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死亡的文学对话———论石舒清小说创作中的死亡书写

回族作家石舒清继承了书写死亡的文学传统。在其小说创作中,死亡书写对象丰富,表现手法多样。风格特色鲜明。其小说创作以鲜明的民族个性表现了回族特有的生活风貌、独有的精神世界和心理素质,以及在传统文化熏染下与众不同的审美眼光和生活趣味,突出弘扬了宗教正面的精神与教义。     

“中农情结”对莫言创作的影响——兼析莫言小说对土改、合作化叙事模式的突破

中农出身给莫言带来了巨大的困惑和痛苦,但也给他带来了观察社会与体验人生的不同的文学视角,从而构成了莫言创作独特的"中农情结"。作为一个历史形成的精神结点,"中农情结"对莫言的创作产生了重大的衍生效应,同时,莫言也清楚地意识到了"中农情结"的过度释放可能会带来的狭隘性和片面性,他的小说因此跳出了阶级视域的历史局限,完成了对土改、合作化小说叙事模式的一次革命性的突破。     

人类学视角下的民族文化观照--莫言乡土小说的文化意蕴

在二十世纪的乡土小说创作中,莫言可谓是一个独特的存在.莫言的乡土小说,从人类学的角度透视了中华民族的种性、族性和文化性,以小说的方式抒写了中华民族百年的历史沧桑,并建构了"现代的我"和"原始的他"之间的文化血缘关系.从而给人以对中国传统文化更加深厚的体悟和认知,亦表现了其乡土小说的独特审美视阈.     

经验与记忆:莫言小说创作的三重变奏

莫言小说创作的文化特质和精神底蕴建立在其独特的个人经验和乡土记忆之上。童年时期的"创伤体验"是莫言成长记忆中的生命情结;从"诗书传家"的家族传统到"阶级成分论"的社会经验构成了莫言人生和创作中的历史记忆;以"高密东北乡"命名的故乡是作家莫言的精神寄托和灵魂的避难所。莫言小说创作是其童年经验与成长记忆、家族经验与历史记忆、乡土经验与感情记忆的三重变奏。     

论莫言小说的民间立场

莫言小说的民间立场主要表现在抒写民间生活内容、表达民间思想倾向、运用民间语言等方面,充分体现了其与民间的血肉联系;莫言小说之所以具有民间立场,归根到底是由莫言的生活经历和艺术观念所决定的;莫言小说的民间立场对于消解“启蒙”心态和“先锋文学”那种远离百姓的弊端,对于建设和发展底层文学是有积极意义的。     

“动物性”本能书写与莫言的生命体验

人类的动物性是人与动物相通的一切属性,它是人类生命的基础,是生存的本然状态。动物性本能书写是莫言小说的重要特征,它在作品中表现为食的动物性回归、性的动物性张扬、感觉的动物性位移和人物变形为动物等文学形态。莫言将动物性书写纳入文学实践与自身的生命体验息息相关,童年时代的饥饿与孤独经历是动物性书写的主要思想来源,荒诞年代对人类兽性的异化所造成的恐惧是动物性书写的直接体验,无形的礼教桎梏所带来的伤害使莫言痛心疾首。这些曾经的生活历程使莫言感受到历史的苦难、人性的复杂,从莫言生命的体验来考察其作品中的动物性书写对于理解莫言的创作尤为重要。     

莫言与福克纳情爱小说解读

莫言与福克纳的情爱小说从两性关系角度探讨爱情,探寻人性的复杂因素。他们创作中对爱情模式的种种描绘,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作家自己的情感需求和寻求补偿的心理动因。     

作家的真诚与散文的真实——论莫言的散文创作

莫言以写作小说著称,但也写过许多种文体的散文。在散文创作中,莫言从自己的生活历程和生命体验出发,书写了成长的烦恼,描绘了故乡的美丽,抒发了对于人生、人性、历史、现实、社会和文学本体的感悟,并且以自己的创作心得为机缘,探讨了作家真诚与散文真实之间的辩证关系。散文既是他文学创作的重要收获,也是解读他丰富驳杂的小说世界的重要通道。     

论扎西达娃早期小说的主题意蕴

扎西达娃的小说创作从创作内容与创作风格上看可以分为两个时期。1985年以前的小说创作为早期小说,1985年以后的小说为后期小说。早期小说在主题上主要表现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新旧观念碰撞引起的冲突和心灵震撼;二是藏族青年面对现实的困惑与迷茫;三是藏族青年对美好未来的渴望与追求。     

论李昂的政治小说

李昂的政治小说书写了政治对身体的控制,以身体的在世状态解构了抽象高蹈的政治话语,呈现了人对世界的真实感受.小说揭示了政治的男权性质,指出不同政治阵营的政治行为皆有男权特征.小说表现了女性身体与抽象政治集团间的复杂关系,其主动挑战男权政治话语的姿态对大陆女性小说创作有启发意义,其强烈的公众关怀、尖锐的社会批判性亦值得借鉴.     

莫言《檀香刑》中的身体政治

《檀香刑》中的身体书写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莫言借由对身体三个层面的书写,即感受、观赏与献祭,展现了那一时代个体生命与身体生存的真实处境.莫言利用这种身体想象不仅撕开了封建文化的丑恶面貌,而且触及了那一时代个体生命与身体生存的真实处境,再现出个体与权力纠葛的惨烈与壮烈.     

李昂小说创作的地理书写与文学体验

鹿港经验是李昂小说创作中最重要的动力和源泉之一，在作者的地理书写中呈现出不同的演变轨迹和多重的艺术特质。在李昂的青春期创作中，鹿港经验主要表现为对古老传统的反叛和突围；随着创作深入，作家超越单一的批评层面，在鹿港经验中融入转型期社会的现实图景；成年后的李昂，更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冷峻观照不同文化碰撞中鹿港女性的双重生存现状，使得作品中的鹿港经验能够在开阔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环境中得到不断的充实和有力的展现。     

“种的退化”与莫言早期小说的生命意识

“种的退化”是莫言早期小说创作中一个原创性的叙事情结,这一情结不仅构成了莫言早期小说创作的生命意识,而且也在整体上奠定了莫言小说创作的生命基调。以“种的退化”为基点,莫言早期小说对民间社会中原始生命力的萎缩和异化表现出某种忧患意识。莫言早期小说中的审父意识和儿童本位观念是对五四新文学启蒙主义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从精神到身体:论"五四"时期与20世纪90年代女性小说的话语变迁

中国现代女性在写作中对于话语的找寻,经历了一个艰辛的历程。“五四”女性文学与基督教的耦合,为女性小说的创作带来了精神和语言的资源。书写自我的身体经验和感受成为2 0世纪90年代女性叙事的一道独特风景,在商业强有力的运作中,女性小说中的身体叙事逐渐衍生出一种商业化的“身体写作”。女性写作在以经验语言颠覆男权话语之后,理应在感同身受的方式中对生命的感觉作全方位的提取。     

儒家修身观念的坍塌:论《金瓶梅》的身体书写

《金瓶梅》着重身体欲望的书写,推崇肉身的美与力量,视身体为快乐之源,这种身体观是与儒家注重身心一体、以心为主的修身观念相背离的,透露出儒家修身观念在现实生活中的边缘化甚至坍塌。以西门庆为代表的小说人物的无礼无仪、无所敬畏和从无省思的生命特质,正是这一社会思想状况在小说叙事中的形象表现。《金瓶梅》的身体书写与明代中后期士风、学风的演变相联系,是当时社会民众尤其绅商阶层驰逐声色、"昧于治身"的生动写照,也映射了儒家修身观念坍塌的情势下,国家政治生活中官员群体性的道德堕落。     

女性自我、身体疾病及其文化内涵——论丁玲与萧红女性小说的表现差异

丁玲和萧红的女性题材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丁玲前期创作的短篇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和萧红的<生死场>中的女性欲望和女性身体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两位女作家都表达了共同的女性情结与性别意识,但她们各自不同的叙述方式使小说呈现了不同的文本特点,小说中透露的女性自我的体验及其艺术表现方式给我们不同的启迪.在女性思想和身份并未完全解放的当年,她们以极大的勇气和智慧书写了男权传统中女性的内心困惑和身体的疾病,体现出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现实性和深刻性.     

清代小说学的新进展

清代作为小说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的小说批评理论已经逐渐摆脱史著影响,追求小说文体之独立地位与发展。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逐渐摆脱小说补史的传统观念;二是从对具体的虚实问题的讨论,发展成为以"情理"来考察小说所反映的"世界"与人物,逐步认识到小说是对社会历史生活的典型概括,而不再斤斤计较于是否历史的真实书写;三是对小说文体功能的认识上,有娱乐化和审美化倾向;第四,从作家创作动机来看,小说成为作家个人情感宣泄与寄托、展示才能学问的载体,推动了对小说文体的改造。     

“十七年文学”对莫言小说创作的影响

莫言小说创作与"十七年文学"范式存在明显的继承关系,17年间的"红色经典"对莫言创作思想的形成、创作风格的确立,甚至创作题材的选择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莫言批判性地接受了"红色经典"的影响,他以民间立场把"十七年文学"中被忽略甚至被否定的人物写进了现代中国的变迁史,从而写出了某种历史的复杂性和残酷性,写出了不同于"红色经典"史诗品格的另一种历史风貌。     

论中国现代小说创作中的城乡场域问题

城市/乡村小说几乎涵盖了小说艺术观照社会生活的全部,但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时期,小说普遍存在着重乡村、轻城市的倾向。为此,以场域为视角探讨现代城市/乡村小说理论与创作上的流变及互动关系,对于总结现代城市/乡村小说的创作特点,分析其与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形构关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好官主义与官场文学的写作常识——兼论肖仁福的官场小说写作

肖仁福的官场小说与其它官场小说创作存在较大的差异,返回官场生活现场、表现生活的真实细节和祛除先入为主的创作理念等因素促进了肖仁福小说中好官主义的产生。肖仁福小说中好官主义的出现,反映出作家对于官场小说创作中诸多问题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