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熹对形而上体系的构建

中国的形而上学不同于西方意义上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宋明理学家承接将儒学构建为“通道”之学的新的历史使命。如何构建形而上体系,是朱熹包括“北宋五子”在内的宋明理学家的新任务。朱熹通过吸收和改造佛、道及先贤的思想,建构了形而上的最高本体。他运用逻辑的方法,论证了封建伦理道德的合理性,把它说成是自然界的永恒规律和最高原则。     

工夫·情调·境界——朱熹对“茶”的理学诠释

朱熹对“茶”的诠释,主要涉及茶事、茶诗及理学。从“茗饮瀹甘寒”的茶事看,朱熹借茶修身,以严肃工夫落实“变化气质”。从“茶烟袅细香”的茶诗看,朱熹由茶入理,以诗化体验抒发生命情调。从“一个道理”的茶理看,朱熹以“茶”敞开“理一分殊”,以“至严”之礼敞开“至和”之境。     

论朱熹对二程天理论的拓展

朱熹接着二程理学的思路讲,并不照着以往理学的内容讲.他把天理视为天人合一的本体论依据,强调天理在逻辑上先于宇宙万物.提出理在气先说,展开论证理一分殊,使正统理学世界观臻于完备.     

浅析朱熹哲学“理一分殊”思想

宋明理学因为其独特的风格和特点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成为官方哲学,统治时间达七百多年,对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面对儒、释、道三家合流的冲击,为了恢复儒家作为合法地位,朱熹作为集大成者,建立以理为基础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对由程颐提出＂理一分殊＂思想,朱熹进行了系统论述,并使之成为程朱理学的一个核心观点。它的思想包含着动静观、格物致知论、心性理欲论三个方面,在此之中,朱熹哲学实际上成为封建皇权的精神象征,并包含很多唯心主义成分。     

论朱熹的格物穷理思想及其“科学理性精神”

朱熹借用佛学理论创造性地提出＂理一分殊＂新儒学理论,并以此理论为基础深入阐释了儒学之＂格物致知＂理论。他提出的格物与致知（格物与穷理）辩证统一的心性修养途径和方法,与培根等近代科学方法论大师提出的科学探索方法非常接近;但因其格物穷理思想建立在＂理一分殊＂唯心主义基础上,加之他不愿突破儒家伦理框架束缚之形而上学特质,他的＂格物穷理＂思想,终未走向真正的科学精神和方法之方向。     

“理一分殊”新释——兼论朱子对“理”的本体地位的论证

“理一分殊”是朱子从哲学本体论上对于“理”的本体地位进行说明与论证的一个命题。考察朱子对于“理一分殊”的解释和论证,对于“理一分殊”可以提出一种新的理解：朱子所谓的“理一”,是指“理”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所谓“分殊”,是指此理随其所处之体不同而其用不同。“理一分殊”在伦理学上的功能,便是为古代儒家的名分制伦理作出论证。因此,朱子所讲“一理”与“万理”的关系,只是普遍的“理”与“理”在万物中的“用”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一般的“理”与特殊的“理”、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之间的关系;朱子所讲的“分”,既不能从“分割”的意义来理解,也绝不能从“分有”的意义来理解。     

朱熹关于世界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理一分殊说”

"理一"不是实体,是极好致善的"表德",即人类共同的价值标准。"分殊"是万物的个体性、多样性和差异性。理一与分殊的关系不是概念论的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是生命论的整体与分体的关系。理一在万物中,在人的心灵中。"理一分殊"说不只是从概念"推下来",而且是从经验"推上去",是经验与观念的统一,分析与综合的统一。人人有真、善、美的价值诉求,但最重要的是理会多样性,立足于分殊而理会理一。理一作为生命的根本法则就是仁,其实现的方法是"忠恕",只有尊重事物的差异性,从中理会一贯的道理,才能实现共同价值。朱子从生命哲学的立场,试图为人类生活建立统一的价值法则,直接讨论人类生存方式这一重大课题,并深入到心灵世界的深处,挖掘共同的生命诉求,坚持多样性是人类存在的基本形态,通过多样性的实践而实现共同价值,有其重要意义。     

从《诗集传》看朱熹的理学思想

通过分析《诗集传》的注释，以探讨朱嘉理学思想，如道心人心、理一分殊、心统性情、主敬涵养等．     

《西铭》之“理一分殊”原则对人格形成的负面影响

《西铭》作为儒家经典,其中体现儒家“理一分殊”仁爱观,在这种儒家“理一分殊”原则影响下,形成了注重人文关怀而轻视心理疏导的不健全人格培养模式,对构建和谐社会主体人格的形成产生了负面影响,使国人在人格观念上表现出家国混一、身份模糊、有治无法、忠孝愚从等四大特点。     

《孟子》“一本”“二本”的说法在宋代理学话语中的用法辨析——兼论“理一分殊”提法的来源

本归纳了《孟子》“一本”“二本”的说法在宋代理学话语中的用法，指出理学界对世界统一性的追求，在儒学内部，是受了孟子“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的鼓舞。由于“一本”“二本”也是程颐提出“理一分殊”时的话语来源，本着重分析了两种提法之间的关系，指出程颐本之《孟子》提出“理一分殊”，实原出于赵岐的误读。     

朱熹对《论语》“仁”的体用诠释：以体用一源思想为视角

朱熹继承和发扬周敦颐、二程体用一源思想,既突出体用的同源与无间,又强调体用的不同,并将其贯穿于对《论语》“仁”的体用诠释之中。一方面,他分别体用释仁,强调仁是体,其逻辑理路为：性是未发,仁是性,仁是未发,未发为体,仁是体;情是已发,爱是情,爱是已发,已发为用,爱是用。仁作为体,与为用之爱层次有别。另一方面,他强调仁兼体用,突出仁之体用不离,“全德之仁”统体用,“专言”之仁兼体用。朱熹以体用一源思想进行仁的体用诠释,既驳斥了二氏“体用殊绝”之截然两分体用的思想,警惕了其不良影响,也对玄学以无为本的本体论进行了回应,彰显出坚定的儒学立场和现实关怀,推动了理学的全面建构。     

“孝弟”:“仁之本”还是“为仁之本”——以朱熹对《论语》“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的诠释为中心

对于《论语》"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一句,历来有不同的解读。汉唐时期大都将其解读为"孝是仁之本",而唐宋时期还出现了"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的文本。朱熹继承二程所谓"为仁以孝弟为本,论性则仁为孝弟之本","仁是性,孝弟是用",明确讲"仁是体,孝弟是用",把仁与孝弟的关系看作体用关系,并由此将该句解读为"所谓孝弟,乃是为仁之本",而不是"孝是仁之本",这些观点在理解仁及其与孝的关系问题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朱熹《中庸章句》对“知、仁、勇”的诠释

朱熹《中庸章句》对“知、仁、勇”的内涵作了诠释,认为“知、仁、勇”意在“择善”而“固执”,而且该三者既有区分,又互相关联;重要的是,朱熹对于“知、仁、勇”的诠释还与“中庸”结合在一起,而且特别强调必须以“诚”为根本。这可以为当今建构新的核心价值观提供更大的思想空间。     

浅述对《论语》“问孝”的感悟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孝是最悠久、最重要的传统伦理观念,而且影响最为深远。孝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都在维护社会稳定和家庭和睦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孝道是儒家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孝之人文意义,孝之对生命价值的肯定,孝之对社会和谐与安定团结的价值,依然对现代社会弘扬人文精神、建设现代文化和精神文明具有实践意义。     

子夏的反讽与孔子的批评——《论语》“贤贤易色”“君子不重则不威”两章解诂

子夏“贤贤易色”章承接上章,运用反讽质疑了孔子孝、悌的互文使用和文、质的轻重区分。子夏的观点是：孝、悌有内外之分而文、质应同时并重。随后的“君子不重则不威”章,孔子阐释了文、质的轻重关系,主张一种涵盖了孝、悌的忠信论,批评了子夏“吾必谓之”的修辞方式。     

朱熹《中庸章句》对“致中和”的注释及其蕴含的生态思想——兼与《礼记正义·中庸》比较

朱熹《中庸章句》对"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作了合理而深入的诠释,并且认为,将人的喜怒哀乐未发的"中"与发皆中节的"和"推到极致,并据此体会人的先天本性以及与此具有共同性的天地万物之理和变化规律,进而"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赞天地之化育",就可以实现"天地位"、"万物育"。这里蕴含着具有现代意义的生态思想。     

“即故言性”：《孟子》“天下之言性也”章的阐释

《孟子》“天下之言性也”章素称难解,这是因为注释者们对孟子性善论的理解存在偏差。“性”是先天的、天生的,而“故”是后天的、人为的,孟子并没有把两者截然对立、分离开来,而是突显两者之间的交织互渗的一体性关系。“性”不能离开经验性的“故”的中介作用而直接对人显现,人因此必须通过“故”而探寻“性”的奥秘。通过“故”与“性”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孟子拒绝的是实体化、现成性的人性理解,而将性本身展开为一种动态的生成过程。一言以蔽之,从传统的“即生言性”向“即故言性”的转变,构成孟子人性论的视域转换。     

朱熹对《孟子》“仁民而爱物”的诠释——一种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中心的生态观

朱熹推崇《孟子》的"仁民而爱物",并作了诠释,但是,如果由此简单地以为朱熹主张应当像对人之爱那样爱护自然万物,那是不确切的。像先秦儒家一样,朱熹强调"爱有差等",并且以"理一分殊"为依据;因而在朱熹看来,爱物与爱人是不同的。同时,朱熹又不是主张以人为中心,一切服从于人的需要,而是吸取了贾谊《新书》的观点,把"爱物"与对自然物的合理开发和利用结合起来,并且认为,应当尊重自然,根据不同自然物的特性,使万物各得其所;这实际上提出了一种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中心的生态观。     

对德性伦理的重新反思——论森舸澜《论语》阐释中的“无为”思想

西方学者森舸澜在翻译《论语》时,充分考虑到了普通英语读者的接受能力,对照原文进行逐字翻译,并采用厚重的翻译方法,即在译文中为读者提供大量注释方便读者理解背景信息,语言表达尽量采取符合英语读者阅读习惯的表达方式,使《论语》能够为更多的普通读者所理解。他认为无为是贯穿于先秦的主要思想,也是《论语》的核心思想。一方面,他在政治层面接受了传统儒学研究的无为思想——不费力而为却能轻而易举地达到理想的效果;另一方面,森舸澜创造性地构建了自己的阐释体系,他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无为与认知科学和德性伦理联系起来。他认为《论语》中这种不费力行动是将德行、规范等内化后产生的,因此是较少受理性认知控制的行为,这正是一种德性伦理的理想模式;并将之视为对抗西方伦理学界的义务论、功利主义的有利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