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人眼中的盛唐看唐诗分期的客观标准

唐代文学的分期在唐诗研究中分歧最大 ,导致众说纷云的主要原因是没有确立一个相对客观的标准。本文认为“声律”和“风骨”是唐诗分期的客观因素。文章以唐诗选本和唐人评述为基点 ,通过分析“声律”、“风骨”在唐诗艺术和理论中的演变 ,认为初唐诗人所期待的“文质斌斌”的艺术内涵就是“声律风骨兼备” ,这一未能在初唐实现的诗歌理想在盛唐得到了实现 ,因而也构成了唐诗成熟和繁荣的标志。中晚唐诗歌在声律、风骨分化的前提下走向狭隘现实主义和追求声律格调的新形式主义 ,因而出现了元白扬杜抑李的偏激的诗教理论 ,导致了重格律轻风骨的单调的唐诗选。而对唐诗风格有过全面研究的司空图 ,则最早依据“文质斌斌”的理想提出了初、盛、中、晚四唐说     

论苏颋的诏敕创作

苏颋是初盛唐之交最重要的诏敕起草者之一,其诏敕作品与张说合称“燕许大手笔”。在张说的诏敕作品几近佚失的情况下,今人要想窥见“大手笔”的风采,就只能从苏颋的诏敕作品中一探究竟了。本文综合梳理了苏颋的210多篇诏敕以后发现,他执笔的诏敕骈散间用、融散入骈,用典的时候以熟典为主,骈对的形式和句法多变,同时以雄健的笔法展示出一种独特的时代精神气质。总的来说,苏颋的诏敕创作笔法雄健、气度雍容、辞藻壮美、格局明朗,既具风骨又不乏声律,为初盛唐之交的文风和诗风劈出一条新路。在诗歌领域“声律、风骨始备”的开元十五年到来之前,苏颋的诏敕创作已经率先在散文领域实现了声律和风骨的融合,为盛唐诗国高潮的到来导夫先路。     

谢朓诗声律的接受史考察

谢诗歌是"永明体"的典型代表,对唐代格律诗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要弄清中国古典诗歌从古诗到近体诗演进过程,则必须研究谢诗之声律的接受状况.其间有三个极为重要的关捩:一是沈约、钟嵘与"调与金石谐"的论断;二是以<四声指归>为代表的北朝及隋对小谢声律诗的传播与接受;三是<文镜秘府论>所代表的唐代的接受状况.连点以成线,共同构成了谢之后世诗人及文学理论家对谢诗声律的承继与接受轨迹.     

对盛唐的呼唤──再论“文章四友”对唐诗发展的贡献

本文从声律、风骨、兴象三个方面，对活跃于初盛唐之交的“文章四友”这一诗人群体的诗歌创作进行考察，论述了他们对“盛唐气象”形成所作的贡献。四人近体诗五七言兼备、长短体咸宜，平仄调谐，粘附切合，已臻成熟境地．在审美内涵方面，已经突破了梁陈浮靡诗风，表现出明快跳荡、境界宏阔的风貌。应制之作大都气象高华、典丽精工，表现出对盛世的由衷赞颂。与齐梁应制诗言不由衷的阿谀异趣；边塞诗描写边塞风物，抒发建功立业豪情，立足现实而充满憧憬，偶有惆怅而仍明快，已见盛唐端倪。在诗歌意境──“兴象”创造方面，一些佳作高远的情感基调与和谐声律完美融合而形成“格高气畅”的诗境，更显盛唐风姿．     

论《河岳英灵集》中体现的文学思想

通过对《河岳英灵集）中体现的文学思想的考察，探究盛唐文学繁荣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对《河岳英灵集》所涉及的文学风格、思想内容、文学形式和情景交融等进行剖析，研究表明，殷瑶评判诗歌“雅奇”并重，“兴象”“声律”与“风骨”并举，具有开放性特征，在盛唐时代具有代表性。这种感性而客观、开放的审美趋向反映了唐人开放和宽容的时代精神，是诗歌在盛唐形成高峰的内在动力。     

论初唐政治与文人人品及诗歌

初唐政治有两个明显特点,即崇文精神与宫廷政变.前者使文人从政的热情空前高涨,表现出狂傲浮躁的心性;后者导致了文人阿附权贵的人格缺憾.就诗歌演变看,崇文精神及文人对仕途政治的关注,从形式技巧与内容题材两方面促进了诗歌的发展,为声律风骨皆备的盛唐诗歌奠定了基础.     

“双层和谐“论——《文心雕龙&#183;声律》理论体系考察

《文心雕龙·声律》在我国诗歌理论尤其是诗歌声律理论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在“本于人声”、“内听”、“外听”、“和韵”等核心范畴的基础上 ,形成了一个完整、深入的声律理论体系。在声律本体论方面 ,刘勰立足于“乐本人声”,揆以法度 ,从而解决“声”与“心”的矛盾 ;在声律方法论方面 ,刘勰提出了“和韵”原则和一系列具体方法。这两个方面体现了刘勰的声律理想——“双层和谐”。第一个层次“心”与“声”的和谐 ,是“内和谐”;第二个层次是文句之间和谐 ,是“外和谐”。     

李白、杜甫论诗诗简论

在唐代诗歌文学理论批评园地里,论诗诗是一种别具新貌而意义独特的诗评样式。李白与杜甫的论诗诗堪称代表。他们都极其敬慕陈子昂的革新精神与“风骨”之作,都有很深的《风》《骚》情结,认真汲取六朝优秀诗人的创作经验,推崇清新自然与雄健俊逸的诗歌风格。然而,在具体对待齐梁文学的态度上,较之于李白,杜甫的是非观更明确,接受之方法更辩证,既有“恐与齐梁作后尘”的否定,又有“清词丽句必为邻”的肯定。在讲究诗歌的“传神”论、“声律”论等方面,杜甫也有突出的贡献。杜甫创造的论诗绝句组诗体式,影响后世颇为深远。     

论唐代组诗的声律技巧

唐代组诗的声律大致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初盛唐的组诗声律是初创期,杜甫对组诗声律技巧进行了重要拓展;中唐是组诗声律全面发展阶段,元白极大推动组诗声律的发展。晚唐组诗声律技巧的发展以皮陆为代表。     

六朝隋唐诗歌格律、体式演进问题及其研究进展——兼评杜晓勤《六朝声律和唐诗体格》

声律和体式在六朝至唐代的诗歌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六朝到唐代是诗歌声律的形成发展期,尤其在中唐以前,诗人们对于声律的认识有一个由生到熟的过程,对于体式的分辨和规范一直在探索之中。即使到明清时代,相关的诗学理论也没有达至完备。杜晓勤《六朝声律和唐诗体格》采用声律的分析统计和归纳法,结合日藏善本的比勘还原及历史文献的考辨,在对社会政治背景的阐发和历代诗学观念的梳理中,对唐代的齐梁体、新乐府体这些争议最多最难以辨清的问题进行分析,对相关论题从多个角度作出透辟的分析,得出了不少可以作为定论的新见,使声律和体格的内在关系得到了切实清晰的展现。     

论张说诗歌的"兴象"特质

作为盛唐诗歌特质的"兴象",它所追求的是情景交融的诗境.或以自然意象表现刚健精神,并使两者有机交融;或融情入景,兴在象外,亦即追求韵味.而作为初盛唐过渡时期的诗人,张说有一部分诗歌已初步具备了盛唐诗歌的特质.他为诗歌由初唐过渡到盛唐,在创作实践上起了铺垫、导向的作用.     

杜审言与五律、五排声律的定型--兼述初唐五律、五排声律的定型过程

通过调查初唐19位著名诗人作品运用声律的情况,清理并描述了五律、五排声律的逐渐合律过程,从而得出五律、五排的声律体制定型于初唐末期的结论;在初唐末期的诗人群体中,杜审言的五律、五排作品的声律合律度最高,他应该享有为此种诗体定型的首功。     

盛唐边塞诗文化性征

边塞诗是唐朝诗歌的独特流派,盛唐边塞诗又是唐代边塞诗的典型代表。盛唐武力强大,士人精神腾越,盛唐边塞诗不仅呈现出乐观主义的基调,还把唐人尚武传统变成了审美对象和时尚内涵。盛唐边塞诗是唐朝新边疆主义的产物,为唐朝鼎盛时期国家过剩精力的显现。盛唐边塞诗彻底地扭转了六朝以降的颓靡诗风,它特有的文化观念,有效地改良了盛唐士人的精神。边塞诗树立了一面崇尚阳刚、标举慷慨的大旗,舍弃了六朝宫体诗的诗歌道路,延续、发展并超越了建安风骨的内涵,属于唐人在吸收了包括罗马、波斯和阿拉伯文化后所缔造出的新的文化品类。盛唐边塞诗所达到的文化高度,是多民族文化高度融合后的产物,同时体现了大唐风华和盛唐精神的最根本价值。     

也论五律、五排声律的定型——杜审言“首功”说质疑

没有诗歌写作的年代考查,仅靠诗歌符合格律的百分比统计,从而认定某一人是诗体定型的最重要的诗人,这是不科学的研究方法。初唐时期重要的诗歌格律理论文献,对律诗的形成影响甚大,而且正是那些理论文献成了诗体逐渐形成的年代标志;在理论的指导之下,不少诗人遵循格律规则写作,对诗体形式的确定产生了重要影响。杨炯的诗歌,对研究五律、五排定型的年代很有价值;杜审言虽然是代表人物之一,但相对于百分之百符合格律的初唐诗人群体来说,他的"首功"是难以认定的。     

唐代乐舞文化与乐舞诗综论

唐代文化气势恢宏昂扬,内容博大精深,而诗歌和乐舞尤为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不可逾越的两座高峰,海纳百川的胸襟与兼收并蓄的文化促使唐代宫廷乐舞诗、西域乐舞诗、边塞乐舞诗及游宴乐舞诗盛极一时,上至王宫贵族,下至文人雅士,观舞赋诗蔚然成风。双峰合壁的乐舞诗拓展了唐代诗歌创作的视域,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艺术景观。     

论晚唐寒士诗歌的俚俗之风

晚唐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曹邺、刘驾、罗隐、杜荀鹤、李山甫等寒士,以复古求新,有意与时风相左的自觉意识,将诗歌创作与衰微时代紧密相联,努力从汉乐府民歌和元白新乐府中汲取营养,将其浅俗范式运用于乐府古风及格律诗中。在浮艳绮靡时风中,独树尚俗写实之帜。其"俚俗"之风,上承元和而下启宋人,在唐史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论朝鲜朝诗人白光勋诗歌的宗唐风韵

16世纪中叶后,朝鲜朝著名的“三唐诗人”——白光勋、崔庆昌、李达翻然改道而学唐,使得“宗唐”成为诗坛主流。白光勋的绝句具有盛唐风韵,尾联多散句单行,三四两句构成转合,他还善于借鉴盛唐诗人融情于景,言在意外的手法;其咏史绝句具有中、晚唐风味,内容取向上,类似中唐刘禹锡,着眼于现实,艺术手法上,类似李商隐,主意事,不主情景;其歌行在内容取向上,类似初唐歌行,大都写女子闺情、边塞、歌咏文人的高风亮节等。另外,其诗歌创作并不仅仅限于宗唐,其五言古诗具有魏晋风范;其歌行的体式特征类似南北朝及隋代的歌行,用韵上,则类似鲍照《拟行路难十八首》的韵律特点。其诗歌存在模仿的弊病。     

汤显祖与明代出版之缘

发达的明代出版业造就了无数名人,汤显祖就是其中之一。汤显祖的一生与明代出版结下了不解之缘:繁荣的出版业带来了家族丰厚的藏书,使汤显祖早期慧根得以开发;蓬勃兴起的印刷业,使汤显祖一时间文名远播,为后人留下了较为完整的汤显祖,也丰富了中国文化史的内容;汤显祖为人写序、整理文献、校订《册府元龟》、重修《宋史》、点评并出版《花间集》等大量的编纂活动,都与出版事业有关。     

统一新罗时期汉诗的晚唐风韵

统一新罗前、中期留存的汉诗作品寥寥无几,直到统一新罗后期汉诗创作的主体——新罗宾贡诗人的汉诗才大量出现。在题材内容上,宾贡诗人的汉诗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晚唐诗人的影响,具有浓郁的儒释道化的感伤底蕴,这种感伤底蕴以壮志未酬而忧郁难伸的儒家济世情怀为主要基调,又兼有离宦退隐而无奈伤感的释道情怀;在艺术风格技巧上,宾贡诗人的汉诗以淡雅明畅为主导,也不乏清健俊丽、雄劲壮阔之作,并且借鉴了晚唐主流诗派——温李诗派的对仗、声律及用典技巧,使其汉诗在平易通畅中见精工典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