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环保督察与大气污染治理——基于纵向政府和污染企业的演化博弈分析

中央环保督察体现了中国纵向环境治理的制度优化与工具创新。通过构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污染企业”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影响各主体策略选择的关键因素，并借助系统仿真模拟，刻画主要参数对系统稳定性和收敛趋势的影响，对中央环保督察影响大气污染治理的作用机制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当前中央环保督察能够有效激励污染企业进行整改，但对地方政府监管策略的激励作用有待进一步提高；地方政府会将自身责任向污染企业转移，趋向于选择不监管策略。(2)环保督察成本会对督察制度效果产生影响，督察成本过高，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容易选择大气污染治理不监管和不整改策略。(3)相比于大气环境质量考核指标和环境税费，提高不监管策略的处罚可以更有效地实现地方政府监管和污染企业整改的策略组合。进一步，从推动督察体系实现常态化建设、探索客观有效的环境政策工具、构建协同参与的环境监管体系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环保督察与地方政府履责行为的博弈分析

本文采用博弈分析方法,构建演化博弈模型,分析环保督察与地方政府履责行为的相互作用。研究表明:(1)环保督察机构与地方政府存在动态演化博弈行为,以寻求相对稳定的均衡点;(2)处于终局均衡点时,地方政府履责情况,环保督察保持何种强度,取决于地方政府履责的边际成本、惩罚效应、环保督察的边际成本、督察机构激励效应4个因素;(3)问责和激励相较双方的边际成本易于控制,是提升督察效果的关键,但单方面加强环保督察强度或提高督察激励,与实现地方政府履责并非必然关联,应综合权衡问责和激励策略,以提高地方政府的履责水平;(4)降低边际成本是提高地方政府履责水平的治本之策。     

中央环保督察对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基于市场化进程的中介效应检验北大核心CSSCI

中央环保督察制度作为中国环境治理领域的重大制度创新,它使制造业企业面临着压力和挑战的同时,也为制造业企业走自主转型之路提供契机。本文在分析该制度施行过程的基础上,借助2012—2018年中国上市制造业企业年度数据,利用多期倍差法探究中央环保督察对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中央环保督察整体上通过促进市场化进程推动了制造业企业的转型升级;同时,随着督察批次的增加,该制度对制造业企业的转型升级影响加深,其对东部地区、大规模、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的改善作用更加显著。最后针对以上结论给出建议。     

大气污染协同治理能促进污染物减排吗?--基于城市的三重差分研究

大气污染具有流动性,跨区域特征明显,协同治理至关重要。基于2010-2015年27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三重差分法(DDD)研究了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对污染物减排的影响。从全样本分析结果来看,大气污染协同治理降低了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工业烟(粉)尘排放量,而此结果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从子样本分析结果来看,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显著降低了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但对工业烟(粉)尘排放量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城市在促进不同污染物减排时存在差异,减排难度较低的污染物往往被优先完成。从时间效应来看,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对污染物减排的影响存在时滞性,而且这种时滞性在不同污染物减排之间存在差异。     

多重环境规制对区域产业结构变动的时滞效应

探究环境规制政策对产业结构变动的时滞效应是理解政策在时间维度上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关键.选取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作为研究区域,通过量化分析2004年~2016年中央层面和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环境规制政策,研究“中央+地方”多重环境规制政策对产业结构变动的时滞效应.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政策对产业结构变动的时滞效应是多期的,不同时期的影响效应不相同.产业结构变动亦是多期环境规制政策作用的结果,多期环境规制政策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呈现倒“U”形.2)环境规制政策通常在颁布当年由于“冲击效应”对污染企业产生规制作用,但冲击往往是强烈且短暂的,会导致污染企业在短期内做出暂时性应对行为.3)环境规制政策从颁布后的第三年开始对产业结构变动发挥持续稳定的规制作用,使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第二产业结构向政策期望的方向变动.     

中央环保督察下地方政府整改问题与对策研究——基于PV-GPG与元治理的双重理论

两轮中央环保督察对地方政府落实环境与资源保护责任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督察中暴露出的各种整改问题也引起了各界关注。PV-GPG理论的公共价值建构与元治理理论对央地治理关系的论述有助于追溯治理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结合PV-GPG与元治理理论,地方政府环境绩效治理问题的症结是价值建构环节缺失、领导系统协同性欠缺、战略管理虚位以及督察问责错位。根治整改问题要建立地方政府环境绩效治理的社会价值建构机制、完善领导系统协同机制、构建问责联动机制,切实发挥战略决策在政府环境绩效治理中的约束作用。     

“减规模”还是“增绿色”?异质性环保政策工具下的企业环保行为响应

市场机制和绿色投资型环保政策工具既是对命令控制型工具的有益补充,也可能在企业层面引致更加复杂的环保行为响应,企业“减规模”抑或“增绿色”还存在不确定性。为此,本文借助计量模型,基于2011-2019年重污染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探讨企业在不同政策工具下的环保行为响应。研究发现：各类环保政策工具的“增绿色”属性突出;环境监管和排污收费均引致企业环保支出和绿色创新水平提升的“增绿色”响应;环保补助则带来企业以环保支出为主的“增绿色”响应;环境监管和排污收费两种政策工具并不相容,互相阻滞了对环保支出的激励效应;宽松的融资约束和富有的企业家精神将放大排污收费的“增绿色”效果,而环保补助对引导融资约束下的“增绿色”响应更加有效。本文结论启示环保部门需了解不同政策工具的异质性后果,合理进行工具组合,并面向不同特征企业精准施策。     

“准财政政策”能指望么?——中央投资对地方投资的带动效应评估

中央投资是政府推动经济发展和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本文将中央投资看作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准财政政策",就其带动地方投资的政策效果进行了研究。分析指出,中央投资可以带动地方政府配套投资、提升基础设施质量,从而增加地方投资;但同时,其中的央企投资也会通过价格抑制渠道对地方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实证研究发现,整体上中央投资对地方投资的带动作用为负;从行业角度看,公共物品属性越强的行业,中央投资的带动作用越强;竞争性越强的行业,中央投资的挤出效应越大。就区域差异而言,中央投资在东部地区主要体现挤入作用,在中西部地区则主要体现挤出效果。从经济周期角度看,危机期间作为反衰退政策的中央投资发挥的带动作用会比一般时期显著增强。本文据此提出了优化中央投资工具的政策建议。     

基于库克曼模型的环保汽车税收政策有效性评价模型研究

汽车环保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税收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在促进能源节约及可持续开发和利用上具有其他经济手段难以替代的功能.近几年,我国出台了一系列促进节能环保汽车生产与消费的优惠税收政策,但从实际情况看,我国的政策始终未突破的就是控制小排量的环保低价车的快速普及.在考虑政策具有时滞性的前提下,不免让我们联想到其他一些问题,比如实施的税收政策目标是否明确?作用点和力度是否适当?是否符合博弈理论的理性化要求?实际上这些问题概括地说就是环保汽车税收政策的有效性问题.本文对依据库克曼宏观金融博弈模型构建我国环保汽车税收政策有效性评价模型问题进行了探讨,以便能为科学检验环保汽车税收政策实际效应和预期效应是否一致,如何缩小两者之间的差距提供量化数学模型,为环保汽车税收政策最优比率的确定提供理论依据.     

环境分权、地方政府竞争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本地—邻地”效应

随着绿色发展成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各地政府推进绿色技术创新成为降低环境污染和提高增长质量的主要途径。为了考察地方政府环境分权和竞争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本地—邻地”效应,本文利用非期望产出EBM模型测度绿色技术创新程度,并将绿色技术创新指数引入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最后,结合2003-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路径依赖、空间集聚以及邻近地区的策略竞争效应;(2)环境分权对本地和邻地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呈“U型”变动特征,且现阶段并未跨越分权驱动创新的临界点;(3)环境分权与地方政府竞争的交互效应整体为负,环境行政分权、环境监察分权和环境监测分权等不同类型环境分权采取的策略并不相同;(4)区域环境分权产生的绿色技术创新激励效应存在异质性,中西部地区环境分权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果更强。     

考虑地区间环保投入策略互动的高质量发展研究

在考虑地区环保投入具有策略互动特征的基础上,模型分析了禀赋和财政能力差异对地方政府政策目标的影响,并讨论了平衡地区资源禀赋的生态转移支付政策对地区间环保联合产出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区间环保投入策略互动特征的引入,使得环保联合产出最大化对应于适度的地方政府资源禀赋差异程度,差异程度过大或者过于平均,都不利于激发地方政府活力,为高质量的经济持续发展提供稳定条件。此外,专项转移支付政策相比于总量转移支付政策,能够更有效地激励地方政府在生态环境方面投入努力;而减少专项转移支付在实践中的信息对称要求,建立市场化运作资金池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安排是进一步加大地区环保投入水平的可行政策。从协调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确保环保投入发挥成效,测度地区生态外溢效应、优化专项转移支付政策,建立市场化运作资金池、提升横向转移支付占比等方面,提出提升我国环保投入资金使用效率的对策建议。     

借助中央环保督查 推动中小企业环保升级的对策建议

目前,地方政府在应对中央环保督查方面暴露出突出问题,机制的不完善、执法的简单化,缺乏主动性等问题给政府管理及环保发展带来负面效应,本文针对问题及负面效应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为促进中小企业环保升级。     

城市蔓延与生产率:促进还是抑制? ——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分析

城市蔓延有利于提高城市生产率吗?文章首先从城市规模、城市人口密度两个方面阐释城市蔓延影响生产率的内在机理,基于长江经济带104个城市2002年~2013年夜间灯光数据,实证研究了城市蔓延的生产率效应,主要结论如下:1)城市蔓延对长江经济带生产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意味着城市无序、低密度扩张阻碍了长江经济带生产率的提高.2)分区域研究发现,城市蔓延对东、中、西部地区城市生产率的影响为负,但对东部地区生产率影响最小,对中西部地区生产率产生较大影响.3)分产业研究发现,城市蔓延降低第二产业生产率的同时显著提升了第三产业生产率.4)考虑空间溢出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研究发现,城市蔓延影响生产率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均显著为负,且间接效应远大于直接效应,意味着城市蔓延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生产率的影响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     

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相容性政策条件——环境技术进步方向视角下的政策偏向效应检验

现有文献关注政策规制的经济与环境绩效,却并未重视不同类型政策的技术偏向,以及技术偏态情境中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相容发展的政策条件。本文扩展Acemoglu等(2012)的环境技术进步方向模型,数理演绎不同性质政策的技术偏向,以及技术进步方向转变时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的动态演化过程,再结合我国经济数据进行政策效果评价。研究结果发现:(1)环境技术进步方向是技术研发效率和环境政策累积作用的结果,环境政策会通过影响不同类型技术创新激励的方式,改变环境技术进步方向。(2)异质性政策转变技术进步方向,影响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其作用存在不同的着力点和偏向性。其中,研发补贴政策的清洁技术偏向和产出激励效果明显,而规制类政策的环境质量效应优于研发补贴,但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表现出非线性U型特征。(3)单一政策干预往往难以破除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的两难困境,而政策组合的效果明显优于单一政策,特别是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实施研发补贴政策,以及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同时实行环境税与研发补贴,效果明显优于实施单一政策。但最优的政策组合并非固定不变,而往往处于动态变化过程中。     

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企业金融化水平门限回归

本文选取1435家A股上市公司2011—2018年度的面板数据,以企业金融化水平作为门限变量,研究企业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非线性影响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金融化行为给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带来严重的时滞效应,研发投入对当年企业绩效不存在促进作用;(2)研发投入对未来一年企业绩效有双门限效应,二者呈倒N型关系,在第二区间内研发投入促进未来一年企业绩效;研发投入对未来二年企业绩效有单门限效应,在第一区间内研发投入促进未来二年企业绩效;(3)在适度的企业金融化水平区间内,研发投入才会促进未来企业绩效。本文指出上市公司金融化水平最优区间占比分布具有区域、行业和企业性质异质性,并进一步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有利于企业合理管理研发投入和防止企业脱实向虚。     

工业集聚能改善环境效率吗?——基于中国城市数据的空间非线性检验

本文利用我国284个地级市2003—2010年的数据,在测算出节能减排约束下的工业效率(环境效率)基础上,检验了我国工业集聚与环境效率之间的空间效应,并试图考察我国工业集聚外部性对环境效率的非线性影响及渠道。研究表明:不考虑能源与排放的中国城市工业平均技术效率(0.769)明显高于考虑能源与排放的影响下的工业环境效率(0.558)。从全国来看,在不同工业集聚度下,集聚的规模负外部性(污染效应)、马歇尔外部性和雅各布斯外部性(自净效应)的均衡比较结果,引致了工业集聚和环境效率在维度上的"U"型轨迹关系。中西部大部分城市工业集聚对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规模负外部性,处于"U"曲线的下降阶段;东部大部分城市工业集聚对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马歇尔和雅各布斯正外部性,接近"U"曲线的上升阶段;我国工业集聚与环境效率在邻近地域上有明显的连续性和粘滞性,体现为一种空间趋同效应,本城市对相邻城市的环境冲击更多体现出整体城市结构性特征。在节能减排工作中,要充分发挥工业空间集聚的"自净效应",同时高度重视环境污染(政策)的空间相关性,加强跨地区的环境合作。     

货币政策对M2的动态效应时滞分析及危机效应测算

科学测算金融危机期间已出台货币政策对货币供应量M2的效应时滞和贡献程度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文章利用Markov状态转换及HP滤波模型识别不同货币政策状态的时间区间;利用多项式滞后分布模型分析政策工具变量对货币供应量影响的滞后效应,并以此为先验信息,建立了货币政策的Bayesian-PDLS动态效应分布模型,对金融危机期间已出台的货币政策效果进行了实际测算。主要结果表明:(1)外汇储备为M2的决定性因素,存款准备金率为M2主要的限制性因素;(2)货币政策变量M2总体对利率的弹性变化呈"U"型分布;在紧缩型情况下M2对利率的弹性变化呈"W"型分布;在扩张情形下M2对利率的弹性变化呈"v"型分布。     

双碳背景下绿色创新搜索对绿色创新的作用机理——环保忘记的中介作用

在碳达峰、碳中和大背景下,保护环境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企业亟需进行绿色创新来实现绿色低碳转型,而绿色创新的一个关键逻辑是进行绿色创新搜索。本文基于组织学习理论和组织行为理论,运用211家制造业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对假设进行实证检验,以探究绿色创新搜索对绿色创新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绿色创新搜索深度与广度均对探索式绿色创新、利用式绿色创新、非环保遗忘和环保改变具有正向促进作用;非环保遗忘与环保改变均对绿色创新搜索两个维度(深度与广度)与两种类型绿色创新(探索式绿色创新和利用式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内部整合的调节效应未得到验证。本研究丰富了绿色创新的相关理论研究,揭示了绿色创新搜索如何影响绿色创新的“黑箱”,为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     

经济集聚、选择效应与企业生产率

本文基于异质性企业定位选择模型与标准集聚模型相结合的嵌套模型,采用1999~2007年中国288个地级市工业企业层面的数据,实证检验经济集聚对于企业生产率及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1)从1999~2007年全国总体样本的检验结果来看,经济集聚对于多数制造业行业企业生产率产生负向影响,即主要表现为拥挤效应而不是集聚效应;不同规模的城市对于不同生产率企业的空间选择行为产生显著影响,低效率企业倾向选择中小城市回避市场竞争,即表现出显著的选择效应。(2)1999~2002年及2003~2007年分时段全国样本检验结果及比较显示,在两个不同时间段,经济集聚对于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发生显著变化,1999~2002年期间主要表现为显著的集聚效应,2003~2007年期间主要表现出显著的拥挤效应。2003年以来,地区之间的"竞次式"补贴性竞争加剧,这削弱了区域内产业、企业的内在联系与协同发展,经济聚集过程中集聚效应显著减弱。此外,两个时段内经济集聚对于企业空间定位的影响均表现出显著的选择效应。(3)从发达地区(东部地区)、欠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的检验结果来看,东部地区城市经济过度集聚,对于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拥挤效应;西部地区城市的经济集聚水平相对较低,经济集聚对于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集聚效应。无论东部地区内部还是中西部地区内部,对于多数制造业行业而言,选择效应均不显著。因而,全国层面呈现出的显著选择效应,主要源于低效率企业更倾向于选择中西部中小城市以逃避东部地区激烈的市场竞争。     

中国工业污染物排放密度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污染供需分析框架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污染供需分析框架下,选取中国2001-2006年34个工业产业的面板数据,分析影响工业废水、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烟尘等三种污染物排放密度的主要因素。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污染密度均与能源消耗密度、相对工资水平和国有资本比重正相关,与企业规模、环境管制指标和外资比重负相关。要解决环境污染的问题,建立政府引导、企业为主和社会参与的节能减排机制才是根本出路。为此需要做到:(1)鼓励节能型技术的研发和应用;(2)强化对地方政府的环境管制政策执行力度的监督;(3)加强对中小企业的监管力度;(4)理顺政府对环保信息的披露机制;(5)充分发挥社会公众和非政府组织的监督作用;(6)提高外资进入的环境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