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机制研究

企业金融化既是企业一种偏重资本运作的资源配置方式,也是企业追求资本增值而非生产利润的一种经营方式,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将对企业金融化产生重要影响。基于国内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0—2018年面板数据,构建省际层面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通过多元回归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验证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企业金融化存在抑制作用。数字经济可以通过降低融资约束程度和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来抑制企业金融化。     

结构性减税背景下的企业金融化动机——基于企业税收负担视角的实证研究

在结构性减税背景下探究税收负担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机理及其作用边界,在科学评估结构性减税的经济效应的同时也有助于提高减税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刺激效果。以2001-2017年非金融上市公司为分析对象的实证研究表明,税收负担会显著促进企业金融化,而且税收负担对民营企业金融化的促进效应显著高于国有企业。进一步检验发现：较高的金融资产与实体资产收益率差距、企业处于较弱的市场权力地位均会增强税收负担对企业金融化的放大效应。上述研究从税收负担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系视角科学评估了减税政策的经济效应,对减税降费等精准施策以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股市稳定性的影响效应与传导路径分析

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中国面临的金融风险加剧,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是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的基础.以2000-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构建企业金融化与股市稳定性实证模型,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降低了股市的稳定性,考虑宏观政策、内外约束机制的调节效应,发现宽松的货币政策强化了实体企业金融化对股市的不稳定性效应,而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与公司治理则弱化了实体企业金融化对股市的不稳定性效应.传导机制检验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主要通过企业透明度、财务基本面趋同性影响股市稳定性.为了提高股市稳定性,应加强对实体企业金融投机行为的甄别与管控;严禁企业信贷资金违规进入楼市;缩小金融、房地产投资与实业投资的利润差;积极发挥货币政策的调节作用;建立良好的内外部约束机制.     

数字金融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运用于金融领域,传统金融业已进入数字化时代,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广度更广、深度更深。当前中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数字金融所具备的共享、便捷、安全、低成本和低门槛特点契合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数字金融能够发挥资源配置效应和普惠效应,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数字金融通过革新传统金融服务模式,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为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未来应深化数字金融体制机制改革以推动区域金融可持续发展,加强高素质人才培养以提升区域金融核心竞争力,完善数字金融法律法规以保障区域金融稳定发展,为促进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推力。     

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效率的影响研究——以新三板企业为例

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高效运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数字普惠金融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提供新思路,进而促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新三板企业数据,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效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升中小企业效率,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数字化水平均对中小企业效率具有显著的提升效应。第二,数字普惠金融提升中小企业效率具有明显的行业异质性、规模异质性及区位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对制造业企业及中小型企业的效率提升效应更为显著;在东部地区及规模较大城市更为显著,在中西部地区及小城市中小企业的促进效应尚待挖掘。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助于推动企业创新发展、提高城市金融水平,进而促进中小企业效率增长。研究对于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和中小企业效率提升具有参考价值。     

企业金融化、减税刺激与提振实体经济

以新一轮的减税政策为背景,重点探究减税激励如何作用于实体企业金融化,并从实体企业金融化视角揭示税收激励提振实体经济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相对于税率未发生变化的企业,税率下降的企业金融化水平显著提升,而税率上升的企业并没有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两者呈现非对称性影响。按照产权性质分组检验发现上述检验结果主要在非国有企业更显著;实体企业金融化有助于放大减税对投资扩张的激励效应,系列稳健性检验也支持了上述研究结论。     

西北地区金融支持促进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与促进的辩证关系。金融对经济的作用本身是一个动态连续的过程,金融资源的数量及效率配置是经济增长的约束动因。本文以西北五省区的金融支持为研究对象,归纳出衡量金融发展的指标体系,验证西北地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影响经济增长的回归模型,揭示金融化和资本市场的发育程度对经济增长有比较明显的促进作用。根据实证分析结论,提出推动西北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操作性建议。     

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与企业金融化——异质性特征与政府激励结构破解

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管理是政府部门实现经济治理的重要手段,会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生产和投资行为产生影响。文章基于上市企业2008—2020年数据,研究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机制等问题。结果表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会显著驱动企业金融化行为,尤其是对企业的短期金融化行为有明显助推作用,并由此降低了企业的经济绩效。特别地,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于不同属性企业产生了结构性的差异化影响。地方政府制度激励是影响地方经济增长目标效果的重要因素,在较强的经济绩效考核压力、较大的政府干预经济强度、较低的政府运作效率情境中,地方经济增长目标显著加剧了企业的金融化行为,但随着政府经济增长激励导向的转变,这种驱动企业金融化的趋势呈现出弱化特征。     

企业金融化存在供应链传染效应吗？

客户是企业收入的主要来源,客户的财务战略对企业投资决策至关重要。利用2009—2021年A股上市公司及其前五名上市客户的金融资产投资数据,分析了客户金融化水平对企业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客户金融化水平越高,企业出于“逐利避险”的投资替代动机和预防性储蓄动机持有的金融资产越多。进一步分析发现,投资替代动机是促进企业增加金融资产投资的主要动机,较高的客户金融化水平通过挤出企业实体投资,推动了企业金融化行为。另外,企业金融化供应链传染效应主要由长期金融资产驱动,实体投资回报率低的企业、民营企业对客户金融化水平变动更敏感。从客户驱动视角为企业金融化提供了新的解释,对金融风险防控和引导企业资金“脱虚向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存在过度金融化吗

目前尚没有文献对过度金融化一词进行专门的定义。从金融发展理论和西方金融发展史的视角，过度金融化是指随着金融化程度的提高，金融化不能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反而阻碍经济发展的现象。根据当前国内经济现象以及金融化指标的国际对比评估判断，中国存在总量的过度金融化；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则显示，除总量过剩外，中国的金融化还具有显著的结构性特征，大量金融资源集中于少数行业和领域，导致部分行业金融资源过剩，形成局部泡沫，另一部分行业缺乏金融服务，面临融资困难，且这种结构性的过度金融化对经济发展已经造成不利影响。从改革开放至今40年的时间中，金融发展在银行业和货币化水平上的深化并没有对经济增长率做出显著的贡献。控制过度金融化、防范金融风险，短期应控制总量增长，防止放水漫灌，长期则重在调整金融结构。     

普惠金融、金融服务均衡化与区域经济发展——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模型的研究

发展普惠金融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课题。依托普惠金融发展指标,构建综合的中国区域金融发展指数(IFI),并在此基础上通过面板数据模型进一步定量分析普惠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效应。研究结果显示,近十年来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十分迅速,但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呈东、中、西部梯度递减的格局;普惠金融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效应显著,但作用效果存在地区差异;此外,普惠金融发展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大于金融深化所起的作用。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的金融化:涵义与实证检验

本文聚焦当前我国不断强化的实业金融化趋势,尝试设计经济金融化的评价体系,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中国制造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企业的金融化活动及其成因.研究表明:我国实体经济部门并未出现类似美国的持续金融化现象,实业部门的金融化活动主要是为了扩大再生产或者弥补实业投资不足,金融部门的快速发展虽然从总量上提高了经济金融化水平,但无助于改善企业等微观主体的金融能力.经济金融化要关注结构优化与微观主体的金融效率,防止实业金融化走向极端的产业空心化.     

二元均衡下房地产过度金融化:机制、测度及影响因素

在分析我国房地产金融化形成机理的基础上,构建了房地产金融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对我国2009—2019年的房地产金融化程度进行测度与研判,并利用VAR模型测度我国房地产金融化水平与住房空置、货币政策等重要经济变量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居民、房地产企业、政府和金融机构在房地产金融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居住属性与投资属性的转换会形成房地产金融化,且积累到一定程度将导致房地产过度金融化。整体上,我国不存在房地产过度金融化,处于低金融化水平,但存在潜在过度金融化风险;分区域看,东部地区和经济发达城市的房地产过度金融化可能性最大。而对于房地产金融化影响因素,住房空置对我国房地产金融化水平冲击最大,货币政策、心理预期与国内经济形势次之。文章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绿色金融对数字经济绿色发展影响效应研究

数字经济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的新机遇,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也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基于我国2013—2019年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绿色金融对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的支持效应。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是实现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的有效路径,且对产业数字化绿色发展的贡献作用更大;绿色金融对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中西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绿色金融可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助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产业结构合理化在绿色金融与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即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不断提高,绿色金融对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的推动作用呈“倒U型”关系。因此,建议我国应加快绿色金融数字化转型;构建以绿色金融为核心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充分发挥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实施东中西部地区差异化的绿色金融政策,加快构建东部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东中西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金融化与工业化:作用路径及动态效应

金融化和工业化在经济现代化进程中表现出复杂的关系和矛盾。基于我国1997—2011年31个省域的面板数据,运用非参数逐点回归方法实证检验金融化对工业化进程的作用渠道及动态效应。研究结论表明,我国的金融化对工业化的促进作用表现为弱化趋势,金融化与工业化进程之间存在"门槛效应"。通过对金融化影响工业化进程的作用路径分析发现,工业结构重化和资本深化两个渠道不仅存在而且渐近强化,而科技创新渠道则未显现。工业结构重化与资本深化渠道越来越难以持续促进工业化,局部"去工业化"和"经济虚化"的苗头开始显现,必须加快金融发展的结构调整和工业化的路径优化。     

金融发展、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空间溢出效应与调节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2008—2019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建立空间杜宾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金融发展、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科技创新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金融发展、科技创新投入的间接效应与总效应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科技创新产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科技创新能够显著正向调节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与总效应。科技创新的调节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中西部地区科技创新投入的调节效应优于东部地区,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科技创新产出的调节效应甚微。政府应当进一步优化金融结构,促进金融创新,加强金融监管,推进金融改革,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发展;对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应实施差异化的区域发展战略。     

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与货币政策区域效应

文章在回顾国内外学者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存在性研究的基础上,得出我国货币政策确实存在明显的区域效应的结论,但是对于产生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原因,国内学者有很大分歧.基于此,文章从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出发,论述了我国金融体制对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影响,针对这种原因,笔者提出相应的有关金融体制改革的政策建议.     

金融数智化赋能实体经济：个性特征、运行机理与应对策略

发展实体经济是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必由之路，金融是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强源动力之一。当前，实体经济发展进入转型升级、竞争激烈的新阶段，迫切需要高形态的金融形式相耦合。我国的金融形态从最初的手工形态，经过信息化、互联网化和数字化阶段，目前已经是数智化发展新阶段。金融数智化能更有效地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的历史阶段金融数智化赋能实体经济必须推进实体企业数智化建设，保持产融数智化水平协同；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以链融实现产融过程链接发展；做强超级金融数智化集成平台，提升金融综合供给实体能力；强化产融数据要素治理，驱动实体产业要素向高端化发展；拓展数智技术创新与应用场景，持续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做好金融数智化风险管控，维护实体经济稳健发展。     

“双碳”背景下数字金融赋能农业企业绿色创新研究——基于泊松回归的实证分析

落实“双碳”工作已经成为当前政府工作的重大攻坚任务,数字金融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推动力,是“双碳”目标实现的有力支撑。该文以农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企业规模、企业年龄、资产报酬率、资产负债率、固定资产比率以及管理费用作为控制变量,通过获取2011—2020年全部A股公司绿色专利授权数数据,运用泊松回归分析模型,探究了数字金融对农业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显著正向影响农业企业绿色创新。基于此,该文提出相应管理建议。     

供应链金融现代化建设的内涵及实施路径

实现供应链金融现代化有利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有利于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从我国供应链金融的发展历程看,设计高质量的供应链金融服务产品,需要了解供应链金融服务价值准则的变化规律,构建供应链金融现代化的建设体系。供应链金融现代化建设的内涵包含数智化、创新、绿色、安全和高价值。数智化是供应链金融现代化建设的手段,创新、绿色和安全是供应链金融现代化建设的目标,高附加值则是供应链金融现代化建设的指引方向。管道型企业和平台型企业供应链金融现代化建设的实施路径是有差异的,管道型企业应侧重数字化转型,而平台型企业应侧重于数字化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