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一个分析框架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以公共利益为主旨,多主体在共同认可的规则下,共有共用资源并集体行动的有机体,有着主体、认同、规则、行动等基本要素。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在治理主体结构、公共性的具体特征、规则运行、资源状况等诸多方面都有其特殊性。在“理念—场域”“主体—规则”“资源—行动”的结构下,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需要在“公—共—私”的双向转化中,持续生产、拓展公共性;在政府引导下实现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共同生长与发展,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双法”融合并形塑积极行动者;治理资源的输入与内在资源的转化并重,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共有共享并集体行动。     

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实践策略与行动逻辑——基于“情感—关系—行动”解释框架的分析

基于“情感—关系—行动”逻辑的治理共同体解释框架，以G省拆迁安置S社区社会工作实践项目为案例，运用参与式行动研究和反思社会工作力量参与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实践策略与行动逻辑。研究发现：社区情感倦怠、主体关系异化与集体行动缺失制约着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围绕共同价值生产、主体关系再造和集体决策共识的社会工作实践破解了上述制约，激活了社区共同体建设活力，强化了基于平等的多元主体协商合作和行动协同；实践过程中，社会工作者以“完全在场—选择在场—隐形在场”的行动逻辑推动社区逐步形成多元社会力量协同共治的局面，赋予社区内在的治理潜能和治理动力，推动社区形成稳定性、持久性、独立性和常态化的治理模式和结构，回应了社工机构撤离后的社区治理成果巩固难的问题，推动了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     

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伦理之维

社会治理本身蕴含伦理要求。从社会治理主体的伦理角色定位来看,政党具有主导型功能,是主流伦理道德规范的制定者和倡导者;政府具有服务型功能,坚持人民至上,以为人民服务为旨归;社会具有协同型功能,以便协商各方关系,实现协同共治;公众具有参与型功能,以便彰显主体自觉,担当主体责任。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主要伦理原则表现为：目标上的公平正义原则,手段上的协商共治原则,责任上的共担共建原则,权益上的共享共荣原则。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伦理进路主要表现为：增强赋权转能,以多元共治秩序为基点;拓展理性内涵,以关照人文精神为支撑;回归治理本位,以德法协同治理为方式;强调公共价值,以善智与善治互构为目标。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实质上也是一种伦理共同体的构建。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村庄治理共同体重构

伴随着村庄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农村的村庄治理共同体先后经历了家族治理共同体、单位治理共同体、自治性行政共同体等不同形态,乡村振兴将推动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构。乡村振兴是一个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协同、项目链接多方资源共用的社会建设工程,势必推动村庄经济社会的开放化、多元化,不仅要求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构,而且决定了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是一种包容性治理共同体。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的包容性突出表现在：（1）以地方党政为主导,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共治性;（2）以村级组织和村民（社员）为基础,多方力量内外联结的开放性;（3）以利益为导向,全体村民和所有相关者分享收益的共享性。推动村庄治理从封闭、单一的传统“在籍治理”转向开放、包容的新型“在地治理”势在必行。     

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理论意涵、出场实践及建设路径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人人有责共同建设的价值共同体，也是人人尽责共同治理的行动共同体，还是人人享有共同发展的利益共同体。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是一个凝练共享合作价值理念，打造共建共治平台，提升协同治理能力，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动态可持续过程，在社会治理领域需要统筹协同推进社会安全的本体性建构，社会矛盾的共商化解，社会活力和秩序的韧性治理，“五治融合”的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兴边富民的边疆治理。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通过合作之治、规则之治、技术之治、民生之治，在社会凝聚、法治保障、数字赋能、精细服务等方面增进社会治理体系的有效调适，在治理与社会的相互嵌入中构建韧性治理共同体。     

社会矛盾跨域联调：行动逻辑、情境检视与实践路径

随着跨县域的社会矛盾频繁发生，社会矛盾跨域联调在社会治理中变得尤为重要。从行动主义的视角来看，社会矛盾跨域联调本质上是以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和社会力量为主体的多元行动者在行动场域中的策略选择。面对复杂的治理环境挑战，治理体系需要从价值取向、信任关系和合作能力三个层面打造社会矛盾跨域联调的责任共同体行动网络。行动主义的分析框架为重新检视社会矛盾跨域联调现状提供了理论支撑，有助于破解当前联调行动的责任困境，建立起主体共治、多方共建、需求共促的行动规则体系，进而促成具有主动性、公正性和长效性特征的联调行动。     

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何以可能?——迈向经验解释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

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既是当前我国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现实基础,也是完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重要举措。我国城市社区呈现出社区组织碎片化、社区公共性衰落、社区生活个体化三大新困境。"社区治理共同体"成为化解城市社区问题的有效理念。此共同体以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和居民为主体,以社会再组织化为手段,以实现社区多元主体共同治理为根本目标。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国家与社会、政府与社会、国家参与社会自治组织实现合作主义的具体实践。这不仅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更有利于加强基层社会建设,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城市蔓延中大都市郊区基层社会的秩序生成与维护——基于非组织化利益共同体的分析视角

在社会治理中存在着非组织化利益共同体,它是一种基于共同利益而形成、具有非组织化特征、能够承当秩序供给者角色的治理主体,其合法性源于利益相关者的接纳和认可,权力来源于共同体成员的权利转让和在治理实践中获得的认同,并据此建构基层微权力。城市蔓延过程中,大都市郊区的空间不断扩大,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叙事规则和秩序供给体系被解构,但因组织化秩序供给主体的缺位而未得到有效的建构。非组织化利益共同体通过行使微权力对基层社会进行权力嵌入和权利供给,重构基层社会叙事规则、社会关系网络、社会叙事空间和秩序供给逻辑,进而推动基层社会秩序生成。同时非组织化利益共同体通过塑造治理权威、加强与政治性治理主体的利益勾连、强化自身的秩序供给合法性、增强对社会资源的运用能力等措施,来维护大都市郊区的基层社会秩序。     

“创熟”：激活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有效模式——“结构—行动”框架下F市T社区的实践分析

“创熟”的实质与核心就是通过激活和整合社区治理的各项存量资源和要素,实现社区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创熟”工作有效实施的背后在于遵循了一条可适的“治理共同体”逻辑链条,即“情感—利益—组织—命运”框架,该框架有效打通了“结构与行动”及“资源结构与规则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形成了以情感、利益、组织、命运等社区资源结构为逻辑主线,以情感沟通培育、利益矛盾化解、主体合作共治、思想文化塑造等行动策略及其相应的情感联结、利益协作、组织保障、文化引领等结构化机制为内容体系的社区治理共同体“一体两翼”模式。     

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内在机理及其实践路径

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是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关键环节。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通过联结"利益—情感—文化",为居民提供非利益本位的交往空间,满足人们的社会情感需求,培育和提升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获得感和安全感,进而推进社区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当前,利益碎片化、情感弱化和文化异化等是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面临的主要挑战。对此,需要构建融利益整合、情感重塑与文化导向为一体的发展机制,促进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实现。     

社会治理“共同体化”的日常生活实践机制和路径

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一经提出，便受到学术界的热切关注，有学者对此开始专门探讨，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但是，对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提出的社会背景以及建设路径，目前还缺乏深度的研究。本文借用马克斯·韦伯的“共同体化”概念，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社会基础以及实施路径和机制上展开一些讨论，认为在共同体基础薄弱的情况下，需要通过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并内化为其内在的组成部分，才能达成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也就是说，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是“共同体化”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并转变成他们的日常生活内在活动中展开的。为此，本文还对日常生活化实践的具体路径做了初步讨论。     

价值驱动、结构优化与主体赋能：基层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逻辑

基层治理共同体是基层治理主体通过合作参与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组织结构，建构基层治理共同体是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建构基层治理共同体，需要建立价值驱动，使治理主体明确责任并筑牢信任与尊重的基石，增益基层治理共同体的有效性；实现结构优化，厘清治理主体间关系与利益结构，以完善的规则体系保障合作参与，增进基层治理共同体的规范性；进行主体赋能，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把民主要素融入基层治理，创新合作参与的协商机制，提高治理主体的治理效能感，增强基层治理共同体的持续性。     

从“共同治理”到“治理共同体”：基层社会治理实践逻辑转换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话语创新,也是对社会治理目标的更高追求。社会治理提出以来,基层探索了丰富的“共同治理”实践模式,但是面临严重依赖党政推力、合作共治浅层悬浮、制度认同度低又难执行等新困境。“治理共同体”意指多元治理主体以共同体成员的方式组织起来,以共同体纽带激活内在动力、以共同体关系优化治理结构、以共同体规范完善治理制度。从共同体“纽带—关系—规范”审视治理“动力—结构—制度”,能够更加清晰地审视“共同治理”的问题症结,为破解困境指明方向。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亟待从简单“共同治理”走向“治理共同体”,包括在治理动力上从应激响应到日常韧性、从行政末梢到动员起点、从个体性到公共性;在治理结构上,从差异性到互补性、从表面到嵌入、从偏利共生到互利共生;在治理制度上,从行政场景到生活场景、从封闭到开放、从纸面到实效。     

乡村共同体建构的国家视角：基于“政党入户”的观察

乡村共同体与国家紧密联系。在中国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中,乡村共同体经历了从自我建设到国家建设的转变。中国式现代国家建设需要一个既能与国家权力互动又横向联系紧密的乡村共同体社会,再建乡村共同体内化于现代国家建设进程之中。“政党入户”以党员联系户机制为基础,将政党组织体系延伸至乡村社会基础单元(户)的过程中,以政党联户实现了政党对乡村社会的纵向政治整合,将乡村社会重构为与国家紧密联系的高度组织化和政治化的社会;同时,在党员服务人民的机制下,纵向的“以户联户”转换为横向的“以家联家”,增进了乡村内部横向社会联结,实现了乡村共同体的国家再建。国家是乡村共同体建构的主体力量,为乡村共同体建构创造基础和条件。整合式联结是乡村共同体再建的国家逻辑。从国家视角认识乡村共同体建构可以将乡村共同体置于国家建设体系之中进行整体和历史地分析,从而在更加宏大的现代国家建设视野中理解乡村社会建设。     

后疫情时代全球教育治理体系重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

全球教育治理体系重塑是对全球治理变革的时代回应。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审视全球教育治理现实,深刻理解全球教育治理体系重塑的宏大作用和历史使命,有助于人类调剂与平衡致力于全球教育治理体系重塑的群体和资源。从全球教育治理多元流变性、过程偶然性等特征中认识类主体是基于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等之上的类存在价值共同体,其中所蕴含的类规范、类文明、类追求是重新理解全球教育治理体系重塑的价值逻辑要素,为重塑全球教育治理体系提供一定的思想基础和价值支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后疫情时代全球教育治理体系重塑赋予了历史使命。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形塑全球教育治理权威、革新治理理念、重构治理机制、共享治理资源,积极探索全球教育治理体系重塑的行动路径,是适应全球治理体系形成动态变革的时代之需。     

社区共同体视域下社区治理研究——以云浮金龙社区为例

社区是以一定地域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社会生活共同体是目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基本目标。社区治理的参与主体、社区资源整合以及社区公共精神是社区治理的三个基本维度。云浮市金龙社区在"共建共治共享"社区共同体治理中,组织多方参与主体、整合多方资源平台、培养社区公共精神的做法对城市社区治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作为复杂系统的共同体:生成逻辑、疏离风险与长期治理

当前,从全球性倡议到国家治理的导向,再到各级地方政府的治理目标、理念和手段,“共同体”一词已被广泛采用。然而,如何从倡议到落地并实现可持续优化,是当前共同体理论和建设实践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复杂系统视角,我们可以将共同体看作人类社会系统的一种形态,进而分析其生成的逻辑、存在的风险和治理的策略。共同体不仅具有网络一般性结构特征,而且其中主体的丰富性对于系统的演化尤为重要,脱离主体丰富性则会自发产生网络疏离风险,进而导致系统的衰败甚至消解。要实现共同体系统的有效运行和健康进化,需要公共部门在系统层面进行长期治理,围绕差异性开展共同体治理工作,包括促进社会学习制造差异,以降低交互成本;实施边界工作保护差异,以提升连接多样性;通过秩序构建协调差异,以实现系统效应。     

共同体不能承载德性之重——对当代共同体主义德性生成论的一种分析

共同体主义主张共同的善先于个人权利,强调生活的社会性质和身份关系而不是个体的自由选择,并认为只有共同体才是德性生成的最好环境。其实,良性共同体才是德性生成的良好背景,且现代多元共同体都是个体化基础上的共同体,因此仅仅一个共同体本身无法承担起人们德性培养的重任,德性生成是主体为善意愿与良好社会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旅游型村落共同体演变的表征与动力——社会凝聚力视角下的多案例分析

乡村社会凝聚力是维系旅游型村落共同体的核心纽带,由基于经济利益的乡村物质凝聚力、基于主体地位的乡村制度凝聚力、基于地方认同的乡村精神凝聚力所构成。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村落共同体的凝聚核心不断变化,呈现出从旅游开发前的血缘联结到旅游开发初期的核心弱化、再到旅游开发后期的命运共生的阶段性演变表征,命运共同体成为旅游型村落演变的最终理想归宿。国家权力的强势规训与服务型治理、外来资本的经济逐利与社会取向、社区居民的相对剥夺与增权等主体性驱动力量相互关联、相互渗透、交叉影响,共同驱动乡村社会凝聚力的强弱动态变化,进而成为村落共同体阶段性演变的底层动力。因此,需要通过建立利益分配机制、保障居民主体地位、培育地方综合认同来重塑乡村社会凝聚力,构建旅游型村落命运共同体。     

西藏高中理科教师学习共同体生态模式构建研究

构建学习共同体生态模式是西藏高中理科教师教学胜任力普遍偏低的现实诉求,是促进职后学习提质增效、提升教师专业能力、提高教育质量的有效路径。学习共同体以专业发展为纽带,以扁平化模式运转,以共同愿景维系,创设自主型、创新型教师成长模式,形成融洽型、积极型组织制度与组织文化,练就支持型、互助型高水平人力资源队伍。西藏理科教师学习共同体以“教研员—援藏教师—本地教师”为主体组成学习共同体实体,以传统教研方式为主开展学习,以行政驱动为主协调推动,尚未按照专业共同体的理念建设。构建教师学习共同体生态模式应抓住“组团式教育援藏”政策契机,充分发挥援藏教师专业引领造血作用;抓住“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技术契机,运用“互联网+”新技术拓展学习时空;抓住“教育公共治理”管理契机,优化教师专业发展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