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特区与客商合作成片开发土地的初步探讨

深圳经济特区从去年下半年以来,与香港两家财团签订三项合同,计划投资四十四亿港元,合作成片开发土地,这在国内外都产生了较大的反响。现在我们想就这个阿题谈一些粗浅的看法,以期引起共同的探讨。一、与客商合作成片开发土地,是形势发展的产物深圳经济特区原是一个边境小城镇,城市建设和公共设施的基础都很差,对客商前来投资缺乏必要的条件。因此,搞好特区的土地开发,加快“七通一平”(供水、排水、排污、供电、电讯、煤气、道路和平整土地)的基础工程建设,是特区建设的重要任务     

十九世纪中叶一个江南士人眼中的中国社会

张文虎（1808-1885）是晚清著名的经学家和校勘家,经历并见证了十九世纪风雨飘摇的那个年代。在他所留下的文集和日记中,多处有描述社会、感叹时局的文字,从中可以看出清末一个地方士人面对时局的忧心、无奈以及对朝廷的期待。     

明代广西的土地问题

土地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生产资料,封建地主阶级权力的经济基础,也是千百万农民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因此,研究封建社会的历史就得研究土地问题。然而,人们对广西历史上的土地问题至今还很少研究。本文试就明代广西的土地问题,作初步探讨。明代广西的田地,从所有制来说有官田、民田两大类。据嘉靖年间方瑜《南宁府志》(卷三)载,当时南宁府属各州、县的     

论明代江南官田的性质及私有化

江南官田,由来已久。到了明代,更加庞大,成为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近几年来,关于明代江南官田的性质问题,进一步引起中外史学界的注意,陆续发表了一些讨论文章,气氛比较热烈,问题有所深入。但是,总的看来,在认识上仍然有着很大的分歧。这里,我们拟就明代江南官田的性质、作用和私有化问题,陈述管见。     

明代江南的役田、义田与宗族

明代江南常州、苏州等府苦于赋役征收过程中的重赋“虚粮”,设置役田应对。无锡顾氏、华氏的事例说明,设置义田与役田不仅是为了完役,也是为救济族人。义田与宗法关系的讨论集中于江南地区,唐顺之提出了义田起于大宗之废的观点,王樵特别强调义田统理族人的作用,王世贞认为义田使得社会公平。明代士大夫设置义田,也源于儒家宗法观念中余财归宗、不给资宗与“博施济众”仁政思想。明代士大夫设置义田也是效仿范仲淹,正统时杨荣与成化弘治时期徐溥、陈宗鲁、华守吉义庄较早设置,模仿者不少,士大夫对此互相激励。徐溥义田事例,导致明廷给予义田明确的政策,影响深远。明代江南义庄是作为宗族建设一环出现的,成为宗族制度的重要有机部分。     

明代中期江南两类艺术家的审美异同研究

明代中期江南纷繁的文化态势和丰富的艺术样式直接关系到艺术家们的审美导向,文人艺术家和活跃在民间的职业艺术家是当时社会生活中不可忽视的群体;由于他们的生存状况和所面对的社会环境互有差异,艺术师承脉络上各有渠道,且文人艺术家和民间职业艺术家面对不同的受众群体,导致他们在创作手法和题材选择等方面不尽相同;在比较两类艺术家的审美取向和作品风格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的同时,发掘这种状况形成的原因和对后世艺术产生的影响有一定的价值。     

春秋时楚对江南的开发

春秋时楚国对江南的开发情况及其南部疆域的具体地望,现在看到的先秦文献都无明确记载。直至唐代的地理专著《元和郡县图志》、《十道志》以及《通典》的州郡部分,才对春秋楚南境作了比较明确的记述,一致认为已达洞庭湖以南。其中所记地理沿革,一直为以后的许多历史地理著作所沿用。至清代,顾栋高在其《春秋大事表·春秋时楚地不到湖南论》中,却提出了根本对立的说法,断定春秋楚地“未尝越洞庭湖南一步”。虽然杨丕甫曾提出过不同看法,但自此以后,顾的论断为不少人所信奉,人们或者径宗其说,或者避免直书春秋楚南境,近数十年来的某些通史或春秋史专著,就是如此。     

论明代的民间赈济活动

明代自然灾害发生的频度高,波及的范围广。至中后期,由于朝廷腐败,政府救灾不力,多次激起民变。于是,士大夫阶层自发组织民间赈济,代行政府职能。这固然是出于维护阶级本身的利益,但也决不能排除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作用。明代民间赈济不仅力度大,而且组织严密、方式稳妥,为近代义赈事业奠定了基础。     

明代江南重赋的数据分析——以苏州府为例

明代前期“江南重赋”曾是中国经济史的重要议题。采用数据分析方法,我们知道,洪武二十六年苏州府各县耕地面积相当于1949年的93.3%,以后的田赋增加与田亩的增加基本无关。该年,苏州府的田赋率为13%,大大高于其他地区。不过,从永乐年间开始,苏州府的官员通过土地税的“加耗”（运输成本）与徭役来操纵税额,达成各县赋役负担上的基本公平,保证了江南地区的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     

唐初至清中叶江南人口的变化——答陈意新〈节育减缓了江南历史人口的增长？〉

拙文<堕胎、避孕与绝育：宋元明清时期江浙地区的节育方法及其运用与传播>(以下简称<堕胎>)在《中国学术》2000年第1辑刊出后,陈意新先生在《中国学术》2000年第3辑上发表文章<节育减缓了江南历史人口的增长?>(以下简称陈文),对拙文提出了质疑。我很高兴拙文引起了学界的兴趣,并希望通过讨论能够进一步推动对拙文所谈问题的研究。虽然陈文质疑的大多数问题在我过去发表的有关论著中已作过专门的讨论,但考虑到并非每一位《中国学术》的读者都有时间和条件读到这些拙著,故兹不避重复,把陈氏质疑所涉及的内容,择其要作答。     

论明代中叶泰州学派对阳明教化思想的继承与践履

泰州学派产生并兴起于明代中晚期,主要特色集中于其所具有的平民性、世俗性的教化思想.从理论来源而言,泰州学派的教化思想直承王阳明的“良知说”,“心即理”.这一特征使得泰州学派士人不能脱离传统儒家学人的使命,在其实践性有带有儒家学人的标准气息.     

略论孙吴政权对江南的开发

《隋书·地理志》记叙扬州人物之盛云:“丹阳旧京所在,人物本盛,小人率多商贩,君子资于宫禄,市廛列肆,埒于二京。……宣城、毗陵、吴郡、会稽、余杭、东阳数郡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其人君子尚礼,庸庶敦庞,故风俗澄清,而道教隆洽,亦其风气所尚也。”又云:“南海、交趾,各一都会也,并所处近海,多犀象瑇瑁珠玑,奇异珍玮,故商贾至者,多取富焉。”唐代江南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中唐以后江南经济更是唐王朝的命脉。隋代是一个短暂的王朝。显然,南北朝     

明代科举对阅读活动的影响

明代科举制度的鼎盛和完备,一方面极大地激发了整个社会的读书热情和积极性;另一方面也给读书治学、乃至学术文化的发展带来许多不良影响。在这种双重作用下,明代社会也出现了无数个不为名利、一心于圣贤之学的杰出读者。     

明代中叶的赋税改革和社会矛盾——所谓均田、均粮运动的开始和周忱的平米法

中国封建社会的赋役制度是同土地制度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一般地说,土地制度的性质决定赋役制度的性质;因而赋役制度的变革也就常常反映了土地制度的变革。这在明代的赋役制度和土地制度上表现得很明显。所以,贯串于整个明代封建社会中的均田、均粮和均役运动,就是明代土地制度     

明代江南与西北地区的经济交流——兼论“官方市场”对江南经济发展的影响

明代江南与西北地区的经济交流中,官方贸易(如政府控制的边境贸易、茶马互市)和边防驻军对江南丝棉织品的需求等官方市场是一重要的内容,这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交流形式,也是明代南北方经贸联系的重要渠道。本文通过对这一特殊形式的异地经济交流及商品贸易往来联系的探讨,以期对明代官方市场需求给江南经济发展的影响有进一步的了解。一因地理位置、气候的关系,明代西北地区是江南丝棉织品的一大用户。顾炎武在《日知录·纺织之利》中说:“今边郡之民,既不知耕,又不知织。……华阴王宏撰著议,以为延安一府,布帛之价,贵于西安数倍,既不获纺织之…     

明代外来流民对郧阳的开发

一、明代流民产生的社会原因流民,就是在残酷封建剥削和压迫下不得不远离家乡逃往他处谋生的贫苦农民。历代封建王朝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流民问题,可是,到了明代中期,流民骤起,成百成千地大转徙,其数量之多,地域之广,形势之迫,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流民问题固然与明代人口不断增加而耕地面积却不能相应扩大的社会背景有一定的关系,而明代土地的日趋高度集中更是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的直接原因①。根据西汉平帝元始二年（2）的统计,当时全国人口五千九百余万,耕地面积八亿二千七百万亩。到了明代,人口有了显著的增加,而耕地面积…     

论明代“御用文人”的文学活动

明代御用文人群体及其文学活动,至少在生存样态、业务范畴及创作祈向等层面与科举制度存在关联。明代御用文人的主要来源是科举中人,相应地,其群体性职业取向也并不满足于担任单纯的文学侍从职务。其业务范畴既包括典型御用文学活动,也包括与科举有涉的非典型御用文学活动。其创作祈向在整体上固然体现为润色鸿业,但未尝不受科举背景的潜在影响。     

明代妇女的社会经济活动及其转向

按照传统的观念,家庭生活大抵表现为一种男主外、女主内的关系.作为以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为主体的明代社会,家庭结构中的女性,在经济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通过参与田作、纺织及其他手工等生产活动,成为家庭经济的一种补充.家庭生活史的演变证明,明代妇女不但在家庭中扮演着管理者的角色,而且广泛参与社会经济活动,进而出现了诸如三姑六婆、女贾、女佣、苏州梢婆、插带婆、绣花娘、赶唱妇人、瞎先生之类的职业女性群体.所有这些,无不说明妇女在家庭经济生活中开始居于相当重要的地位.     

明代西北茶禁与茶商的活动

<正> 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汉族与西北少数民族的贸易交往中,茶马互市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商人视为利薮,竞相趋之。封建政府出于政治羁糜、稳固边防和搜括财税诸方面的意图,也极力垄断茶利,推行禁榷专卖政策,采取各种措施排斥,压制商人资本势力,至明代而登峰造极。朱元璋曾直言不讳地说:“夫物有至薄而用之则重者,茶是也。始于唐而盛于宋,至宋而其利博矣。前代非以此为专利,盖制戎狄之道,当贱其所有而贵其所无耳。我国榷茶,本资易马,以备国用。”明代“产茶之地,江南最多,皆无榷法,独于川陕,禁法     

明代阅读活动发展的地域文化特点

明代的江浙和徽州是阅读活动较为发达的地区,其重教尚读风气之浓厚,藏书和出版业之发达,文人学者之辈出,皆为明代之首。它们对明代的阅读活动和学术文化发展始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