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思想文化战线的岗位——读散文《站崗》

涂怀章同志的散文《站岗》,是一篇很有革命现实意义的作品,发人深思,值得一读。 《站岗》通过一对师生对短诗《春雨》的讨论,反映了当前思想文化领域内斗争的一个侧面,热情地歌颂了坚守思想文化战线岗位的工农兵学员辛柱子,提出了“不能在意识形态战线上撤岗”这一重大问题上。 在这篇散文中,教员“我”所介绍的《春雨》明明有“催眠曲的味道”,为什么获得了“我”的共鸣呢?原因之一是被作品中一些表面词句和艺术技巧所迷惑,以为批判了文艺黑线以后出现的作品全都是好的。这是阶级斗争熄灭论流毒还没有肃清的反映,忘记了意识形态领域中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忘记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識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其次,这首诗获得“我”的共鸣,还由于世界观、艺术观没有改造好,不理解革命的现实和时代精神。因之“在思想战线上撤了岗”。     

恐怖的怪兽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奥地利畅销书作家托马斯·布热齐纳是《新少年》读者们的老朋友了!大家一定还记得,在我们刊物2003年第7-8期合刊以及2004年第1-2期合刊上,“冒险小虎队”系列作品中的《智擒黑帮》以及“神勇小虎队”系列作品中的《幸运猫》, 曾经让大家过足了阅读瘾。近年来,托马斯·布热齐纳笔耕不辍,又陆续推出“龙心宝剑”系列和“寻宝历险”系列多部畅销作品。本期介绍给大家的魔幻冒险小说《恐怖的怪兽》是“龙心宝剑”系列中的一部。在这部作品中,你将与主人公莱昂一起步入虚幻世界,结识神龙、骑士、鬼怪、恶魔以及睿智的巫师。     

张艺谋、吴子牛作品漫议

本文通过对张艺谋《菊豆》、《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和吴子牛《南京大屠杀》的解读，指出，虽然他们的作品艺术上近１０年来有发展，有变化，但作为“第五代”导演的根本特征─—突破社会政治局面的人文关怀，具有象征寓意的镜语体系及视觉造型的追求─—仍然是他们作品的实质。     

冷战期间美英对中国“十七年文学”内容的言说

冷战期间,美英汉学界对中国“十七年文学”作了特别的解读。1950-1960年代,他们将“十七年文学”视为瞭望新中国的窗口,文学内容解读成为搜集中国信息的话语活动。1970年代,美英不再如前20年那样置重所谓的“异端”作品,开始较为客观地剖析《创业史》、《红岩》、《山乡巨变》等主流性作品。1980-1990年代初,他们对“十七年文学”的解读大多散见于他类论著、文章里,一些论者尝试着立足中国语境解读新中国文学,以质疑西方新中国文学论的思维逻辑。     

从和平主义到霸权主义——苏修军事题材作品剖析

二十多年来,在苏修文坛上,描写军事题材的作品,一直是热门货。从赫鲁晓夫上台到六十年代中期,一种名曰“和平主义”的文学曾经猖獗一时。什么《一个人的遭遇》、《他们为祖国而战》、《第三颗信号弹》、《生者与死者》、《晴朗的天空》、《雁南飞》等一类作品和电影,在出版物中和银幕上泛滥成灾。最近十多年来,随着勃列日涅     

论“山药蛋派”

文艺界把以赵树理为代表的长期生活在山西并以山西农村为创作题材的一些作家们看作一个文学流派,是五十年代的后期。他们或被称作“山西派”,或因山西省文联出版的《火花》为他们发表作品的主要刊物,而又被叫做“火花派”,郑重的提法是“以赵树理为代表的文学流派”,谐谑的说法则为“山药蛋派”。追根溯源,这个流派滥觞于一九四三年赵树理《小二黑结婚》的发表,是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艺路线在山西抗日根据地贯彻、执行的产儿。     

辛格与贾平凹作品中的傻瓜叙事者

美国犹太裔作家辛格与中国乡土文学代表人物贾平凹虽然受到不同文化的浸染，但他们的作品均以乡土为背景，致力于保护和弘扬传统民间文化。而他们的最重要作品《傻瓜吉姆佩尔》和《秦腔》不约而同地将“傻瓜”作为小说的主要叙事者，尽管这两部作品在篇幅和内容上有很大差异，但作品中体现出了同样的民族精神。本文以两位作家的叙事艺术为出发点，探讨“傻瓜”叙事者在他们作品中的意象，揭示作家在物质至上的现代文化冲击下，对传统民间文化逐渐衰落的忧思。     

论《一件小事》——鲁迅小说研究之一

鲁迅的《一件小事》是一篇不到一千字的小说,它发表以后曾出现截然不同的两种评价。在一九二四年《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二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呐喊>的评论》的文章,它的作者认为《一件小事》这篇作品是“不能说是小说的,并且即称为随笔都很拙劣”。以后,在三十年代,又有人把《一件小事》列为鲁迅小说中“写得特别坏,坏到不可原谅的地步”的作品。他们对《一件小事》都是持否定态度的。但是茅盾在一九二八年发表的     

文明互鉴视角下的中美河流文学书写——马克·吐温《密西西比河上》与徐则臣《北上》比较研究

马克·吐温《密西西比河上》与徐则臣《北上》是中美河流文学书写中“全球本土化”的代表作品：两部作品都聚焦河上职业群体,借助具有差异性的叙事视角,完成本土身份的空间建构。而两部作品中方向相逆的河流航行表明,无论是美国外向型文化接触过程,抑或是中国内向型文化接受过程,作者都运用航行地图行迹再现了本土社会与世界文化关系的演化历程,传递出可视可听的现代化元素。两部作品同向异构的“全球本土化”叙事,不仅揭示了不同国别作家在面对“本土”与“全球”时的思维差异与价值选择,还揭示了超时空语境下他们思考河流历史、河流现实以及河流未来复合关系的重要性,折射出中美河流文学作品间的文明互鉴价值。     

“我自爱我的野草”——为念纪鲁迅诞辰一百周年而作

一鲁迅在其创作生涯中,不仅写出了传颂于世的小说和不朽的杂文,而且还精心构思了散文诗《野草》。这类作品尽管数量不是最多,不是“带露的鲜花”,而是“野草”,但由于它反映生活的凝炼,包容思想的深邃,表现形式的独特,其成就和影响并不亚于鲁迅的其它作品。《野草》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优秀散文诗集。《野草》成于一九二四年九月至一九二六年四月,陆续发表于《语丝》周刊。其创作时间与小说《彷徨》大致相同。一九二七年四月,鲁迅在广州白云楼汇编成集时,又加了     

怎样理解《红楼梦》的总纲

《红楼梦》问世二百余年来,在如何理解和评价这部小说的问题上,一直存着激烈的斗争。新旧“红学”家们居心叵测地制造出种种谬说,极力抹煞和歪曲《红楼梦》的战斗锋芒和社会意义。他们很懂得事情的要害所在,首先在什么是《红楼梦》的总纲这个关键问题上大做文章,散布种种烟幕,妄图把读者引入迷途。他们有的说第一回是“一部之总纲”;有的说第一第二两回“是读全书的关键”,因而把《红楼梦》说成是作者“感叹身世”、“情场忏悔”的作品。有的说第五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境“是全书的“大纲领”,《红楼梦十二支曲》是“《红楼梦》之点睛”,因而把《红楼梦》说成“为十二钗作本传的”。可见,究     

贺敬之诗歌艺术初探

贺敬之是在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成长起来的优秀诗人。他解放以后至一九五九年期间创作的大部分作品都收集在他的《放歌集》中。此外还陆续发表了《西去列车的窗口》、《雷锋之歌》等。在“四人帮”被粉碎以后,诗人又重新拿起由于“四人帮”迫害而搁置了十多年的笔,以饱满的创作激情发表了《中国的十月》、《“八一”     

黑龙江省最早的一部传奇《龙沙剑》

《龙沙剑》是一部假借神仙道化故事寄寓民族意识与抒发廓清寰宇、救世安民的志愿的南戏,其中还洋溢着对于险恶世态的愤激之情,作于嘉庆戊午孟冬(1798年)。作者程瑛,他在作品上的题名是“珂雪头陀”,又自称“瑞头陀”。《黑龙江志稿》卷五十七人物志上说:“程瑛字星华,一字瑞屏,江苏天长廪生,嘉庆戊午戍黑龙江,著有《珂雪集》,纪江省事甚详。又有《龙沙剑》传奇,今佚。”     

卡夫卡与大江健三郎作品中的“边缘意识”

卡夫卡与大江健三郎分别是20世纪东西方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由于各种因素的相互碰撞使他们自身具有“边缘意识”,并且两位作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将“边缘意识”融入自己的作品之中.文章选取卡夫卡的代表作品《城堡》与《审判》以及大江健三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两部作品《个人的体验》与《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来分析与比较作品中的“边缘意识”.     

从“小镇王国”到“惊涛王国”——陈世旭近作一瞥

陈世旭是我省一位勤奋的、有才华的青年作家.从一九七九年发表成名作《小镇上的将军》算起,发表的作品有三部中篇小说和四十几个短篇小说。他走在文学的小路上,执着追求,有成功的欢欣,也不乏受挫的苦恼。有人说:陈世旭是靠“小镇”发家的。他涉足文坛之初,写了《小镇上的将军》,于是一发而不可收,连着写了《吝啬鬼》、《壳子》、《接风》等一系列描绘小镇风情的世俗画卷,刻划了众多的“小镇市民们”的形形色色的灵魂。这些作品以其浓郁、纯正的艺术风姿,展示了特定历史时期的“小镇”人物群体。他们组成了一个颇有生气、     

拨“样板戏”创作之乱

一九七七年二月十三日,文化部批判组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一文,对江青掠夺八个革命文艺作品成果的罪行进行了全面的揭露。当时,由于刚刚打倒“四人帮”不久,有些理论是非来不及澄清,因此文章仍把这八个作品视为“样板戏”,没有从反面指出它们的问题,《人民日报》编者按还指出“要正确地总结革命样板戏的经验”。 今天,在我们公开批判林彪勾结江青炮制《纪要》的时刻,有必要用实践是检验真理唯     

对科学“朝佛者”的礼赞——黄宗英报告文学漫评

<正> 就题材方面来说,黄宗英新时期的报告文学较之她早期的报告文学作品(《你追我赶》、《特别的姑娘》、《小丫扛大旗》等)有了根本的变化,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她的“音色、音量、音域都有所变化。”(参见(《黄宗英报告文学选》代序,以下引言,凡不注明出处者皆引自此篇。)作为作家早期的报告文学作品(《小丫扛大旗》等虽然也写得真实感人,富有时代精神和个性特征,但由于“大跃进”这个时代大气候的影响和作者认识上的局限,作品主要还只是歌颂了农村青年一代改天换地的豪迈志气和她们的不怕累不怕苦的顽强奋斗精神,因而对生活更加深刻复杂的内容和本质内函揭示得不够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她“踏遍大江南北,结缘四宇八方”,共同的命运,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历史反思,使黄宗英找到了她的新的描写对象——长期以来倍受“左”的摧残,“四人帮”专政时期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但仍然矢志不移,献身祖国的科学研究工作者,并且跟他们结下了不解之缘。广大科学工作者的那种“砸”后余生,壮志犹砺,不顾累累伤痕,执着地攀登科技巅峰的精神,他们的那种象虔诚的“朝佛者”     

《新华文摘》等不再享有著作权“国家特许”待遇

根据国家版权局的通知,1985年文化部出版局和国家版权局,先后发文批准《新华月报》、《新华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享受可以不经作者同意,不支付报酬转载、复印报刊上已发表作品的“国家特许”待遇。实施著作权以后,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新华月报》、《新华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转载、复印报刊上已发表的作品     

再谈“格物”与“物格”——写作断想之三

《“格物”与“物格”》一文刊登在《荆州师专学报》83年3期上后,一位好友对我说:“还应该对格物与物格解释一下。”我想,这意见很对。不仅如此,对这个问题也没有谈透。好友的话使我想到以下几个问题:一、“十年格物”即使达到“一朝物格”,也只是说明艺术家具备了创造艺术品的条件,并不等于作品的诞生。     

《莽丛中》的杀人犯究竟是谁——兼谈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

日本“鬼才”文学家芥川龙之介(公元一八九二年——一九二七年)及其作品,对于我国人民来说并不陌生.早在二十年代前期芥川龙之介还在世的时候,鲁迅先生就翻译了他的两篇小说《鼻子》和《罗生门》;一九八二年,我国又新出版了《芥川龙之介小说集》.但是他的一些作品,如《莽丛中》及主要根据这篇小说改编的电影《罗生门》等,却令人十分费解,甚至看后往往觉得莫名其妙,不知所云.这也许就是因为他的作品大多带有一点“鬼气”的缘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