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思问录》对理学思想的建构 ——《太极图说》为中心的诠释

《思问录》是王船山学术思想的重要内核,其中蕴含着“太极”“动静”“人极”等理学概念,既融合周濂溪《太极图说》理论取向,又贯通了张横渠“气”学思想,以此颠覆陆王心学体系,实现对儒家传统的思想超越,由此亦体现出明末清初儒学在哲学义理方面的新发展。     

论王船山历史哲学的主体精神

船山认为,人不仅是“天地之心”,自然的“主持者”,还是历史的创造者,以及历史具有意义的象征.在历史中“君相”固然可以“相天造命”,而“一介之士,莫不有造焉”.历史是人参天化育的过程.一方面,人创造了历史;另一方面,历史也创造了人.可以说“相天造命”论集中体现了王船山历史哲学的主体精神.     

正统、道统、治统——王船山对于政权合法性来源的思考

王船山对于政权合法性来源的思考是其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他是在反思批判传统儒家的正统论、道统论的基础上来思考这一问题的。王船山认为"正统"至少要包含两个原则:汉族自己统治中国而"不可使异类间之";以道得天下和治天下而不能"舍君天下之道而论一姓之兴亡"。王船山对"道统"作出了祛魅的解释,认为道统的继任者不应局限于韩愈、朱熹等大儒所例举的圣人,任何自觉践履儒家伦理道德、维护和存续中华文化的人都是道统的继任者;道统具有"孤行而无待"的相对独立性,具有超越时空的"亘天垂地而不可亡"的超越性,体现了王船山对于儒者之统历久弥新的坚定信念、存续中华文化的崇高历史责任感、挺立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历史使命感。王船山反传统儒家正统论和道统论的思想分别对于辛亥时期的革命家和现代新儒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熊十力哲学文本的一种解读——读程志华教授《熊十力哲学研究》

熊十力作为现代新儒学的实际开山者,其哲学建构不仅开启了现代新儒家思潮,而且也深刻影响了整个中国现代哲学的走向。因此,熊十力哲学始终就是诠释现代中国哲学精神的重要依据。基于此,对于熊十力哲学的研究近年来经久不衰,且不断有力作涌现。尽管程志华教授的专著《熊十力哲学研究--“新唯识论”之理论体系》乃众多相关论著中的“一种”,但它以自觉而明确的方法论意识而“别具一格”。     

论《诗经》诠释在早期儒家哲学建构中的作用——以郭店简、上博简引《诗》论《诗》为中心

《诗经》诠释在早期儒家哲学展开过程中作用独特而重要.出土文献中引《诗》论《诗》内容为研究提供了重要而可靠的新材料.简本《缁衣》的“子曰诗云”模式是“子曰”加“诗云”的格式,形式上的“引诗为证”实为作者深于《诗》教而使“子曰”与“诗云”相互发明的著述方式.竹帛《五行》之引《诗》实已将《诗》句融入到对“五行”说的阐发中,《诗》句构成了思想阐发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民之父母》之以《诗》句作为话题而展开儒家政治哲学阐发的方式在传世文献中也时有所见,是早期儒家通过《诗经》诠释建构哲学的另一种文献形式.《孔子诗论》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儒家《诗》学专文,其出土使早期儒家经学范畴上的“《诗》学”清晰起来,对深入探讨早期儒家《诗》学与哲学之关系有重要启示.总之,这四篇文献分别代表早期儒家《诗经》诠释的一种形式,共同表明早期儒家《诗经》诠释在其哲学建构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论王船山的政治哲学——兼论“理势统一说”

王船山(1619—1692)是我国十七世纪的一个杰出思想家,他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和辩证法思想在当时是超轶前人的。在他的主要著作和社会政治实践中,力图把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应用到社会、政治和史论方面。因之形成了他的政治哲学的理论与实践。 他的政治哲学的核心,就是“仁义相资” (仁义相互为用之意)的理论。这一理论是由“阴阳不能偏用”这一概念推演出来的。他就是运用“阴阳互用”、“仁义相资”这一理论来“知人论世”,畅论历史,揭示他的政治思想的。 王船山的政治哲学,主要反映在他晚年著作的《读通鉴论》和《宋论》当中。他的论述由秦始皇开始。 秦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统一的王朝。在秦统一前的春秋战国之交,奴隶制与封建制曾进行长期的殊死斗争。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就是环绕这一斗争展开的。这一斗争的中心,集中在仁与义这一对命题的理论与实践上。我们将通过讨论这一命题的演变,看王船山如何使用这一命题的合理内核,畅论历史,揭示他的政治哲学,建立他自己的思想体系的。 一、仁与义怎样由道德伦理范畴进入政治哲学范畴     

形而上与形而下:后形而上学的解读--王船山的道器之辨及其哲学意蕴

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总结者,王船山对于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的区分作出了不同于宋明儒家的理解.他的理解主要从两个前提出发:第一,之谓与谓之之辨,通过这两个语词的区分,王船山明确了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分不是世界固有区域的客观划分,而是根据主体的存在方式才作出的主观性划分;第二,有无与隐显之辨,通过这个讨论,王船山告诉我们,形而上与形而下之别是隐显之别,而不是有无之辨.王船山对形上、形下的如上解读意味着把哲学之思从形而上学框架内解放出来的努力,意味着后形而上学视域的开启.     

论王船山的“理势”观

一般认为,理与势是王船山历史观中一对非常重要的范畴。然而,王船山却是将“理势”贯穿其整个以道为核心的思想系统的。道以气化流行开展出自然与人文之历史世界。无论自然的还是人文的历史,皆因其气化固有之幾而成其理势。道之开展为自然历史世界,因在天之幾而有理势之自然;道之开展为人文历史世界,因在人之幾而有理势之必然,故道之开展变化取决于理势。由此,通过对理与势、理势相成、理势无定和道与理势之关系等四个方面的考察剖析,可以发现,王船山是以道为中心构筑了一套系统精致的理势观用之于历史研究的。     

论王船山诗歌的生死主题——以悼挽诗和游仙诗为例

王船山继承了张载的“绝学”,发展了先秦儒家所忽略的生死观。王船山否定长生久视,倡导载义之生、尽性而死、追求高尚人格的生命观,这一观点融化在他的诗作之中,是其诗歌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这一主题的发现对推进船山学的研究有其重要意义。     

从文化交流的视角看儒学的命运

儒学发展的历史就是与其他文化思想不断交流的历史。原始儒家由仁学到仁政、王霸道 ,思想文化的交流已经开始 ,从九流十家到独尊儒术 ,仍然离不开交流 ,三教合一与四教会通 ,开创了思想交流的新局面 ,而儒学的世界化 ,则找到了与现代社会接轨之契合点。     

现代新儒家与柏格森生命哲学

本文揭示了生命哲学与现代新儒家的内在关联。在柏格森关于“生命”、“直觉”、“创造进化”的观念引导下,现代新儒家建立生命本体论、重新诠释儒家思想、致力于人生意义的追求和道德自我的塑造。他们试图以柏格森生命哲学为理论依据,复活儒学新生命。现代新儒家以“内圣”驭“外王”的思想格局,虽有逆潮流、背时代的一面,但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有相辅相成的一面,其所起的补偏救弊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人性为善何以可能——王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形上学批判及其人文价值

儒学史上人性思想为善、为恶、有善有恶,性即理等人性思想的来源往往倾向于天赋论、先验论等。先哲们对人性论思想的提出多倾向于独断论式的结论,对人性思想缘何为善、为恶以及性善情恶等,其论证要么“不明”、要么“不备”。王船山关于人性为善的思想论证既“明”又“备”：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考察了人性何以为善,认为气质之偏之人人性亦可为善,并说明善乃“人之独”。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人文价值在于：其一,从船山沿袭儒家传统人性思想说明船山思想在本质上仍属宋明理学范畴,并非如其他学者所说的船山是启蒙思想家的说法;其二,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论证说明,同时也为他关于道德意识起源的学说铺平了道路。     

王船山《中庸》诠释特点析论

在中国哲学史上,王船山的经典诠释成果蔚为大观,在对儒家经典文本<中庸>的诠释过程中,"兼综汉宋"的诠释宗旨、实学化的诠释立场、护教学的诠释目的以及跨文本诠释是其<中庸>诠释的几个特点.     

论儒家政治哲学的实践品性

儒家学说作为一种政治哲学与其作为一种道德哲学是密不可分的,其政治实践的起点建基于对人性善恶的价值判断,由之形成一种以人性修养为根本的教化政治,其仁政思想也是与为政者的人性修养密切相关的。儒家的“经”、“权”思想,为其在义利、律法等具体政治实践方面,提供了灵活调适的策略。     

可以超过但不可绕过的牟宗三哲学——读《牟宗三哲学研究：道德的形上学之可能》

牟宗三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对其哲学思想的研究是近年来兴起的“显学”。程志华教授的《牟宗三哲学研究：道德的形上学之可能》是这一领域的一部力作。作者基于对以往相关研究的分析,通过“内在诠释”的理路,将牟宗三哲学放在中、西、印哲学的宏大视野下,阐释了其“道德的形上学”的理论建构,凸显了其对于传统儒学和西方哲学所具有的独到价值。因此,牟宗三哲学是研究中国哲学“可以超过但不可绕过？”的一座理论“高节。     

人性为善何以可能——王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形上学批判及其人文价值

儒学史上人性思想为善、为恶、有善有恶,性即理等人性思想的来源往往倾向于天赋论、先验论等。先哲们对人性论思想的提出多倾向于独断论式的结论,对人性思想缘何为善、为恶以及性善情恶等,其论证要么“不明”、要么“不备”。王船山关于人性为善的思想论证既“明”又“备”：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考察了人性何以为善,认为气质之偏之人人性亦可为善,并说明善乃“人之独”。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人文价值在于：其一,从船山沿袭儒家传统人性思想说明船山思想在本质上仍属宋明理学范畴,并非如其他学者所说的船山是启蒙思想家的说法;其二,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论证说明,同时也为他关于道德意识起源的学说铺平了道路。     

理势相生与万岁成纯——略论王船山之历史哲学

王船山的历史哲学可从历史与经世、对历史性的领会、历史意识以及历史学四个方面来对其加以阐明:船山以史学作为经世之学,这是其历史哲学的根本出发点;而其极具特色的贞一之理、相乘之几说和理势合一说指明了船山对本原历史性的深刻领会;"参万岁而一成纯"则展示了船山古今无几的深厚历史意识;他的历史学则可以被阐释为"设身处地"的历史现象学。通过与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比照,更能揭示出船山历史哲学的特性:只有置身于天人回环、交尽的整体视野中,史际的原始展开才得以呈现自身。     

儒学传统中的启蒙晨辉——论戴震哲学的思想实质

本文不同意那种将戴震哲学的儒家因素与启蒙倾向片面地对立起来的看法。事实上,戴震往往是在对先秦儒家传统、尤其是对孟子哲学的某些具有古代民主人道精神的合理思想展开创造性诠释的前提下,提出他的那些富含启蒙意义的进步观念的。同时,18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也决定了戴震哲学的启蒙倾向只能从儒家传统的深厚土壤中汲取精神营养。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儒学传统中透露出启蒙晨辉的戴震哲学,就构成了中国古代哲学向近代哲学过渡转化的重要环节之一。     

“科玄论战”的哲学省思

“科玄论战”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从哲学维度上梳理了这场论战的基本内容,厘清了论战的基本线索。哲学视域中,“科玄论战”规定了20世纪中国哲学的基本走向。科玄两派分别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现代新儒家的兴起提供了思想背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文化和现代新儒家的科学化之趋势,显示了理性与价值相整合的取向,而理性与价值能否整合及如何整合,将成为2l世纪中国学界无法回避的时代课题。     

儒学传统中的启蒙晨辉——论戴震哲学的思想实质

本文不同意那种将戴震哲学的儒家因素与启蒙倾向片面地对立起来的看法。事实上,戴震往往是在对先秦儒家传统、尤其是对孟子哲学的某些具有古代民主人道精神的合理思想展开创造性诠释的前提下,提出他的那些富含启蒙意义的进步观念的。同时,18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也决定了戴震哲学的启蒙倾向只能从儒家传统的深厚土壤中汲取精神营养。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儒学传统中透露出启蒙晨辉的戴震哲学,就构成了中国古代哲学向近代哲学过渡转化的重要环节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