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商业扩张时代的广州贸易(1750～1840年)

本文论述1 8世纪全球商业扩张时代南海贸易格局所发生的变化,广州“独口通商”的由来和广州贸易的特点。着重探讨广州华商资本的发展及其卷入世界市场的情况。指出以十三行商人为代表的豪商,已同其印度、美国商人伙伴一样,成为国际性的商人。广州华南的商业网络不仅越过传统的南海水域伸展到欧、美各地,而且与国际的贸易网络相交织,甚至已经直接投资于欧、美各地。     

转型时期的新式商人群像--评朱英教授著《近代中国商人与社会》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虽然不乏如陶朱公等名极天下的大商人,也有如吕不韦等将“天下”收入囊中的巨贾,但是作为一个群体,商人更多的时候是被“卑之曰市井,贱之曰市侩,不得与士大夫为伍”。在重本抑末的封建社会,“士农工商”的四民定位不仅抑制了这一群体的发展壮大,也扭曲了商人群体的自我意识与社会形象。时至晚清,随着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与发展,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新式商人群体崛起,商人在经营方式、组织形式以及思想意识、行为方式等各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置之于晚清民初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新式商人群体的兴起不能不说是鸦片…     

宋代海上丝绸之路香料贸易的合伙制经营考察

宋代海商在从事海上丝绸之路香料贸易过程中,出于抵御和分担海外贸易风险、筹集贸易资本或合作经营的需要,实行贸易合伙制经营,大体上分为合本经营、委托经营、结伴经营等经营方式。其中,合本经营可以实现贸易资本合作,激发民间资本活力,筹集巨额贸易资本,促进贸易规模不断壮大;委托经营使贸易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实现分离,经营者自主决策经营,参与利润分配,从而形成对经营者的激励机制,极大提高贸易效益;结伴经营即诸多小海商租赁舱位,结伴同行经营,但作为一个庞大商人群体,也极大拓展了贸易规模。合伙制经营这一有效的制度安排,成为宋代海上丝绸之路香料贸易能够繁荣发展的关键性内在制度因素之一。宋代海商在合伙制经营上虽与阿拉伯商人有着相似性,但并非是受其影响,主要还是自身发展逻辑所致。     

清代广东口岸贸易中的婺源商人群体

清代中叶,开赴广东的婺源商人以贩运茶叶为主导,适应了口岸贸易的需求。经过长期的经营,婺源商人形成了具有显著乡族特征的利益群体,并逐渐与各色社会群体结成一定的关系网络,较为有效地应对各类商业风险,推动了广东口岸贸易的发展。近代以后,茶业受到冲击最大,贸易重心逐渐转向上海。墨业的持续时间可能是最长的,受到的冲击也相对较小。行业表现的分异,表明了旅粤婺源商人群体的鼎盛期和转移期都有明显的外力拉动。他们凭借灵敏的商业触觉和多重关系网络,谋求长途贸易利益,成为联结内陆山村和外贸口岸的重要力量。     

略论五代以来陆上丝绸之路的几点变化

五代以降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转型”时期,贸易路线、贸易方式、贸易主体等内容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灵州路的兴起是这一时期陆上丝绸之路贸易路线的显著变化,与此相关的问题是位于鄂尔多斯台地边缘的夏州和宥州在维系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秦州路也并未因吐蕃的进逼而完全失效。在贸易主体方面的突出表现则是回鹘商人在陆上丝绸之路上“异军突起”,使得五代以降的陆上丝绸之路进入了一个“回鹘时代”。     

从群体心理到认同建构——多学科视角下的身份认同研究述评

本文从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三大学科视野统合了“身份认同”研究概况。身份认同是个体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连接点。在心理学学科中身份认同研究强调独特的个体认同与鲜明的群体认同。在政治学学科应用中身份认同先是表现为族群文化身份,而后在民族国家中出现了公民认同与族群认同之间的张力,又在全球化浪潮中遭遇多重身份困境。在社会学学科中身份认同研究重视“身份”这一外在化标识,进而从制度安排与社会流动两个角度探讨面对社会身份系统的剧烈变化,群体如何在当下的社会结构中回应身份归属问题。     

亦“民”亦“商”：华北危局中天津商人的双面性格

华北危机将天津商人置于历史“事件”的中心,商人的国民身份因此而凸显,积极抗日的呼声、维持地方秩序的举措,蕴含着“私利”与“国权”的双重考量,而采用抵制日货作为民族主义情感的主要表达形式,更加剧了二者之间的冲突与紧张。既是“国民”,又是“商人”,亦“民”亦“商”,唯有把握此一双重身份,方能真正同情性地理解民族主义运动中商人的诸种表现。     

汉唐时代南海诸国香药入华史研究

汉唐时代,我国从南海诸国进口了沉香、檀香、龙脑香等大量名贵香药.这些香药入华的途径主要有三条:一是通过南海诸国的朝贡贸易进入中土；二是南海诸国的商人通过驾船到广州等港口城市进行民间贸易的方式输入中土；三是波斯和阿拉伯的中介商人也常常把沉香、檀香、龙脑香等南海名贵香药贩卖到中土.这些被贩卖到中土的南海香药不仅被用于佛教、道教的礼拜仪式和儒家的祭祀仪式中,而且被应用到汉唐人民的世俗生活中,在诸如日常家居薰香、饮食加香、美容香体熏衣、疗病用香中,均可窥到南海名贵香药的踪迹.     

旅汉粤商与晚清汉口茶叶贸易

晚清旅汉粤商主要以茶业起步,为汉口“茶叶六帮”之首。通过对其与以汉口为中心的两湖、宁祁茶叶贸易互动之考察,可知粤商既从事对英之红茶贸易,亦涉足对俄之青（米）砖茶贸易,对近代新式商人组织汉口茶业公所之创建,出口华茶品种改良及技术革新等方面有突出影响,催生了“兴商公司”这一近代汉口最大的华资机器制茶公司。同时,晚清旅汉粤商虽以华茶出口业起步,但并不局限于此。他们与外商联系密切,营业也随之而调整变化,参与了晚清中外军火贸易、轮船航运、机器纺织、城市房地产开发等新式行业的创设,为汉口城市近代转型做出了贡献。     

“蚁族”身份认同研究

笔者带领课题组于2010年3月至11月,通过实地调查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西安、重庆、南京七个城市的“蚁族”群体生存现状,研究了该群体的身份认同,并对其影响因素和社会效应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大部分认同“蚁族”身份,表现出“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贬损”的特点,而“户口”和“媒体建构”对身份认同有显著影响.“蚁族”的身份认同具有正反两方面的效果,社会流动信仰体系对于该群体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汉语中量"人"量词的历时考察

由于表述的需要,汉语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量词群体。量词群体在与名词群体搭配时,具有主导作用的名词在选择量词时具有优势。但在具体的语言中,由于线形组合的限制,名词也只能选择唯一的量词来组合。由于身份、地位、职业的不同,表述“人”这一概念的语言形式在汉语中迥异参差。这种形式本身的差别决定了在量词选择上不同,而某个量词出现的时间差也制约了称“人”名词选择的可能性。本文从历时的角度,考察这一组量词与称“人”名词(下文直接称为“人”)的搭配组合关系。主要考察某一量词的产生时间、搭配对象的选择和搭配对象本身的异同,并力图寻求其搭配格局形成的原因。     

明代的社会主导群体

社会主导群体这一概念主要指统治者群体。过去史学界常认为“地主阶级”(或奴隶主阶级)即统治阶级。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地主都属于社会主导群体的成员。以明朝而言,官与民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能够作为社会主导群体成员的只有士绅地主,过去亦称作身份地主。身份地主的主要成份是官员。中国历史上有贵族和士族官僚体制,也有科举官僚体制。明朝是科举官僚体制的时代,明朝的身份地主是通过科举取得了功名的地主,其主体是读书人,即士。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宋、明两朝是士和士大夫们作为社会主导群体的时代,其间经历了元代的蒙古色目贵族统治时代。因此,明朝的建立使江南士大夫们实现了群体回归,重新成为社会的主导群体。明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的转型,社会等级结构发生了变化,其中主要便是社会主导群体的变化。晚明的官僚士大夫在社会心态、价值取向、政治主张以及职业和自身成份等方面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了社会的变化。从理论角度看,这种变化应该具有近代化的性质,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试析宋之"三路舶司"--兼论中国港口职能之分工

宋朝的海外贸易管理,主要由福建路的泉州、广南路的广州、两浙路的杭、明州市舶司,即所谓“三路舶司”承担的,但关于“三路舶司”的始置时间、设置原因以及对我国海外贸易管理的影响等问题却众说纷纭,本文经过分析后认为,广州市舶司的设立源于对战争的支援,是朝贡贸易的遗产;两浙市舶司的设立则是为了管理国内商人下海,标志我国由大陆文明向海洋文明的迈进;而泉州市舶司的设立则源于新航线的开辟,显示了我国人民对南海区域的新认知。     

大学生“村官”组织公民行为影响机制实证研究

大学生“村官”已成为推动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群体,这一群体能否有效地发挥作用,其关键在于大学生“村官”是否能够真正投身农村建设从而激发出积极的工作行为.现有相关研究中,大多学者关注制度政策对工作行为绩效的影响,忽视了个体心理认知层面.关于大学生“村官”的研究必须深入到此群体本身的心理过程,本研究从认同构建过程角度出发,分析并构建了身份认同与自我效能感对其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激发大学生“村官”的身份认同感会提高其自我效能感,从而更有助于产生组织公民行为.     

城市外来人口“身份-认同”研究的范式转换——从“制度建构”范式到“文化场域实践”范式

近年来,城市外来人口的身份认同问题成为公共政策和学术研究的重要问题.主流的“制度建构”研究范式在城市外来人口身份认同问题上渐现偏颇与不足.实现城市外来人口“身份-认同”的前提并不是“制度建构”研究范式所诉求的政府相关政策、制度的变革,关键在于通过强化既有内群体身份或创生新的“共享内群体身份”,实现其自我及社会的现实认同.相关研究应由“制度建构”范式向“文化实践场域”范式转换.     

"00后"农民工的主体性建构——对一位"00后"外来务工者的个案研究

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00后”农民工开始慢慢进入城市，并已经形成了比较庞大的规模。作为第三代进城务工人员，他们在行为方式、身份建构、生命历程上明显不同于他们的父辈。目前学界关于“00后”农民工群体的研究尚十分缺乏，更常见地是将这一群体包含在有关“新生代农民工”或“90后”农民工的研究之中。有鉴于此，本文以一位在北京安装门窗的“00后”外来务工者为深度分析个案，剖析这一群体在嵌入城市之后，如何完成身份认同的主体性建构，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塑造自我。本文指出，当“00后”农民工群体流动进入城市，他们开始尝试摆脱传统家庭关系，更加强调劳动力再生产中的个人发展与个体价值的实现。一方面，他们在工作过程中缺少自主权，其抗压能力和心态都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常常会陷入到对于自我价值与存在感的消极认知中；另一方面，他们更加渴望进入城市、融入社会，有着更多的自我意识和权益意识。     

近代广东商人与广东的早期现代化

在近代广东 ,商人是同早期现代化关系最密切的群体 :他们投资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式工矿业、交运业 ,使广东在清末成为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最发达的省份之一。广东商人在从事经济活动的同时走遍全国 ,了解世界 ,提高了自身的地位 ,“阶级意识”开始觉醒。商人在文化、教育、社会救济等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还积极参与地方政治与爱国斗争。但广东商人也有其局限性 ,在 2 0世纪头 2 0多年 ,商人这个群体主要经营传统商业行业 ,尚未产生一个工业资产阶级。这种情况 ,对广东早期现代化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论本世纪初中国商人的社会地位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中国工商业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在农业经济的一统天下里打下了一席之地，中国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也随此潮流迅速地抬升。“商”不再是人们轻视、贬损和诬蔑的对象，而成了人们颂赞和礼拜的神祗。“商能救国”变为整个社会的信条。商人在社会生活中也用不着像过去那样自惭形秽，其社会地位已从社会结构的底层迅速上移至“四民之首”。绅与商、官与商之间身份的对流和重叠使他们之间的尊卑界线荡然无存。而商人自身的组织化与组织的社会化更加重了商人在社会事务中的份量。商成了那个时代中国社会无所不在的主角。     

近代商会与中国的民族主义

近代中国商人阶层的形成,有别于传统以地域或血缘为纽带的商人群体。商人的视域更加宽广,这是清庭新政中倡导商会建立的副产品,同时商人作为一个现代阶层也逐渐意识到了一个统一民族的存在。在列强殖民、国家危在旦夕的情况下,地方意识逐渐弱化。商人们开始从更大范围内解释自己目前的处境,逐渐产生了忧患意识与民族主义情绪。     

论“生育少数群体”

“生育少数群体”是一个全新的概念。生育少数群体的诞生是与辅助生殖技术（ART）密切相关的。自1978年第一例试管婴儿诞生以来,便催生了这一群体的产生,随着辅助生殖技术的不断进步使这一群体逐步发展壮大。从社会变迁的角度分析,这一群体的产生最初主要是基于对不孕症的治疗所引发的,之后拓展到其他人群,形成了其结构的多样性;同时,这一群体的地位随着社会变迁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