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战后日本公共外交运作模式的演变

战后日本公共外交的运作模式经历了由基本运作模式向改良型运作模式的转变。在基本运作模式中,一国讯息由政府主导下的相关机构及人员发出,经对方国家的信息传播节点后抵达普通公众视野。这种方式在冷战结束后,越来越无法适应新的国际环境。动员更多的非政府行为体参与其中,构建跨国共同体网络,借助商业模式来传播本国的价值理念,以及将象征本国国家形象的组织嵌入对方基层社会之中,已成为冷战之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日本公共外交运作模式进行改良的主要方向。通过在这些方向上的摸索,日本最终形成了“议程设置式公共外交”“商业模式公共外交”“嵌入式公共外交”三种改良型运作模式。虽然这些运作模式尚未完全成熟,且有些模式真正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别国政策还有待进一步检验,但其至少在国家形象的塑造上获得了成功,提升了别国民众对日本的好感度。     

战后日本的公共外交

二战结束以后,日本由于政治及军事外交的开展受到国际社会和国际法的限制,公共外交成为其摆脱美军占领体制、发展与邻国关系以及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重要途径。通过人员与文化交流、加强对外宣传、推行外向型的文化教育、经济与文化援助以及动漫外交等手段,日本公共外交为达成其外交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受其自身独特政治文化及国内右倾化思潮的影响,并受日美基轴及相关政策的制约,日本战后以来的公共外交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日本公共外交的特点

日本公共外交的特点有:行为主体的多元性、行为对象的渐增性、目标的政治性、手段的多样性。行为主体的多元性,即日本公共外交以政府主导并由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和地方外事等主体构成的特点。行为对象的渐增性,即日本公共外交的对象最初集中于美国和东南亚,后来逐步向中国及其他国家扩展。目标的政治性,即日本公共外交的目的从改变军事国家形象和为经济铺路开道的实用特点,转变为实现政治大国服务。手段的多样性,即日本公共外交在经贸、文化、教育以及观光等不同领域采用各种手段。     

日本对华“观光外交”的模式、成效及启示

自2010年日本政府放宽对华签证以来,中国赴日游客数量基本呈现大幅攀升趋势,2015年后一直位居外国访日游客首位。大量观光客的访日一方面对提振持续低迷的日本经济大有裨益,另一方面也极大改善了日本在中国游客心目中的国家形象,起到了积极的公共外交成效。本文以公共外交为考察视角,首先对日本对华"观光外交"性质及模式进行界定,提炼出三类公共外交模型,并结合该外交行为的实施过程与方式,考察了其对近年来中国赴日游客数量上升趋势的影响。其次,本文探究了"中国赴日游客数量"与"中国民众对日好感度"二者间的关联度,及其对日本国内经济发展与"地方创生"战略的积极推动作用。最后,本文基于日本"观光外交"的相关经验,从前期准备、实施模式以及效果互动三个方面对中国公共外交提出政策建议,以期对未来中国开展新型大国外交、提升国家形象有所助力。     

文化与日本外交

从文化分析的角度探讨一国外交模式的特点 ,是当前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种视角。分析日本国民性与日本外交的非理性、假想受害的特点 ,探讨日本人交往中的“协调一致”与外交“暧昧”特征以及“amae”心理与日本外交政策的制定之间的关系 ,可从人文层次理解日本文化对外交的影响。     

日本对中东政策的演变轨迹

日本的对中东政策在经历了从“以经济外交为主”向“经济外交与政治外交并举”的转折,形成了“对美协调”、“确保能源”、“扩大影响”三大支柱。21世纪初期,日本将在多大程度上全面、均衡地实现这三大目标?归根结底将取决于日本对政治、经济两大领域和“日美阿以”四边关系的驾驭能力。     

日本外交：从战后到冷战后

冷战结束正在对日本外交产生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将引起一种渐进的、连续的变化过程。就今后一小时期（大钓１０～２０年）而言，日本外交基本上是战后日本外交的“伴随有限交化的延长”，因此，展望冷战后外交的一个主要途径是深刻理解战后日本外交。本文阐述了战后日本外交的五个基本特征：（１）从成败国出发的外交；（２）日美基轴外交；（３）不断向美国以外的世界拓宽外交地平线；（４）经济外交；（５）日本国内的“１９５５年体制”下的外交。并在阐述上述特征的基础上，沿着每个特征分析了冷战结束对日本外交的影响。     

试析战后日本外交中的实用主义——以ODA政策的演变为例

战后日本外交就其性质而言是“被动反应性”的还是“积极主动性”的,这在学术界是一个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既有助于对战后日本外交的理解,也有助于我们把握今后日本外交的走向,因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战后日本外交的一个重要领域——政府开发援助（ＯＤＡ）政策的分阶段考察,运用史论结合与个案分析的方法,来论证这样一个命题：战后日本外交的最显著特点并不在于它是“被动”还是“主动”,而在于它的实用主义性质。以合理主义、行动主义、机会主义、非意识形态化和商业主义为内涵的实用主义外交为战后…     

日本外交与“印太构想”——基于国际公共产品角度的评析

日本"印太构想"作为当前日本外交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地缘政治战略特性。近年来,日本致力于强化该构想的国际合作及公益色彩,积极打造"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印太",将"印太构想"定位为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手段,在大力宣传的同时具体规划其政策路径。日本历来将参与国际合作、承担国际公共产品供应作为开拓外交战略空间、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印太构想"的相关转型变化同样基于自利性诉求,具有战略指向性。日本"印太构想"尽管有国际公共产品之名,但在政策制度、对华立场、合作机制与价值理念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与缺陷,阻碍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公共产品。     

战后日本对南朝鲜的外交

围绕朝鲜半岛的国际局势近年来发生了重大变化,面向世界和亚洲积极推行“大国外交”的日本,也调整了对朝鲜半岛的政策。1991年1月,日本首相海部俊树对南朝鲜进行正式访问,并与卢泰愚总统进行了最高级会谈。海部此行不仅说明日本外交对朝鲜半岛问题的重视,而且标志日本、南朝鲜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揭示出日本外交在东北亚地区的新走向,分外引人注目。     

日本“普通国家化”战略及其制约因素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开始追求与日本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军事大国的地位。从最初的“政治大国”、“国际国家”战略到现在的“正常国家”、“普通国家”战略，日本二十多年来的大国战略是在不断演进和发展的。近年来日本的“普通国家化”战略日趋成熟，并通过经济、法律、外交、传媒等途径推进“普通国家化”战略。但是，日本的外交理念、国际意识、国内体制，以及国际和周边环境，对其“普通国家化”战略的实施，构成了重要的制约和牵制。     

“双轨外交”理论与战后日本对华外交

“双轨外交”是对各种非正式“民间外交”的称呼,充当着官方外交——“单轨外交”的辅助者角色。新中国成立以来,海峡两岸在政治上始终处于“零和博弈”的状态,使得日本在对华外交中面临“一个中国”与“两个中国”之两难。而为转圜这一两难,使日本能同时在两岸获利,其灵活地将“双轨脸形外交”理论在现实中加以应用,并进行修正,提出了“水鸟外交”。     

日本主导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战略布局——兼谈日本在大阪峰会上的得与失CSSCI

主导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是当今世界国际经济竞争的制高点,是安倍政府对外经贸战略的最高目标。为此,一方面,安倍政府实施了以TPP/CPTPP为龙头,以日欧EPA、日美贸易协定与RCEP、中日韩FTA等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等为抓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使日本“成为在区域层面以及双边层面创造规则的国家”;另一方面,安倍政府高度重视峰会外交的“规则设定与建章立制”功能,在G20大阪峰会期间充分利用主场外交的优势,通过巧妙设立峰会议题,创立制定数字经济国际规则的“大阪轨道”、以“协调人”的角色力推WTO改革,使日本主导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战略取得了重要进展。日本争夺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主导权的经验对中国具有启发和借鉴价值。     

“反应性”视角下的日本对非洲外交

二战后,日本在调整对外关系上多体现出因受到美国等外部压力影响而做出“反应性”政策调整的态势。由于对非洲的外交基础较为薄弱,日本在不同阶段制定对非政策时也体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反应性”特征。日本基于不同基本动因和差异性政策取向,在对非关系发展进程中针对亚洲、中东、欧美等“第三方因素”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反应性”外交趋向。特别是当下日本对华战略制衡愈演愈烈且中国在非洲影响力日益增强,“中国因素”逐渐超越其他地区成为影响日本对非“反应性”外交的最重要参照因素。2022年日本举办的第八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确立了对非合作新方向,其视中国为在非最大战略竞争对手,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对华开展地缘博弈的趋势愈发显著。     

简论战后日本对蒙外交的演进

二战后,日本与蒙古人民共和国(1991年改称蒙古国,以下均简称蒙古)的外交关系,主要经历了三个时期: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为以民间交往为主导的低层缓慢发展时期;70年代初至80年代末,双边关系正常化,有进展,有突破,但日本在对蒙关系上的表现并不十分积极;80年代末以来,日本对蒙外交的态度与前两个时期截然不同,表现积极主动,进展突飞猛进,以经济援助作为对蒙外交的主要手段,并掌握了国际社会对蒙援助的主导权,企图以此取代前苏联和俄罗斯在蒙古的势力影响。从日本对蒙外交的战略来看,80年代末,由“经济外交”转向“政治大国外交”,政治外交色…     

从援助型外交走向战略型外交——日本中亚外交政策的演变浅析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中亚外交政策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已经逐渐从原来的“援助型外交”升级为“战略型外交”。这一转变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经济援助主导阶段”、“经济援助与战略外交并重阶段”以及“战略外交主导阶段”。相对于时下比较流行的“贸易说”和“能源说”,本文提出了“政治战略说”来理解日本中亚外交政策升级的背后逻辑。并总结了三大具体原因,其中内因为日本对国家政治利益的追求,外因为日美同盟关系的微妙变化以及大国地区外交竞争的推动。     

日本对华ODA中的"利民工程无偿援助"

20世纪 80年代初以来 ,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 ( ODA)成为中日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90年代以后 ,日本对华 ODA政策经历着新的调整。其中 ,“利民工程无偿援助”(以下简称“利民工程”)作为一种新的援助形态应运而生。什么是利民工程 ,其背景是什么 ,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如何 ?本文拟把这些问题放到中日关系的整体环境下作一探讨。一、日本对华利民工程的基本特性二战以后 ,日本告别了战前外交 ,形成了以日美基轴和经济外交为两大支柱的战后外交。其中 ,以 ODA为中心的对外经济合作成为其经济外交的核心手段。战后日本的 ODA以如下几点作为…     

战后日本的中东外交

战后日本的外交,具有鲜明的“经济外交”的特征,它不仅注重建立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如保障资源供应,扩大商品输出、资本输出的市场等,而且重视保证日本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外部安定环境,消除各种可能制约日本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运用一切外交手段保护日本的经济发展,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经济利益,完成“经济立国”的战略。     

日本出版《近代史史料》

日本《日本历史》1984年6月号报道,日本最近出版了大久保利谦编纂的《近代史史料》。该书是江户幕府末期“开国”起直到明治末年的日本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重要史料的一部比较系统、完备的专集。每项史料中均有时代概观和对于史料的简明解说。     

日本对非洲外援政策的历史演变探析

尽管近年日本受国内经济持续低迷的影响大幅削减了ODA的预算总额,但其对非洲的援助力度和规模不减反增。从日本对外援助体制的确立到其早期对非提供援助,日本先后经历了“请求主义”与“自助努力”原则下的援非外交被动时期、综合安全保障政策下的援非资源外交的积极时期与国际责权分担政策下的援非政治外交的黄金时期。这三个历史时期日本对非外援政策的演变,并非源于短期的外交利益所驱动,而是基于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对非外交指导思想,即树立良好国际诚信、谋求政治大国发展;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确保本国经济大国地位;建立互惠合作的外援机制,避免强势外交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