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统一大市场视域下要素市场化改革的现实问题与应对策略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应对国内经济发展增速放缓的重要战略举措之一。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不足使得多元要素市场之间因过于分割而形成交易壁垒,其主要体现在行业与地域这两类形态。要素产权的确权不足以及政府监管的失序阻滞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妨碍要素资源跨行业跨域的自由流动。多元市场主体应以此为契机,重视要素产权的权利归属,明确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中的社会义务和企业责任。同时,政府应充分运用数据技术不断优化“数字政务”质量,改善公共法律服务的供给,简化政府监管的审批流程。在合作监管层面,还应借助财税政策工具不断降低要素市场化不足的负面影响,合理配置要素资源优化法治营商环境,发挥“全国一张清单”的监管指引作用。     

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的突出问题与破解思路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既是完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前提,又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对我国实现长期经济增长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在统一大市场构建过程中存在一些突出问题：进入退出有壁垒、主体地位有层级、规则标准有差异、市场秩序有紊乱、基础设施有短板、公共配套有区别、监管体系有错位、激励协调有漏洞。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与市场职能错位。因此,要破解这些问题,关键在于使政府和市场职能归位。一方面,“做对价格”,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做对激励”,让政府提供更加有效的公共服务。     

论消费公益诉讼的界定及其可诉范围

消费公益诉讼对于保护消费者权益,维护消费领域的公共利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但在消费公益诉讼的界定问题上还存在着诸多误区。在界定消费公益诉讼时,应注意其与私益诉讼的区别及其本身所具有的特征,即消费公益诉讼保护对象的公益性、保护不特定利益主体的权益、受益人的非特定性和胜诉结果的不可分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7条的规定,并不能作为消费者协会提起消费公益诉讼的判断依据。在确定消费公益诉讼的可诉范围时,垄断问题、环境问题和公共服务问题不应纳入消费公益诉讼的范围。     

数据要素助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机理、问题与对策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要素助力市场主体经济自由权的平等化,推动市场空间扩大化,促进生产和消费主体交换直接化,催生数据要素及其产品市场化,在助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我国也面临着数据要素产权制度、交易制度和数据要素设施基础不完善,数据要素生成和交易不充分不平衡等问题。因此,为了充分发挥数据要素助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作用,要建立健全数据要素产权制度,加强数据要素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完善数据要素交易、管理、监管以及安全制度,构建高标准数据及其赋能产品市场体系。     

分工视角下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奇迹,发展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经济政治形势以及中国产业分工结构和国际分工地位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分工与协调的视角下,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战略部署对进一步扩大中国有效市场规模、提高分工专业化水平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考虑到中国地区间资源禀赋和经济基础差异较大,需要破除“唯GDP论”,构建和完善地方之间分工合作的激励机制,以财税分享制度为抓手,在“全国一盘棋”的高度上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实现地区之间的差异化分工协作以及产品和要素在全国范围的市场化配置。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下我国文化产业新发展格局构建机制研究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在国内外发展形势均面临前所未有挑战时所提出的新发展理念,旨在稳市场、促发展、保民生。文化产业作为意识形态特征显著的产业之一,必将受到这一新发展理念的深切影响,如工业生产标准化与文化生产个性化创意化的协同难度会更高,文化市场监督评价一体化与文化产品异质性和文化消费多元化的统一更为迫切,特色文化高溢价特性与文化传播碰撞带来的文化折扣矛盾更加尖锐等等,这些对文化市场的新影响必将促使我国文化产业发展面临新的格局。面对文化产业发展新局面,应当从文化装备生产集约化、文化资源挖掘规模化、文化市场开拓全域化三大方面助推我国文化产业新格局的构建。由此形成对内有序发展竞争耦合、对外团结一致形成长板效应的内外协调联动机制,促进我国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更加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不断探索、走向更加完善的过程。基本经济制度由以下三个部分组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既是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的必然选择,也是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的重要内容。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不仅有助于消除制约生产要素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自由流动的体制和制度障碍,而且有助于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和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竞争,为各种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其贡献及参与分配创造条件,推进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更加完善,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     

论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理性建构

我国在立法上并无公益诉讼制度的规定,这一立法缺陷导致现实中公共利益受损无从救济的困境。在当今民主法治建设的大背景下,在我国建立公益诉讼制度是必要的和可行的,构建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条件已基本成熟。     

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逻辑证成与程序建构

以公益诉讼应对信息公益侵权风险是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发展的应然变革。大数据时代的个人信息具有私益和公益双重属性,将个人信息保护纳入公益诉讼的规制领域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但通过法律检视,诉权主体、受案范围、起诉标准、举证责任的规定仍较为粗疏,亟需进一步明确与细化。应当厘清适格主体顺位、适当限定受案范围、审慎界定起诉标准、优化举证责任配置,以此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制度的规范化与体系化。     

法典化背景下环境公益诉讼立法进路探究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体系是我国环境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目前其仍存在立法层次整体较低、缺乏高位阶原则性规定、环境民事与行政公益诉讼规则体系不完备以及环境公益诉讼特殊规则与传统诉讼法间关系不清晰等问题,难以有机契合环境公益诉讼特殊性,满足日益增长的环境司法实践需求,亟需改变。而在内置于传统诉讼法模式,附属于环境实体法模式、制定专门环境诉讼法模式与载明于环境法典模式中,法典化立法模式与我国国情最具有契合性。因此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立法可以在法典化的背景下,经由以环境法典为体,以传统诉讼法与环境实体法为翼,以相关司法解释为补充的“一体两翼”路线实现。     

新型工业化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立

由于我国现代市场体系正常发育所需要的外部环境不完全具备,严重制约了我国市场体系的统一性、开放性、竞争性和有序性。市场体系的不完全不仅阻碍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立,而且阻碍了新型工业化的发展。在新型工业化进程中要以统一、开放、竞争、有序为重点,建立和完善中国的现代市场体系,解决市场体系发育过程中的市场分割、垄断、封锁和无序现象。     

全国统一大市场与高水平对外开放协同联动研究

全国统一大市场与高水平对外开放协同联动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实践路径。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市场制度规则、市场设施、市场规模、产业结构、市场环境等基础保障;而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必然选择。二者协同联动发展具有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等积极经济效应。因此,应推动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协同联动、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协同联动、扩大内需战略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协同联动,实现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的良性互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的底层逻辑与推进路径

市场扩张与分工发展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两个底层逻辑。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需要一个以泛化、深化分工为基础的现代市场体系,而且它必须是一个具有强大发展调节功能的超大规模市场,以此成为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商品、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与竞争秩序,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需要统一的两个基本规则。行政性分权改革逐步走向经济性分权改革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实践逻辑和基本路径。在当前转型经济的基本格局下,作为次优选择,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必须在明确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基础上,对涉及政府与市场一体化的事务进行分类管理、分别推进。     

建设统一大市场视域下中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进方略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崛起的经济形态,正逐渐成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内生驱动力,也是新发展阶段下推动我国市场由大向强转变以及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的新动能。数字经济与市场经济体系的结合带来了新的机会,为破解制约市场循环的隐性壁垒和堵点痛点提供了新的手段,也为促进要素资源和商品服务的有序畅通流动提供了新的契机。但在推动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也面临着关键核心技术不足、数字经济区域发展不均衡、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程度不深、数字生态功能亟待完善等瓶颈和挑战。未来应进一步完善我国数字经济与市场体系融合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衔接机制,以前瞻布局视角全面提升数字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原始创新能力,以协调发展理念逐步缩小不同地区及群体间的“数字鸿沟”,以高效有序目标促进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提质增效,以“双循环”新格局充分构建安全与开放的数字生态共同体,多措并举、合力协同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科学整合分立知识：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关键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有助于扩展市场范围、深化分工、增加分立知识,促进经济发展。但分立知识难以整合而且会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只有有效地整合分立知识,消除不确定性,才能促进经济发展,否则非但不能促进经济发展,反而会阻碍经济发展。分立知识的整合,一要依靠整合分立知识的手段,二要依靠整合分立知识的基础性因素。整合分立知识的手段可分为合约性手段和非合约性手段,合约性手段包括市场合约和等级制合约,非合约性手段包括政府权力和亲密关系等。整合分立知识的基础性因素包括制度、道德和信息技术。提高整合分立知识的效率,消除不确定性,促进经济发展,一要提高整合分立知识手段的效率,二要提高整合分立知识基础性因素的效率,三要科学地组合使用各种整合分立知识的手段。     

从“双循环”到全国统一大市场：我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原则与路径

从“双循环”到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党中央所进行的顶层设计,也是我国改革开放行至“深水区”与攻坚期之后因势利导的战略调整。未来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势必要与之相适应,应遵循基于“统一”的演变逻辑为发展前提,以进一步提升文化产品的商品化水平、完善文化产业相关立法工作、坚持文化产业的意识形态属性与以国内文化大市场建设推动国内外双循环为发展原则,从而选择推动市场畅通与拓展、构建全国发展网络、扶持原创技术与提升国际竞争力相结合的“四位一体”发展路径,以实现我国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全国统一大市场背景下营商环境地方立法的检视与优化——以省级地方性法规为核心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目标,后者也对前者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国正在力图通过立法引领法治化变革,以实现这一目标。在现实和功能逻辑的共同作用下,现有的营商环境地方立法以省级地方性法规为主导,存在指标性、重复性和促进性等共性,可能导致静态化、保守化与形式化,阻碍立法改革功能的实现,其根源在于现实与功能的偏差。在全国统一大市场背景下,营商环境地方立法需要继续立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调整的规范化、省际要素流动与配置创新机制的制度化和多元社会共治的实效化等问题导向,方能弥合偏差。据此,营商环境地方立法应当标定规范功能,确立以结构性治理为内核的调整性功能、以制度性改革为方式的规范性功能和以平权型关系为目的的沟通性功能。进而依据功能指引革新立法技术,具体包括营商环境立法的精细化、营商环境事权配置的科学化和充实营商环境法律规范的激励性等路径。     

空间经济学视角下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逻辑、影响与政策取向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影响与相关问题,尽管可以从诸多学科视角对其内涵、建设路径、政策取向等问题进行阐释,但空间经济学却是比较适用的分析视角。中国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发端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市场化改革中重“破”轻“立”、局部市场建设探索、基础设施“软”“硬”不协调的政策实践,以及规模经济、市场一体化效应等空间经济理论逻辑。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构成的简单空间体系看,持续完善更有效引导产业向西转移的政策体系,不但有利于让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出得去”,还能让其“去对地方”;在欠发达地区培育特色产业和未来产业之间的相关多样化集聚体,既能发挥欠发达地区的特色产业优势,也能更快培育出具有一定特色产业基础的主导产业;欠发达地区崛起不应只着眼于规模经济,而应更关注如何增加劳动力逆向流动概率;与此同时,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也对其他的国家重要战略政策提出了更高的协同要求。     

论法律监督权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作用——基于拓展行政公益诉讼范围的思考

信用日益受到公众关注并使我国信用监管逐步转向法治化轨道.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一项巨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是我国自2014年起重点关注、全面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宪法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其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占据独特的地位.发挥法律监督权在社会信用体系中的作用,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量:第一,发挥法律监督作用是检察机关的分内职责;第二,当前四大领域行政公益诉讼范围亦有维护信用之意;第三,基于拓展行政公益诉讼范围的要求.在实现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进程中,应当通过拓展行政公益诉讼范围、强化法律监督意识、完善信用立法相关规定、提升检察机关工作人员的素质,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运行开拓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