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厅制再探——以新疆为例的考察

清代新疆厅制并非自甘肃"移植"。新疆设厅有两个显著的高潮时期,一为统一初期的乾隆朝,一为再经收复的光绪朝,所设之厅多数为政区厅,少数为非政区厅。大量的政区厅被改置为其他形式的政区,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过渡性。建省前,各厅同通实缺、要缺、满缺居多,自建省起全系实缺,仍是要缺居多,但不再限定族属,各族兼用。新疆诸厅对于全面认识清代厅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从厅制在新疆的实践来看,那些不享有完整、独立、排他的治权的厅也是一种特殊的政区厅,直隶厅全部隶属于道,未出现直隶于布政司的案例,而且其隶属关系还可能有两部《会典》并未记载的情况,这些都反映出清代厅制的复杂性。     

晚清练军中的集权与分权之争

练军,是晚清军事制度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也是“同光中兴”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它又是同、光年间中央与地方势力、清朝贵族与地方督抚争夺的一个焦点。 练军之起——用兵抑或用勇之争 清朝咸丰年间,太平军以疾风扫落叶之势,横扫了大半个中国,几十万“八旗劲旅”和绿营制兵望风而溃,“不但不能收一战之功,且不能为一日之守”。这时,以曾国藩为首的在野乡绅们,别创一套全新的招募、营制、饷章和思想灌输法,拉起了一支全然不同于制兵的湘军,并很快就显示出它比八旗、绿营具有更多的优点,更有战斗力。咸丰末年,勇营已在实际作用上完全取代了制兵。到同治初年,太平天国与清朝之间的胜败之局渐露端倪,于是,在清朝统治集团中,中央的贵族显宦们和地方的督抚将帅们都在盘算,在镇压了太平天国之后,用哪一种军事制度来维持     

铁良南下与清末中央集权

咸、同之际，由于勇营制度地位的确立，兵权已落入地方督抚之手，并由此导致了政权、财权的连带下移，形成了督抚专政的局面，清政府中央集权体制被严重削弱，中央政府的地位受到很大威胁。为强行解决中央与东南督抚在军费、军制、军械等问题上的矛盾，光绪三十年，练兵处襄办大臣铁良以考求江南制造局移建为由头，奉旨南下，史称“铁良南下”。铁良南下完成了“划一营制”、夺取制造局以及打破了地方督抚对地方财政的垄断等项任务，“东南互保”不复存在。与此同时，却扩张了北洋大臣袁世凯的势力，形成了影响清末政局甚巨的袁铁之争，最终导致了袁世凯与清廷的决裂。     

论清代晚期督抚制度的变化

总督、巡抚制度是清代实行的一项行之有效的地方管理制度。总督“掌厘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巡抚“掌宣布德意,抚安齐民,修明政刑,兴革利弊,考核群吏,会总督以诏废置”。二者同属地方最高一级长官,总督偏重军政,巡抚偏重民事,而以总督之责为重,国家一切施政方针均需首达督抚而推行于下,同时中央通过分权于督抚以收集权之效。因此,在清朝的封建统治链条中,督抚是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一制度     

试论明代巡检司之性质

本文在梳理明代巡检司研究成果基础上,立足于其建置、辖境、职能以及与州县、卫所之间的具体运作关系探讨,对巡检司政区性质重新作一反思,提出明代巡检司的性质具有三类属性,即普通政区、军管型政区、军事分巡机构.     

袁世凯与晚清地方司法体制的转型

在晚清法律制度变革过程中,作为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是积极的推动者,其角色和作用值得关注。首先,他联合地方督抚,形成影响朝政变革的高层推动力量;其次,举荐精通中西法律和体制的专门人才,从政体构架和法律内容上注入新质;其三,积极推行地方政体改革,率先实行地方自治实验。清末以“预备立宪”为程式的政体改革,很多内容并未能在中央体制层面得以落实,而是借助地方改制实验为样板,以求渐趋推进这一“样板模式”。袁世凯在天津率先实行的地方司法改革,对于制度性近代转型的样板价值,是不无意义的,其纳旧入新的渐进性特征,绅官体制的过渡性模式,以及以新代旧的总体性目标等内容,体现着复杂的历史内涵和时代特色。     

长城沿线直省在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清朝逐步统一中原和边疆民族地区,实现了多民族国家的大一统,形成了“直省—藩部”二元并存的疆域结构。长城沿线直省地区在清朝完成统一之前是守御京师和内地的前沿,在统一进程中是清朝统一边疆民族地区的依托,在实现大一统之后则是清朝经略边疆民族地区的支撑。长城沿线直省地区从军事、行政、后勤等多方面对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体现了这一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要性。     

关于我国现行省制改革的几个关键问题及其改革路径

省制问题是一个贯穿了我国20世纪的重大政治命题.我们必须客观地看待历史,必须根据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必须站在一定的理论高度对我国20世纪省制改革进行客观审视.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要求扩大行政区域的范围与区域政治民主化要求划小省区之间客观上存在着深刻矛盾,因此,"减少层次"在某些层面上已有所实施,但"省区划小"的共识近期将难以实施.从世界城市化发展方向来看,城市型政区的不断完善和改革应是我国相当长时期政区建制改革的基本方向与突破口.     

清朝的卫所裁并——以蔚州卫、宁武所、丰川卫与关西五卫为个案

卫所的建立始于明朝,清代逐步对其进行改制和裁并。蔚州卫、宁武所在清朝被改为县和府的过程,与整个清代裁并卫所的大浪潮相契合。而丰川卫和关西五卫在清朝的设立,则是与这一趋势背道而驰,但之后还是被裁并。这些个案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清朝统治者基于现实而采取的不同统治政策,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和边区民情,也表明了清朝裁并卫所之时纷繁复杂和曲折反复的历史过程。     

内简与外补之争:清季巡警道员的选任

清季外官制改革中,各省添设巡警道缺。伴随着督抚分权与中央集权的博弈,该缺的遴选,突破了清朝固有的铨选规制。最初,由督抚奏保能员补署,后经民政部力争部选,基本形成外补与内简轮换的选任规制,典型体现了清季铨选制度的变革。在巡警道员选任资格、方式变迁的过程中,清廷、民政部、督抚等各方的意见,既有出于自身利益的衡量,又有对办理警务新政实际需要的考虑,且受当时人才储备状况的现实制约,其间的复杂纠葛,典型地反映出清季官制改革、铨法变迁与政局变动之间的多重互动影响。     

有清一代中华服饰经由黑龙江及库页岛地区东传北海道溢彩

清继明,对黑龙江下游及库页岛地区实行噶珊制度,这是清朝用以代替明代卫所制度对这一地区进行辖治的一项重要措施。噶珊制度其一重要内容是“贡貂与赏乌林制”,致使内地蟒袍、锦缎、面料丝绸诸品,通过黑龙江下游及库页岛地区少数民族传入北海道,称之谓“虾夷锦”。噶珊制度是北海道虾夷锦来源和发展的主要缘由,经库页岛南端“中国式土城”白主土城“至西山国穿官”是中国诸品进入北海道的主要渠道。中国蟒袍等东传北海道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学术意义。     

干部制度改革应从建立考任制入手

考察世界各国人事制度发展史,许多国家把改委任制为考任制,作为人事制度改革的突破口,是改革成功的一条基本经验。考任制渊源于我国,秦、汉的“考试”、“策试”就是考任制的雏型,从隋唐开始,一直延续到清朝的科举制就是完备的考任制。孙中山先生曾经非常推崇考任制,他在《五权     

乾隆敛财与督抚贪污

清代乾隆朝时期,贪污之风盛行,其中又以督抚贪污引人瞩目,构成了具有特点的一代贪污现象。尽管弘历(即清高宗乾隆皇帝,以下行文中均称弘历)对督抚一级的贪污案件十分重视,一经举发,亲自过问,催促办理,并常常令将主犯解京“亲加廷鞫”,先后严惩贪婪督抚达29人,其中令其自尽、处斩、处绞、即行正法督抚一级的官员达18人,处理督抚之多是前代所罕见的;同时,将督抚资财查抄入官,将其子嗣发往新疆伊犁充当苦差,即使这样,还是“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甚”。除弘历在惩贪指导思想上一贯以“不为已甚去已甚”相标榜,往往是“事已不可掩覆”才下决心查办,并在查办过程中常常以“人才难得”等借口“弃瑕录用”,包庇和纵容了一些督抚。以及和珅在乾隆后期得宠秉政,督抚们被迫趋奉和珅以求庇护的原因外,督抚贪污的直接原因,与弘历假手于督抚敛财聚贿,采用令督抚赔补公项、罚俸罚养廉、罚“议罪银”、公捐、进贡方式,使督抚养廉名存实亡,经济上不堪重负,使其借此大肆贪婪,不仅如此,以罚代法包庇纵容了督抚的贪婪行为,使督抚贪污行为更加愈演愈烈。     

以文制武：明代九边武官所处的权力与舆论世界

有明一代，九边武官承担屯田、营操、备御、戍守等职责以及战时统兵作战的军事任务。不过，在以文制武的政治格局中，边将履行职责时除了受到军令、律法的制约外，还要受到督抚、巡按、兵部等官员与机构的监督与考核，同时也面临着朝廷授予钦差大臣阵前“军法从事”之权的威慑以及言官的舆论压力。可见明廷系以分权制衡、内外相维的手段治理北方边疆，防止边将专权。然而，尽管边将事权一再被削弱，责任却未减轻，一旦失事，将受到弹劾与法律的惩罚。不过，倘若能够获得督抚的保奏，争取到立功的机会，便有减轻甚至避免处罚的可能。故而对边将个人境遇而言，功过的评定与衡量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文官掌握的权力及其制造的舆论力量。     

中国政区层级演变之两大循环说

政区研究,应古今贯通。中国历代政区的演变,虽有令人眼花缭乱之感,但并非无章可循。拉长历史周期,从春秋时期开始,中国政区经历了两级制到多级制、再到两级制的两次历史大循环。这种大循环昭示我们,如果顺应历史潮流是可取的话,那么今后的政区改革方向应该是明确的,即:政区发展的趋势是减少层级,两级制是大势所趋。     

盐利、官员考核与地方军饷——正统年间福建泉州盐课折米机制研究

明初，泉州盐课为本色盐，作为盐课缴纳盐场的食盐主要借助“开中法”，由盐商运销，但因官盐运销成本高、利润低，盐商不愿报中，导致泉州盐课积压严重。福建相关官员为了避免盐课亏折阻滞仕途，于正统三年制定了让盐商在福建境内各盐场搭配支取盐引的政策。不过，新法不仅没有解决泉州食盐运销的实际问题，而且加重盐商运盐成本，难以真正缓解食盐积压现象。正统八年，在福建沿海卫所粮仓管理体制改变、卫所缺粮的情况下，新获得管理权的福建布政司官员奏准了浔美、〖HT5，6K〗氵〖KG-*2〗丙〖HT5K〗州、浯州三场盐课折米，盐折米充当卫所官兵的月粮。该法一箭双雕，既为地方卫所军饷提供稳定来源，又消除了官员盐课考核之困扰。正统年间泉州盐课折米涉及盐商利益与官员仕途，是开中法实际运行状况、地方军政演变和官员考核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清代新疆政区变革与城市发展

本文探讨了清代新疆政区变革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认为乾嘉时期在新疆实行的多元行政管理模式下,分别形成了郡县制下的"治城"、军府制下的"军城"以及伯克制下的"土城"等多种形式,城市体制不一.晚清建省以后,通过大力推行郡县制度,全疆政区基本统一,多元化的城市形态全部转变为"治城",形成了全疆范围内的完整城市体系,促进了新疆的开发.     

清代新疆行省体制下政区建置的几个问题

新疆行省体制下的分县拥有独立于所属县的治权,应等同于县看待。多数的府不设附郭县,而是保留了原有的直辖地,是清政府因地、因时制宜对府级建置辖地规则做出的合理变通。南疆新设州、县命名的突出特点是沿用汉代地名,体现了清统治者巩固与强化对这一地区统治的政治期望。政区建置变动以升置和增置为主,个别政区隶属关系、治所与辖境的变更值得关注,反映了地方利益集团博弈对政府决策和政区建置的影响,体现出建省前后新疆政治、经济、地理方面所产生的变化。行省体制下的新疆政区建置变动频繁,并没有达到成熟状态,与建省前相比,新疆政治格局延续了"以北制南"的传统方针。     

宣统年外官制改革方案的讨论

1906年中央官制方案奏定后,新设和改组的各部很快完成了新官制的建设,并从人事、行政和监督方面,建立起对各省司道的上下垂直统驭关系,督抚权力有被架空的危险①.宣统年间,出使大臣李家驹和宪政编查馆提出了中央与地方分权的四级说；而各省督抚则彼此电商,提出“内外统筹”的三级官制办法.但他们出自各自不同立场的利益较量,终使方案的制定异常艰难,不得不“因陋就简”地草草了事.     

浅析晚清制夷之路

在坚船利炮造就的西力东渐过程中 ,古老文明孕育的“华尊夷卑”的华夷思想在晚清逐渐蜕变为抵御侵略的制夷思想。由于客观条件的变化 ,不同阶段晚清政府的主导制夷策略又有所不同 ,不仅形成了“以商制夷”、“剿夷抚夷”、“师夷制夷”和“以夷制夷”的这样一个制夷思路 ,而且折射出清政府由夜郎自大到极度自卑的变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