赋权-村社再造”的分析框架,对烟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促进共同富裕的微观运作机制进行解构发现：资源赋权与村社组织再造合塑了乡村共同富裕的资源基础与主体能动性,其中,国家资源的嵌入性赋权以项目、精英、制度等资源理性嵌入性赋权的方式形塑了村社组织的政治统合机制,再造了村社组织促进乡村共同富裕的组织轴心,有利于促进乡村多元主体的利益协调与分配正义;乡土资源的内生性赋权通过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股份合作制与乡土空间内部的文化网络等赋权方式聚合了村社组织的社会动员机制,重构了村社组织与乡土社会之间的利益、文化维度的关联网络,激活了村社成员参与乡村发展与共同富裕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市场资源的发展性赋权借由资本与人才赋权方式缔造了村社组织的经营村庄机制,在村企共建与联动式发展的过程中撬动了乡村共同富裕的可持续发展动能。因此,乡村共同富裕既需要国家、乡土社会与市场的协同参与和有效赋权,也需要建构以村社组织为本位、以农民为主体、以乡村公共利益为旨归的发展模式。     

共同富裕视域下我国相对贫困治理机制研究

相比于消除绝对贫困的局部性和紧迫性,相对贫困治理的整体性和长期性特征更为显著.需要将消除相对贫困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相结合,并将其置于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伟大征程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长效治理机制.围绕建立动态识别与监测机制、完善社会化扶贫协同机制与城乡一体化治理机制等构建长效治理机制,在实践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丰富贫困治理的具体方式与工具,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基础.     

人文经济助推共同富裕: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中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更要重视精神方面,实现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协同发展。人文经济与共同富裕的目标不谋而合,人文经济关注人的重要性,通过人文与经济的融合,构建一个更加和谐包容的社会。首先,本文阐述了人文经济和共同富裕的内涵,两者在目标上具有一致性。接着,本文从绝对与相对、物质与精神、时间与空间三个层面探究人文经济推进共同富裕的逻辑机理。研究发现,作为以人为中心的人文经济,可以有效缓解相对贫困、实现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协调发展,为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赋能。人文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会遇到价值观的地区差异、区域发展不平衡、人才匮乏、市场不完善的困境。最后,针对这些困境,本文在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文化产业与科技融合、人才培养、推动社会公平与文化平等方面提出实现路径。     

党建引领“三治融合”的理论逻辑

从理论谱系和历史变迁中总结梳理新时代基层党建引领“三治融合”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的理论逻辑具有重要意义。从杜赞奇的“经纪机制”理论视角切入,中国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的历史变迁历经了“保护型经纪”“盈利型经纪”“行政型经纪”“资源型经纪”等几个重要阶段,而“统合型经纪”可被视为新时代党建引领“三治融合”模式的基本特征和理论逻辑,其本质就是将“政党”带回到地方治理场域中,形成以基层党建为统合、培育公共性为目标、协商治理为主要形式的治理模式。在“统合型经纪”作用下,通过党组织权威实现对国家治理的“增权”和对基层组织的“赋权”,实现了地方公共性社会关系和委托-代理关系的重构,有效改善外生权威缺乏和内生权威式微的乡村治理困境。     

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进展与未来展望

2023年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五周年。五年来,长三角地区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推动各项工作取得重大进展,科技协同创新和产业一体化发展领跑全国,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临港新片区、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皖北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等建设稳步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在全国前列。针对部分产业链供应链依然存在“卡脖子”、部分产业开始加速外迁等问题,沪苏浙皖等省市应立足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携手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共同提升高水平双向开放合作水平,提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加快建设幸福宜居长三角。     

论包容性发展的政治建设视野

促进和推进包容性发展需要发挥政治建设系统的特殊作用和选择动态稳定的政治建设形式.包容性发展的内容体系在政治建设层面首先表现为民主政治建设与法治建设的有机统一.这是因为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与法治建设发展路径相近、民主政治建设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基础、法治建设是民主政治建设的外在保障.包容性发展的民主政治建设内容包括政治参与的包容、政治群体的包容、政治差异的包容.包容性发展的内容体系在政治建设层面其次表现为政府与社会的和谐支撑.通过推动体制的包容,增强政府行政能力,以建设责任型政府、效率型政府和法制型政府.通过实现治理的包容,改革政府管理模式,以实现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方式多样化,从而实现政府与社会的和谐支撑.     

乡村振兴进程中“三治融合” 生态治理体系之构建

构建生态自治、生态法治、生态德治的“三治融合”乡村生态治理体系,既是推进国家生态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要,也是建设美丽乡村、助推乡村振兴的实践方法。当前广大乡村生态治理与建设实践过程中存在着主体认同与协同困境、制度供给与融合困境、文化传承与发展困境,制约了“三治融合”乡村生态治理体系的构建及其运行。相关部门应从培育主体认同、完善制度规则、重塑生态文化三个方面,夯实乡村生态自治基础、强化乡村生态法治保障、增强乡村生态德治支撑,进而提升乡村生态治理能力,推动生态美丽乡村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