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坚诗学观念中的二元对立因素对其诗歌写作的影响及其他

当代中国的诗坛上，云南诗人于坚的诗歌写作与诗学观念都是非常重要而独特的存在，而他的诗歌写作与其诗学观念之间也有着紧密的关系。本文在发掘出于坚诗学中一系列二元对立因素的基础上，分析了于坚二元对立的诗学观念对其诗歌写作的深刻影响，同时也指出了其诗学观念存在着的先天缺陷和危险的偏执倾向，以及其诗学观念难以回避的一种尴尬。     

从诗学视角看《茶花女》的接受与传播

采用翻译研究派的理论，特别是勒菲弗尔的诗学理论，对《巴黎茶花女遗事》的翻译进行深入细致地研究，结果表明其成功翻译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译者充分尊重了译语体系的诗学传统，尤其是林纾的个人诗学与社会的主流诗学之间达成了一种“共谋”关系。该研究再次证明文学译本的接受与传播实际上是一个充满斗争与协商的复杂过程。     

泰戈尔诗学和谐论

和谐是泰戈尔诗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体现了他的审美价值观.泰戈尔诗学和谐论不仅主张作家、文本、读者等文学内部各要素的和谐,而且推崇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等文学外部因素的和谐,其美学基础是真善美的统一.这样的诗学和谐论具有深厚的传统哲学基础和东方文化底蕴.     

论闻一多诗学的现代性

闻一多是中国现代诗学的开启者。时代、环境和教育等因素育养了其诗学中的现代性。世界视野和科学思维是其诗学现代性的基本内涵，前者使他从根本上突破传统，比前人更高角度、更多视角看中国诗歌和中国文学文化；后者使他的诗学研究不但更客观公正，而且更全面深入，也更有成效。断裂是闻一多诗学现代性的最大特色，闻一多诗学具有决裂传统阻断西化的双重断裂性。民族性是闻一多诗学现代性的有机组成部分，民族要求是其诗学现代性的终极目标。     

从社会诗学角度看严复的翻译

现代翻译操控理论认为翻译是译者在一定权利人或机构设立的意识形态体系内完成本人诗学追求的过程。通过阐述社会诗学因素与严复＂信、达、雅＂的关系,表明社会诗学因素对严复翻译的影响。     

从印度诗学到比较诗学——黄宝生印度学成就之一

黄宝生是我国当代杰出的印度学家,从印度古典诗学研究与翻译到比较诗学研究,他都取得了突出成就。其专著《印度古典诗学》系统地概述了印度古典诗学的源流、体系、重要著作和流派等,对一些术语概念进行了详解和评点,填补了我国印度诗学研究的空白。其译著《梵语诗学论著汇编》汇集了十部最重要的梵语诗学代表作,为我国的印度诗学研究和比较诗学研究奠定了文献基础。其印度诗学与西方诗学、印度诗学与中国诗学比较研究的系列论文,体现了打通中国、印度和西方三大诗学体系,探索不同民族不同时代共同文心的学术旨趣。     

论梅曾亮对袁枚诗学的接受、批评及其意义

桐城派不仅以文法名世,其诗学也自成体系。桐城派中期代表作家梅曾亮,诗文俱佳,一时推为大师。然梅曾亮诗歌并非独取桐城,而是常有旁涉,甚至取法袁枚性灵诗学,这与其师姚鼐斥袁为诗家恶派颇相悖。考究得知,梅曾亮诗学与袁枚诗学渊源颇深,二者在诗学理念和创作实践上皆有契合之处。更可贵的是,梅氏于袁枚诗学之偏颇处亦能时时窥见,并加以矫正、补充。可以说,梅曾亮将袁枚性灵诗学与桐城诗学这两个原本迥然殊途的理论体系进行了整合,并将合理因素纳入桐城文学发展进程中,使桐城文学成功实现了一次转型,从而确立了新的桐城文学范式。     

考察诗学与理学关系的一个范例:对方回诗学的理学阐释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江西诗学是宋代诗学的代表,方回是江西诗学的最后总结者.方回的诗学思想与其所接受的朱熹理学思想有密切的关系.他的学诗如学道的观点,格高之说的人格内涵,圆熟平淡之论与理学人生境界,以及其诗法理论的深层意蕴,都表明他的诗学理论与理学有深层的关联.通过对方回诗学的理学阐释,有助于我们认识理学与诗学的具体内在联系.     

朱湘诗学(上)

朱湘诗学是现代诗学宝库中的一笔丰富遗产,为新诗"现代性"安置了一块"诗性的基石"。其内容主要有潜在的爱国诗学、显在的悲剧诗学、启蒙的精英诗学、完善的形式诗学、先在的传统诗学、融通的西方诗学和唯美的批评诗学。但诗学的偏至与不完善,批评的感性与单面化,也是必须正视的问题。     

朱湘诗学(下)

朱湘诗学是现代诗学宝库中的一笔丰富遗产,为新诗"现代性"安置了一块"诗性的基石".其内容主要有潜在的爱国诗学、显在的悲剧诗学、启蒙的精英诗学、完善的形式诗学、先在的传统诗学、融通的西方诗学和唯美的批评诗学.但诗学的偏至与不完善,批评的感性与单面化也是必须正视的问题.     

从归化到异化—鲁迅翻译观转变中的主体性研究

译者作为文学翻译活动中的审美和创作主体,其创作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受到各种影响的重写过程,其中译者的意识形态、主流社会的诗学以及赞助因素对译者主体起到最主要的制约作用,从而决定了其翻译策略的形成。鲁迅翻译观从归化到异化的转变与其意识形态的改变,以及所处社会的诗学因素和赞助因素都是密不可分的。     

《四库全书总目》诗学批评与王渔洋诗学

王渔洋诗学在《四库全书总目》诗学批评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集部中引述王渔洋之说多达二百余条,其许多诗学观点都与王渔洋诗学有密切的关系。《总目》第一次站在学术史和清代诗歌史的高度,对王渔洋诗学进行全面的总结,指出了其以“神韵”为核心的诗学理论诞生的历史必然和时代意义,分析了王渔洋诗歌的渊源所自、创作特征和末派流弊,并对王渔洋、赵执信的诗学论争进行了评述。分析《总目》诗学批评与王渔洋诗学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理解《总目》诗学批评与清代诗学思潮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比较诗学及其他者视域的异质文化与非我因素

在全球化时代的汉语学术界,比较诗学研究是中外文论走向汇通性研究所展开的主流方向,比较视域是比较诗学在学科研究上得以安身立命的本体,他者视域是比较视域构成的内在品质,他者视域在比较诗学研究中秉有的两种文化立场。异质文化是比较文学研究者以及国际汉学家所使用的一个专用术语,以语言与民族血亲关系的本质差异性而言,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在本质上互为异质文化,即两者互为异类,对方都是自己的非我因素。比较诗学研究者诉求跳出本土学术研究领域的单边文化主义,主张以一种异质文化与非我因素的开放眼光来从事普适性的、整体性的、国际性的中外诗学研究,从而规避本土文论研究的一元性和惟民族性。比较诗学研究中的比较视域主张中外诗学研究之间的相互看视,主张中外诗学双方之间互为他者,认同一个民族的诗学相对于另一个民族诗学来说,两者之间就像镜与灯一样,可以相互镜照与相互照亮。交集理论是比较诗学在学科理论建设上简明及有效回答视域融合及比较研究如何可能的学理观念。     

李梦阳、何景明诗学论争的理论内涵及其意义索隐

李梦阳与何景明的诗学论争有着深层的理论含义。对于李梦阳来讲,其诗坛盟主的身份意识对其理论主张的阐述逻辑与述说方式产生了影响,我们不应仅从其语言措辞本身来解读其诗学理论。结合前七子时期的理论背景与明代诗学的发展走势,重新厘析李、何之争,有助于更为准确地理解二人的诗学观念及其理论意义。     

试析杜甫对儒家诗学的继承与发展

杜甫作为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以其辉煌的诗歌创作将中国古典诗歌推向最高峰,他的艺术成就既是其才智和辛勤的结晶,但也与他的诗学理论有密切的因果关系.本文从杜甫诗学主张入手,分析其诗学对儒家诗学的继承与发展,进而指出其诗歌理论和创作对后世的影响.     

文化诗学理论批评

中国学者提出文化诗学将近二十年,文化诗学的建设取得一定的成果,但也有许多待完善的地方。文化诗学的理论建构,缺少＂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结合的中间环节：社会心理与审美理想。文化诗学的理论分歧,主要是新学科与方法论之争。如果文化诗学具备了历史的积淀、现实的召唤和权威的论定等方面因素,成为一门学科是早晚的事情,但也不能忽视成为一门学科的弊端。     

诗学家宗白华--宗白华与中国现代诗学引论

诗学与美学具有混融性。宗白华诗学思想长期以来混融在其美学思想中,一直为研究者所忽视。宗白 华诗学主要体现在新诗理论、意境理论、比较诗学以及生命诗学等四个方面。宗白华诗学对中国20世纪诗学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但其理论价值尚有待继续深入的挖掘。     

解构与重构——庞德汉诗译作在美国的经典化

庞德《华夏集》中的多数汉诗译作超越了中国本土学者的译作，在美国成为了经典。其汉诗译作最重要的特点便是对原作的解构与重构。通过对庞德译作中解构与重构现象的分析，发现这是庞德个人诗学与社会诗学相结合的过程。同时，一些其他因素如赞助人也推动了其汉诗译作的经典化。其经典化过程，给当下的翻译活动带来一定的借鉴与启发。     

身体的狂欢——巴赫金诗学理论的人学视野

诗学问题一直是一个现代人文学术领域的重要问题,然而巴赫金诗学理论的独特意义在于,他以人学的视野观照诗学,格外突出了"身体"问题在其诗学理论中的重要性,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生存诗学理论.扩而言之,就是以"身体占位"理论为其诗学建构的现实基点,以"身体时空体"与"身体狂欢"理论为其诗学从认识到实践的双向度展开,由此建构了"本体-认识-存在"三位一体的生存诗学理论.把握这一理论,对于今日科技理性主宰下实现人的本真生存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浅论翻译与诗学

20世纪下半叶,国际译学界出现了"文化转向",翻译理论家安德烈.勒菲弗尔提出了在文学体系中制约文学翻译功能的几大要素,其中就有诗学,第一次把"诗学"作为制约文本翻译的一个重要因素引入到翻译学领域。因此,文学翻译和译本分析都必须考虑诗学因素的制约作用。本文试图探究如何从诗学角度研究文学翻译,诗学又如何影响文学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