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群众权力争逐的典型例证——清华大学1967年5月“革命委员会”成立流产记

1967年初,“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且不带引号)进入了全国性的夺权斗争阶段。根据文革“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部署,各单位(或部门)和各地区按照“三结合”原则(即由解放军代表、革命群众组织代表、革命领导干部代表)组成文革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1966年12月经过上     

浅谈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定位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选择的政治定位，概言之，即中和以求自稳，自稳以为国稳，国稳以致民安。所谓“中和”者，即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始终站在稳定大局，减少“文革”冲击，不与毛泽东主席进行正面对抗，又不过份遏制“文革”发展的位置。每遇大的风暴甚至即将暴发恶劣势态的关头，周恩来往往是以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等名义，巧妙地加以遏制、调整，尽可能制止恶劣势态的发生与泛滥。这样的位置，在“文革”中起到了平衡各方力量的猛烈撞击，维护国家大局稳定，保护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安定民心的作用。邓小平同志在谈及周恩…     

大庆油田“十年稳产”的政治保证

当“十年稳产”刚刚踏出第一步时,党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革”这场灾难,使我们国家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革”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不断排除右倾思想干扰,使实现油田“十年稳产”的胜利有了可靠的政治保证。一、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大庆油田彻底否定“文革”,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油田党委一是发动群众开展“三大讲”,即大讲“四人帮”横行时,党受其害,国受其害,身受其害的深仇大恨;大讲同“四人帮”针锋相对作斗争的经历;大讲同“四人帮”斗争的经验体会。二是立足于着眼绝大多数,教育绝大多数、转化绝大多数,团结绝大多数,开好“说清楚”座谈会,查清与“四人     

“要为真理而斗争”──《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读后感

本文通过对周恩来在“文革”十年中重要言行的描述，忠实记录了这位伟人在那段共和国的特殊岁月中，为真理而斗争的风范、品质与事例。     

力荐英才作栋梁——周恩来与邓小平重新出山述评

处于“文革”期间的１９７５年，邓小平在被打倒多年后又委以重任，当他狠抓整顿成效卓著的时候却又被打倒。这个大起大落原因何在？本文剖析了毛泽东晚年的矛盾心态与邓小平起落的关系———既不愿让大权落到“四人帮”手中而起用邓小平，又不能容忍邓小平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而再次把他打倒。同时以大量鲜为人知的史实，着重阐明了自“文革”初期邓小平遭到错误处理后，周恩来始终非常关心邓小平的安全，并努力寻找时机使他重新出来工作的高贵品质，特别是在把毛泽东重新起用邓小平的意愿尽快变成现实的过程中，周恩来的极力推荐和精心安排所起的极为重要的作用。周恩来和邓小平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为挽救党和国家命运所作的斗争，是值得永载史册的光辉篇章     

发生的心理学分析“文化大革命”

用心理学的观点、方法、理论来分析一些历史、政治现象,是政治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的发展趋势之一。西方一些心理学家较早用心理学的观点来分析领袖人物,他们把研究领袖人物的心理叫心理历史学。“文革”十年,作为诺大中国的一段动乱历史,其复杂性是显而易见的。本文试图从领导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对文革发生和发展等问题,进行分析。一、毛泽东同志决定发动“文革”的心理学分析对于毛泽东的历史功过,包括“文化大革命”的功过是非,已有很     

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五月开始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结束,长达十年零五个月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难。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统一思想,纯洁组织,加强纪律,发挥党的领导作用的需要,是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的需要,是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是这次整党必须完成的一项历史任务。 一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就是完全错误的,彻底否定它是理所当然的。建国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指出,一九五七年以后,“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     

“文革”中的周扬批判

1966年11月，在天津休养的周扬被拘押。从批判者一变而为被批判者，他生涯中特殊的9年开始了。其实，在此前的几个月，批判他的浪潮早已波澜壮阔。“文革”中的周扬批判，与著名的“文艺黑线”密切相关。文化大革命的经典文献《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指认了“文艺黑线”的存在：“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々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     

“斗争哲学”与“和的哲学”

“斗争哲学”与“和的哲学”许全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作为毛泽东的语录在“文化大革命”中广为宜传，“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斗争哲学”受到批判，无人再敢提起。“物极必反”。在批判“斗争哲学”之后，有人主张“和的哲学”。近来，有人甚至认为：２１世...     

关于《“文化大革命”简史》的一点看法

1996年是“文化大革命”爆发30周年、结束20周年。在此之年,在文革的故乡,终有了一本关于文革的专著问世。这就是席宣、金春明先生著的《“文化大革命”简史》。此书在清华大学新华书店出售时,很快告罄。据悉,此书第二次印刷已逾7万册。由此可见,此书及此事成为人们勿忘文革、重视反思文革的一个生动的体现。     

“文革”诗歌略论

<正> 1966年爆发并持续十年之久的那场文化大革命的确是“史无前例”的。它在古今中外文明史上都是一个奇迹。它使古老的中国文化呈现出一种难以理解的特殊状态,形成了特定的“文革文化”。它是空前的,也可能是绝后的,但它的影响不可低估,至少在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中国人的思想、行为和心理中仍然可以发现其斑斑点点,因而研究这些课题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农工民主”与“工农民主”——中国民主党派早期民主思想论析

民主政治是民主党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最高政治理想和目标。民主党派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其民主思想也在逐步形成和发展。1928年春,从中华革命党即第三党的成立,到1935年华北事变,民主党派的民主思想集中体现为“农工民主”,即“平民民主”。“农工民主”与同时期共产党所倡导的“工农民主”在其思想内涵上既有内在的联系也有明显的区别。“农工民主”思想有以下几方面特点:     

邓小平总结“文革”历史经验的启示

邓小平总结“文革”历史经验的启示○孙凯民一、以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代替愤怒和忧伤的诅咒“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是邓小平革命生涯中经历的最艰难、最曲折的时期。他两次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斗争,并被撤销一切职务。他对林彪“四人帮”深恶痛绝,但他没有停留在愤怒和忧伤...     

1996——反思和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努力

1996年是文化大革命发动30周年纪念日。知识界和报刊编辑、出版发行等方面的人士做了巨大的不懈的努力,力图在这一年对“文革”有所反思和研究,以抗拒历史被淡忘的趋势,打破“‘文革’发生在中国,‘文革学’在国外”的尴尬局面。各方人士的努力并未成功,但他们多多少少留下的文     

“十七年文学”是非得失谈

如何公正地评价“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文学”(1949—1966)的成就,是当今理论界客观存在的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当代理论工作者对“十七年文学”的评价几经起伏和变化。“文革”前多为满堂喝彩;“文革”中则是一概横扫;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恢复名誉,评价甚高;进入80年代后不少理论工作者,特别是一批年轻的评论家对“十七年文学”多持批评态度。为何在短短的数十年间,对同一研究对象的评价竟会如此翻来复去、起伏不定、褒贬悬殊?这符合人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规律吗?这是中国当代文坛独有现象吗?这与评论家自身的政治素…     

“文化大革命”中的血统论之争

“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一副号称“鬼见愁”的血统论对联，围绕这副对联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血统论在“文革”中如山洪暴发并不是偶然的，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笔谈[专栏]

“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研究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政治的、历史的、文化的、心理的、技术操作等方面的原因,对“文革”文学的研究,尽管经过许多专家学者的辛勤努力,已有了一些扎实的成绩,但相对于“十七年”文学、“新时期”文学的研究相对于我们应该对其所达到的目标,都还有不少难尽人意之处,显得有些薄弱.在“文革”结束二十年之际,在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某些史料又不断披露以后,为了进一步认识“文革”文学的现象和本质,从而对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当代文化有更深的研讨,本刊在许多专家、学者的支持下,在本期开办专栏,笔谈“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     

“文革”中周恩来文化工作实践与思想探究

“文革”时期,党和国家文化事业陷入挫折和灾难。周恩来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和党对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落实政策,保护传统文化和知识分子,发展文化事业。这些思想和实践减缓了文革的冲击,减轻了损失,取得了一些成绩,发展了文化事业,为新时期文化发展和繁荣存续了血脉,积聚了力量,奠定了基础。     

试论周恩来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根据笔者的研究，中国知青运动分为性质不同的三个阶段：1955—1966年为移民垦荒。加强农业、缓解城镇就业压力阶段；1967一1976年为极左路线肆虐、上山下乡演变为政治性大运动阶段；1977—1980年为知青政策大调整直至“消亡”阶段。周恩来在知青运动中的历史作用，当然是表现在前两个阶段。一、周恩来思想和“文革”前的上山下乡1955年，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到北大荒垦边，在全国城镇青年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拉开了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序幕。从1960年开始，上山下乡运动纳入了国家计划，有步骤、大规模地开展起来。周恩来与上山下乡运动…     

广西要彻底清“左”——谈《决议》学习补课问题

对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学习进行补课,彻底清除“左”的思想,增强党性,克服派性,认真处理好“文革”遗留问题,是广西当前首要的工作。在补课中,区党委要求广大党员、干部重点学好《决议》中“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和伟大的历史转折两个部分的论述。这是抓住了根本。《决议》是我党清理“文革”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各种混乱的理论武器,是从指导思想上进行拨乱反正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也是处理“文革”中各种错误、各种问题的基本依据。因此,我们必须抓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