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诗人的经济生活与诗歌创作——以浙派为例

经济生活与文学创作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话题.清代浙派诗人群体的诗歌创作中出现了大量与经济生活相关的细节.浙派诗人对经济话题的书写呈现出"日常化"的态势,他们将贫困这一主题渗透在衣、食、住、行等日常化的细节吟咏中,如对寒碜的衣着、上涨的米价、破败的住房、友人的赠物等方面的描写.直面经济的困顿时,诗人们流露出"多层次"的心态,包含了自怜、自嘲、自责等微妙而煎熬的情绪体认,从而在诗中出现了宣泄、谐谑、哀叹等多重的心灵抒发方式.康乾时期文祸不断的时代背景导致浙地士人噤若寒蝉,令心性孤清的浙派诗人更加趋向个人世界的自我关注.士商互动的馆客生活带来的贫富悬殊的落差,令善于自我关注的浙派诗人更加趋向于关注自身经济的贫弱.大量述贫诗的创作,是浙派诗人表达生命痛感的精神化体验.     

从兰亭集会到竟陵八友－东晋南朝家族诗人群与“唯美”诗学的蜕变

本文探讨家族诗人群体活动对于东晋南朝诗学的作用和意义,从一个新的角度研究这一特定时期诗学的发展规律.认为诗歌创作从东晋玄言诗、晋宋山水诗,到齐梁永明体、宫体诗的嬗变,和南渡家族诗人群体自然山水美的发现、才华的竞赛、追求诗歌的审美娱乐作用的精神息息相关.     

从几部唐代唱和总集看刘禹锡的唱和诗

唱和是唐代诗人创作的重要形式之一,唱和集几乎占唐代诗歌总集的三分之一。与刘禹锡有关的唱和总集有九部,尽管这些总集均已散佚,但通过文献考察和辑佚钩沉,我们能从中了解刘禹锡交往唱和的以下情况:九部唱和总集中,现在尚存世的诗歌在350首以上;与其交往唱和的诗人较为广泛,由此可见其在中唐诗坛的地位和影响;通过唱和交往,可见其与白居易等人之间深厚的友谊。     

元代亦集乃路平章把都帖木儿家族入明事迹考论

亦集乃路的黑水城是元代西北地区的交通枢纽，也是明朝的必争之地。明军攻克黑水城，该路大族把都帖木儿(吴允诚)家族降明，其家族由亦集乃路迁至凉州，后定居于京畿地区。居地变迁拉近了吴氏家族与明朝的距离，促进家族成员军职升迁，同时，也推动该家族婚姻关系及家族文化的转变。把都帖木儿家族作为蒙古归降民众中的上层代表，其家族在民族交融中对北元归降的少数民族群体发挥了引导和表率作用，有利于降人群体建立对明朝的认同并促进其积极参与到多民族交往交融中，亦有利于边疆的稳定与安全。     

清初五鹿诗社考述

五鹿诗社得名于郜焕元所编《五鹿诗选》,是清初以大名府为中心的诗人群体。诗社成员多生于仕宦之家,入清后通过科举跻身仕途,属于清初"纱帽"诗人。诗人之间基于家族、姻亲、同学等关系,交往频仍。他们以地缘为纽带,以读书、游园、留别为契机,流连唱和,形成规模庞大的诗人群体。诗社成员以郜焕元、袁佑、窦遴奇三人成就最高。他们诗歌的思想、内容或出于时忌或囿于眼界,介入社会的程度不深,易代之际的民族矛盾与阶层冲突在诗歌中少有体现,缺少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的批判,亦缺少鲜明的艺术个性。诗社诗人与地方官吏及游历诗人相互砥砺激发,一起有明一代地方诗坛之衰,共同营造了清初大名诗坛盛况。     

清空晓畅 圆熟蕴藉--从刘长卿的诗歌艺术特色看大历诗风

唐大历时期,诗人多官居下僚,有志难伸,常集会唱和,因此诗歌风格、体式趋同,有类型化倾向.在"大历十才子"之外,还有江南地方官诗人群体.其中刘长卿地位特殊,诗为翘楚,是大历诗风的代表.     

韩愈分司东都与韩孟诗歌唱和群体的形成

文人分司东都对文学创作及洛阳诗歌唱和的影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中唐诗人韩愈分司东都期间,在洛阳任职或居住的孟郊、卢仝等人与之进行了较多的诗歌酬赠唱和。同时,洛阳便利的交通条件、韩愈在文坛的影响及其喜欢奖掖后进的作风也吸引了贾岛、刘叉、李贺等人。诸多诗人在此会聚,促进了韩孟唱和群体的形成,并在彼此的相互影响中形成了共同的诗歌审美追求。     

吴玠吴璘家族考

以吴玠吴璘吴挺吴曦为核心的吴氏家族,起自建炎,迄于开禧,是南宋一代最大的军事集团。他们初以战功起家,继以兵柄世传,使吴氏家族称雄于四川几近八十年!故宋人有言:“夫吴氏当中兴危难之时,能百战以保蜀,传之四世,恩威益张,根本益固,蜀人知有吴氏而不知有朝廷。” 在吴氏家族中,《宋史》为之立传者只有四人,即吴蚧、吴璘、吴挺、吴曦;明人钱士升作《南宋书》时,又为吴玠之子吴拱立传,但失之简略。这种状况,影响了对吴蚧吴璘、乃至整个吴氏家族、吴氏军事集团的深入研究。     

元遗民诗人的群体文化特征

遗民群体不仅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 ,它也代表着衰亡之国的文化 ,呈现出独特的文化特征。在元遗民文化中 ,遗民诗歌成就比较突出 ,遗民诗人群体的文化特征也最为显露。我们可以从元遗民的心态、人生道路、生活方式的选择、精神追求等方面来观之。1.元遗民诗人心态“任何一个历史个人的心态是他本人及其同时代的其它人所共有的心态”。元朝末期朝纲解体 ,天下大乱 ,元末文人群体也面临着严峻的人生选择 ,在乱世纷争中群体最终走向分裂。像历史上其他朝代变更一样 ,也出现了一批遗民诗人 ,在旧朝灭亡之际 ,他们或尽力挽救颓势 ,或尽礼守节 ,表现…     

人性·史诗·传奇——近二十年来中国家族小说的艺术阐发模式

20世纪90年代以来,家族小说受到众多研究者的关注。除被广泛探讨的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外,它的审美构建,即家族叙事独特的艺术阐发模式也颇值得研究。总体说来,新时期的家族小说从人性、史诗、传奇这三个维度对家族的历史文化进行了独到而又深刻的艺术阐发。作家们通过对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开掘和探求,透视了时代、民族和生命的历史走向;通过一个个家族的兴衰演变,表现了整个时代、社会、国家之发展演进的风云变幻,形成了具有史诗性的宏大叙事模式;通过对家族中的传奇人生和深宅大院所构成的独特传奇世界的描写,既迎合了大众对于传统奇观的窥探欲望,又表现出对于家族的情感依恋。     

论少数民族诗人的原乡意识

当代中国少数民族诗人处于多元共存、多元冲突、多元一体的动荡的文化形态建构中 ,面临着民族文化、主流文化、西方文化的多重精神压力。在这种多元文化的差异与困惑中 ,少数民族诗人在比较后走向回归 ,并最终试图超越自我。这是少数民族诗人追寻精神原乡的痛苦的心路历程 ,也是当前文化形态下少数民族诗人所必然采取的文化策略。     

唐代中书舍人权知贡举的文学史意义

唐开元二十四年贡举归礼部之后,中书舍人权知贡举的情况非常普遍.这一引人瞩目的政治文化现象,也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至少包括三点:第一,天宝年间权知贡举的中书舍人,采取一系列措施,使进士科最终确立诗赋取士的标准,极大地助长了好尚诗文的社会风气,刺激了士人的诗歌创作热情,促成了盛唐诗歌于天宝年间走向最高潮;第二,广德至贞元年间,主要由权知贡举的中书舍人来完成的科举考试改革,受当时儒学复古、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而逐步展开,又通过科场文化对士人产生广泛影响,直接促成了中唐古文运动和新乐府运动的产生和发展;第三,自贞元以后,中书舍人权知贡举的情况更加普遍,他们主持了大多数座主与门生之间的唱和,这种唱和在贞元后期至会昌年间达到高潮.     

山西历史战争景观诗歌及诗人空间分布及形成动因研究

战争诗人笔下的以人类战争活动为题材的诗歌及战争诗作者本身都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此类诗作的内容风格、作者籍贯的地理空间分布都表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山西作为我国历史战争的重要策源地,出现过数量众多的战争诗人,他们的籍贯往往集中分布在特定的地域、甚至家族之间;而诗作内容所依托的城市、河流、山脉等地理景观,则更为集中,形成了“诗城”、“诗河”、“诗山”等战争文化地理景观。这种空闻分布形成的动力机制不仅是区域历史战争的反映,同时也受着地域政治和文化教育水平的影响。     

论宋初诗人对白居易的追摹与接受

白居易及其诗歌在宋初受到群体的认同和仿效,与宋初君臣的游乐之风、统治者对白居易的褒扬、馆阁词臣崇尚浅易的诗学趣味以及白氏遗迹对活动在洛阳一地文人集团的浸染均有直接关联,而陶榖、李?、李至、徐铉、晁迥、释智圆,特别是王禹偁等诗人对白居易的多方面追摹,则是白诗接受浪潮中的重要推动因素。考察宋初诗人对白诗的接受,主要表现为闲适、讽谕两大类型诗歌的创作,而其共同特点,乃在于唱和形式的汲取和摹拟手法的运用。     

"朦胧诗":矛盾重重的文学史叙述——兼论当代诗歌流派的解读方式

在当代诗界和学界,有关朦胧诗的叙述始终存在各种矛盾,也引发了众多争议。近年来,随着朦胧诗考古和细节化的深度展开,学界已开始重视过去30年来以诗歌运动为主潮的自由精神文化的历史检视。而中观研究被运用到朦胧诗派的考察,提示研究者须深入到诗人群体的内部,把握诗派流变的脉络,进而探悉其文学生命的集结点。     

元末士大夫雅集交游述论

元朝末年,一大批文人学士逐渐以集体形式融入世俗社会,以风雅相尚,联诗结社,题咏唱和,讲论道义,心相孚,行相契,在结雅集、问友学、求仕进的交游活动中逐渐形成了浙东、浙西、吴中等独具品格的地域性士大夫群体。这些交游活动不仅反映了元末复杂多故的社会现实和宽松自由的文化氛围,而且展现了元末士大夫多样的心理动向和价值选择,对元末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承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明清江南民间信仰活动的展开与日常生活:以苏松为例

在明清时代的苏松地区,民间信仰活动的展开与多个群体密切相关,其中地方巫祝是信仰活动得以展开的核心群体,会首、衙役等群体则是信仰活动的具体组织与参与者之一,而不同阶层的女性在推动民间信仰活动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民间信仰活动的开展不仅仅关乎信仰层面,同时也是一些群体借以谋生的途径,这应该是其屡禁不绝的一个重要原因.     

玉山雅集文人群体文学观念的重新定位

玉山雅集诗酒唱和活动构成了元末文人绵延十余年的诗学盛举,根据玉山主人盛情邀请众多台阁著名文人为其题写匾额,参与雅集唱和与题写诗集序言的举措,可以看出其具有借重台阁文人以提高雅集声誉的动机。而玉山雅集的唱和主体乃是汇集于此的元末各地之隐逸文人,无论是他们雅集的目的还是诗歌创作的思想情感倾向,均以追求愉悦快适为主要内涵。由此玉山雅集文学观念的基本特征乃是台阁文人与隐逸文人两种不同群体诗学思想的巧妙组合,显示了以儒家雅正诗学理论为口号,而实则以求乐自适为内涵的独特架构。     

近五年来宋代诗学整理、研究与普及著作的新收获

近五年来,宋代诗学整理、研究与普及工作所取得的著作成绩大致可概括为八大领域,即诗学文献整理与研究、一般通论性研究、诗人诗作个案研究、诗学流派、诗学群体与家族诗学、地域诗学研究、文化诗学研究、诗学理论批评研究、宋代诗学杂论及宋诗的鉴赏普及性工作。上述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有力地标示出宋代诗学研究与普及工作的有效展开与兴旺繁荣的特征。     

重新评价清初京师贰臣诗人的文学史地位

在清代诗歌发展史中,清初诗歌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它为整个清代的诗歌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作为清初诗歌创作主体--遗民诗人与贰臣诗人,理应进入学界研究的视野,得到相应的重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以往学术界囿于传统的政治道德观念,对清初诗坛贰臣诗人群体的评价多失客观.近年来,随着学术气氛的宽松与研究视角的转换,上述现象逐渐得到改变,但对贰臣诗人的研究仍有大量的空白领域,如清初的京师贰臣诗人群体,这是一个在清初诗坛有着重要影响、对清初诗歌发展的走向起到了重要作用的诗歌群体.因此,本文力求立足历史与文本,以期还原这个群体在清代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