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义学与词典学研究的新成果——读《词义研究与辞书释义》

苏宝荣教授所著《词义研究与辞书释义》一书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年１０月出版,是作者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语词义研究与语文辞书释义”的终期成果。该书注重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有机结合,在汉语词汇理论研究与汉语辞书编纂理论研究上均有新的开拓,体现了近年来汉语词义学与词典学研究的新成果。一选题有明显针对性。当前语文辞书编纂颇多,却欠规范,词汇、词义理论研究亦嫌滞后。有人还主张词汇研究与词书编纂研究分离,尤难免影响对辞书编纂的理论指导。这些无疑是词义研究和辞书编纂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开展词汇理论研…     

论明清俗语辞书的收词特点——兼论辞书编纂中的“语词分立”观与“语词兼收”观

词目是辞书中被解释的对象,明清俗语辞书收录词目的特点一是“字”、“词”、“语”兼收,二是“词”“语”为主,“词”占重头.从明清俗语辞书“语”“词”兼收的实际情况出发可以认为辞书编纂中“语”“词”兼收与“语词分立”是可以并存的,明清俗语辞书的“语”“词”兼收现象不能简单地判为不足.     

略论宋代笔记词汇研究的辞书编纂价值

宋代笔记的词汇研究,可以为辞书编纂提供丰富的新词汇、新意义,增补释词的宋代例证,更正辞书释义失误,使辞书词条设置更科学、更合理,从而提高汉语大型辞书编纂的质量和水平。这里从修订《汉语大词典》的角度,结合以上几个方面,举例说明宋代笔记语言研究的辞书编纂价值。     

“西朝”释义补证

“:西朝”是中古时期一个比较常见的专用名词,本文通过大量文献调查,考证它在中古时期的所指意义是非常复杂的,会随着时代和地域的不同而不断发生变化。同时,文章还进一步说明了研究“西朝”的所指意义有助于汉语辞书的编纂,有利于解决古文献研究中的一些疑难问题。     

语文辞书编纂的显性原则和隐性原则

语文辞书是通过一定的形式和体例,把语言中的词汇加以集中、有序展现,以达到备查、规范的目的.词汇是开放的,具有生成性,词汇语义理论是辞书编纂的理论基础.辞书编纂时既要遵循辞书本身的结构规律和系统性这一显性原则,还要遵循词汇的结构规律和系统性这一隐性原则,以使收词、释义科学合理,防止片面和缺失.隐性原则是深层次的,是决定性的,显性原则是浅层次的,对隐性原则有重要的提示作用.显性原则和隐性原则相得益彰,理应成为辞书编纂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     

一项关于近代“宪法”概念史的研究——以清末民初的若干法律辞书为考察视角

清末民初的法律辞书编纂与近代西方法学词语的引进及发展互为促进,二者呈现出双向互动的关系.考证“宪法”一词的翻译史与概念史,有助于揭示近代法律词语的生成与演化规律.清末民初的法律辞书作为近代法律语言的记录者,可真实客观地反映西方法律词语传入中国时的最初汉语形态,是研究近代法律词语形成、翻译与传播的理想脚本.     

论黎锦熙《中国大辞典》的编纂思想及其学术价值

黎锦熙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他的学术成就体现在很多方面,其中辞书学理论与编纂实践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主持并参与编纂辞书的过程中,黎锦熙提出了许多有创建性的理论,他的辞书学理论引导并推动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字典与辞书的产生与发展;他的辞书编纂理论反映了语言的共时性和历时性原则,揭示了语言的系统性,体现了辞书编纂体例的创新。这些先进的辞书编纂理论为后来的辞书编纂及辞书学的理论构建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理论指导和实践经验。     

学习辞书编纂与确定性选题写作

本文讲述的是把辞书编纂活动与汉语小论文写作结合起来进行的教学试验 ,这是辞书学课程教学试验的一个“侧面”。学生选编的词典条目即是写小论文确定的选题范围 ,在编纂过程中 ,围绕词条进行针对性研究、申发性研究和拓展性研究 ,这样既保证了词典编写质量 ,也形成了确定性选题写作 ,产生了有一定新意的小论文。文章最后有一段余论 :企盼借此“侧面”的活动 ,让学生获得对学习对工作要有意识地思考与研究的观念 ,不忘总结与写论文的作法 ,以及严肃认真务实创新的品格与作风     

英语中汉语借词的语义特征研究

本文通过分析英语中汉语借词的语义特征,阐明汉语借词对跨文化交际及辞书编纂的重要影响。     

论早期道经与大型辞书编纂

汉魏南北朝道教在发展中积累的早期道经，其用语一定程度上反映汉语发展变化的某些事实，大型辞书如《汉语大词典》在编纂时已多有利用。但早期道经保存混杂，大多缺乏整理，辞书对道经的零星利用中，尚存立目时采用词形有误、释义欠妥、引例可商等未善之处。在大型辞书编纂时应充分利用道经文献的整理本、在引例时详加考察，以更有效地利用早期道经。     

和制汉语法律新名词在近代中国的翻译与传播——以清末民初若干法律辞书收录的词条为例

近代中文法律新名词多从日语翻译而来,且大多直接借用和制汉语的书写形式,其辗转形成的轨迹是西方法律词语的跨语际实践过程。清朝末年及民国初年的法律辞书编纂之于现代汉语法律译名的形成及变迁的意义在于,作为时代语言的记录者,它们在内容上较为真实客观地反映了西方法律词语传入中国时的最初汉语形态。法律辞书是法律译名在现代法学话语体系中获得合法性的证据或证明。研究近代史上法律辞书编纂、法律译名的中国化及新旧法律名词之间的冲突问题,对消解今日辞书中法律译名的不统一和失范问题,仍具借鉴价值。     

民国时期汉语语文辞书词性标注研究——以《王云五大辞典》为例

民国时期为我国汉语语文辞书古今转型的关键时期,《王云五大辞典》是该时期第一部采用现代汉语语法体系为字词标注词性的白话词典,本文对《王云五大辞典》的词类划分依据和词性标注特点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剖析,并与其他代表性辞书的词性标注加以对比,总结《王云五大辞典》在词性标注理念的时代创新性,也指出其字词词性标注中存在的不足,供当前的辞书编纂参考借鉴。     

廿载辞书缘未了 白头犹著考订书——喜读田忠侠教授《辞源通考》

《辞源》是我国近现代颇有影响的一部大型辞书,其权威性令人高山仰止,但偏偏有人敢于从中挑错,找出了七千余条失误与瑕疵,并编纂成书,很是令人惊叹不已!这就是田忠侠教授的《辞源通考》。《辞源》的编纂始于1908年,此后几经修订,愈臻完善。尤其是1979—1983年修订本,以其体例、考据、释义等方面独具的特色,独树一帜,饮誉中外。作为我国辞书史上一座新的里程碑,它几乎已成为文史工作者案头必备、人手一册的工具书,可见其影响之大。当然,《辞源》也不可能十全十美,某些失误与瑕疵自然在所难免。这是因为其卷帙浩繁,兼顾难周,成于众手,标准不尽…     

辞书与学理:三部重要辞书的缺失

本文通过<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汉语大词典>的实例,从汉语言文字的语法、语音、字形、语义等四个方面讨论辞书编纂应用学理所存在的问题和从应用中反映出来的汉语言文字学理论所存在的问题.     

《类篇》按韵编次编排特色探析

<类篇>按韵编次是凡例对它提出的要求;按韵编次分两个阶次,同一部首内的字头和同一字头下众多音义依照<集韵>音序据音系联.<类篇>的按韵编次把字典的编排置于理论条例的指导之下,落实"相副施行"的编纂目的,揭示辞书编纂从形义结合向音义结合过渡的趋势,彰显义随音别的现象.     

汉语新词词典对比分析

通过对八部汉语新词词典的整体结构、词条结构、符号系统和选词问题的对比分析，呼吁辞书界，语文界规范辞书编纂术语和辞书编纂程序。提倡使用标准符号，出版标准辞书。     

日文汉字在汉语辞书中的有关问题

日文汉字在汉语辞书中时有见录,但注音释义、解字引例,各类辞书均存有不同缺憾。列举若干商补之处,吁请文字学界、辞书界予以关注。     

“再拜”释义零拾

“再拜”本来是一个动词,表示一种礼貌的行为;“再拜”还是一个敬词,表示一种礼貌的态度,其用法由来已久。古代文献的整理者们常常忽略这一点,导致“再拜”的“注释”和“译文”辞不逮义;参与辞书编纂的学者们有时也会忽略这一点,其结果是“再拜”条目的“释义”不能尽如人意———即使是经典辞书,也不能例外。     

启蒙与生意:近代新式辞书《辞海》的编纂出版

晚清以降,世变之剧前所未有,向西方学习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在此背景下,"西学"以无可抵御之势涌入中国。在旧思想文化秩序日渐崩溃之际,作为新知识秩序代表的新式辞书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起初,这些新式辞书更多地带有知识精英们思考、推动传统文化转型,以期达到国势振兴的愿望,随着向西方学习的深入、科举改革等的进行,对"新学"需求量日益增加,出版家或出版商纷纷介入,使得新式辞书的编纂混含着启迪民众与商业利益的双重目的。在文化市场的助推下,"新学"形成广泛影响,而"新学"也为文化出版市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源和空间。     

清代汉文藏学文献中的藏语词

在清代藏学汉文文献中择取“土巴”、“(酉仓)”、“纵”、“铁力麻”等十一条具有西藏地方特色的藏语词语,试作整理释义,以期为藏学文献的阅读与整理及语文辞书的编纂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