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的“中道”思想——以《非〈国语〉》为中心

柳宗元对《国语》的文学价值有高度评价,同时,以"中道"思想为标准,柳宗元对《国语》中"不概于圣"之处也做过深刻批判,这集中体现在《非〈国语〉》中。以柳宗元对《国语》一书的接受与评价为线索,论析柳宗元撰述《非〈国语〉》的目的与原则,可以加深认识柳宗元的"中道"思想,并进而了解"中道"思想对柳宗元经学、文学、史学等思想观念的影响。     

《诗经》评点与《诗经》传播——以晚明时期为中心

《诗经》作为儒家的经典,有关它的研究著作可谓汗牛充栋,而明代万历以后更是出现了不少评点作品。这些作品长期被一批学者视为旁门左道,遭尽非议,但实际上它们为《诗》学闯出了一条新路。由于它们满足了读者的审美期待,顺应了学子的应试需求,而且其批评样式具有特别的亲和力,所以在明清两代还是有一批有识之士乐此而不疲,赢得了读者的广泛欢迎,为《诗经》的广泛传播与深入研究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是中华民族珍贵的《诗》学宝藏与文论遗产,有待于进一步开发与研究。     

回到《讲话》接受史现场——以茅盾为考察中心

作为权威意识形态话语,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深刻影响着当代文学的构建和发展。但在历史上,《讲话》发表后在延安与国统区的传播与接受并非如很多当事人、研究者所描述的那样广泛、热烈,其真正被文艺界接受和应用还是在1949年以后。茅盾是左翼文学的代表作家,建国后曾出任文化部长、作协主席,以茅盾为中心考察《讲话》的接受史现场,对于理解《讲话》的传播与接受具有重要的文学史和思想史意义。     

论乾嘉时期藏书家的通俗小说阅读生态——以周春《阅红楼梦随笔》及其交友圈为中心

周春《阅红楼梦随笔》体现出乾嘉时期藏书家对通俗小说的阅读生态。围绕在《阅红楼梦随笔》周边的早期读者多系周春同乡亲戚、学友,构成了一个独特的通俗小说阅读、品鉴群体。在乾嘉考据学风的影响下,周春将治经、治史之法折射入小说,形成其独特的索隐范式。而同乡学友间的交流与书籍传播,使浙西成为《红楼梦》阅读、研究的重镇,索隐方法蔚然成“派”。透过考察其索隐方法、观念之来源,辨析其治学理念之得失、文学思想之倾向,可以进一步挖掘本时期藏书家、考据学家对通俗小说的阅读、研究方式,以及通俗小说对本时期学术、文学诸核心问题的影响。     

商周时期祝寿类语辞礼制内涵的嬗变——以《诗经》文本为中心

作为人与神灵沟通的工具,商周时期的祝寿类语辞包含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经历了一个不断嬗变的发展历程。先周时期,商、周两个族群祝寿类语辞内涵既呈现出以现实需求为根的共性,又因文化差异而呈现出商人重神性与周人重人情的礼制区别。西周时期,周人的祝寿类语辞充斥于贵族的礼制生活,一元独尊化、现实政治化、亲族人伦化的倾向愈加明显。东周时期,祝寿类语辞的使用出现了向下层贵族泛化的趋势,其礼制内涵也逐渐形式化、空洞化。这一嬗变过程一方面反映了不同族群、不同时代礼制的起伏跌宕,另一方面也预示着一个轻礼制的新时代的来临。     

简析船山工夫论的特色——以《俟解》为中心

船山认为善恶属性的产生主要受人物交接的时地条件影响,性也是在与习相成的过程中开放而变化有种种属性的,这种善恶观与性论深刻影响了船山的工夫论.从《俟解》中所强调作为学者之先务的博文约礼之道来看,其既与朱子未发阶段的涵养之功有相似性,又不停留于只是在"礼意"的层面说"礼".而其所强调的"博文",虽然主要扮演的仍是明儒所强调的"下学"之角色,但其中"文"自身的地位也的确得到了重视.他这种强调"礼文"、重视经典的态度正符合明末清初学问思潮的走向,但其所以得出这一结论所依托的"习与性成"的人性论、善恶观又并非时人的普遍认识.     

日本明治时期《左传》学及其特征——以《左传辑释》与《左氏会笺》对比研究为中心

《左传辑释》与《左氏会笺》是日本明治时期颇有建树的《左传》笺释之作。《辑释》擅长思想阐说,《会笺》侧重版本、校勘、训诂等基本的文献整理工作。在具体疏解上,《辑释》见解独善者多,《会笺》博采众长者夥;《辑释》简古明晰,《会笺》详赡周密,亦各具特色。但实质上,两者汇释《左传》,所取折中为学的态度,考据学的方法,及经术合一的治学目的,则同出一辙。正可谓同中有异,异中含同。究其因,此与两著产生的深远文化背景及撰述的具体学术环境不无关涉。两著的对比研究,不仅透示出中日文化的密切关系,而且也显示出日本学者在《左传》研究上的多方面成就,更在探求儒学现代化的道路上,提供了可鉴之资。     

晚清史书编纂体例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变——以汉译西史《万国通鉴》和东史《支那通史》、《东洋史要》为中心

史书编纂体例是对历史如何进行组织安排的一种形式,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方面.晚清是中国史书编纂体例发生重要转变的时代,史书编纂上最关键的变化是引入了章节体.以往学者在讨论章节体史书时,或以为该体例是传统纪事本末体的逻辑发展,或认为是以日本东洋历史教科书为蓝本的.在晚清史书编纂体例变化的过程中,事实上存在着一个由卷章段体到章节体转变的过程.其中有诸多转变的环节.本文认为最早的卷、章、段合成的史书体例出现于19世纪八十年代引进的外国史书体例中,其中第一环节为美国传教士谢卫楼编译的<万国通鉴>,该书卷章段体倒是影响后来章节体史书的一个重要过渡环节,是最为接近于后来章节体的史书之一,为后来国人接受日本学者以章节体所编纂的中国通史作了重要的铺垫.第二环节为上海东文学社出版的那珂通世<支那通史>和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两书引入了较为成熟的章节体史书体例和较早采用了历史分期法,首次向中国人展示了一种编写中国历史教材的崭新形式,即不仅可以章节体的形式,而且以历史时期划分来还原中国历史的本相.中国史家柳诒徵和夏曾佑等在重新思考与改造传统史书编纂形式的过程中,都直接或间接地借鉴了日本章节体中国通史的形式.     

辛亥光复时期的地方政局与权力重组——以《萍乡光复始末记》为中心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也是影响最复杂的事件之一.形成于民国初年的《萍乡光复始末记》,详细记录了萍乡在辛亥光复时期的地方政局变动,从中可窥见辛亥革命的复杂影响.萍乡在光复时期,一度形成地方绅商群体主导的保安会与外来军人势力主导的军政分府之间的严重对峙,双方的剧烈冲突极大地影响了地方政局的发展和权力结构的重组.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以《解放日报》建党纪念日社论为中心的考察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发展的最重要阶段,以《解放日报》为载体,通过建党纪念日社论的特殊方式,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追求不仅完成了从理论探索到具体实践的转换,而且也呈现出以“抗战”与“民生”为中心的历史性内涵。中国共产党的有力领导使陕甘宁边区政府通过新政策的实施让边区人民的“民生幸福”得到了初步实现,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彻底解放中华民族”的对日作战中完成着“中华民族之复兴”的“最主要任务”,而中国共产党也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争得了自己的“政治领导责任”。     

黄宗羲与柳馨远改革思想之比较——以《明夷待访录》与《磻溪随录》为中心

作为同时期的儒家学者,清初的黄宗羲和朝鲜朝的柳馨远皆从先秦民本思想出发,以恢复三代之治为目标,针对本国时弊,提出某种程度的改革设想,分别体现在各自著作《明夷待访录》和《磻溪随录》中.对比两书的形成背景和改革理念,可以清楚地看到危乱之际东亚儒者秉承“存亡续绝”、“救世补弊”情怀寻求改革的普遍性以及儒学在异域发展过程中的增值和变迁.     

论现代新儒家对《乐记》的美学诠释——以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为中心

<乐记>是中国儒家美学最早的理论文献之一,以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为代表的第二代现代新儒家对其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牟宗三认为,它是一种完美的宇宙论.唐君毅认为,它在本质上表现了一种陶养性情的礼乐之道.徐复观则认为,它代表了儒家兼具美善的礼乐之教.三位学者不同思路的诠释对现当代儒家美学的研究有重要的启发,因为其揭示出了<乐记>作为儒家美学生命原点的两个根本内涵:礼乐既是形而上之道,又是形而下的现实世界之伦理价值的体现;礼乐是情感、心灵、精神的安顿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