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元分析的网络强度与企业创新关系研究

运用元分析方法对近年来国内外关于网络强度与企业创新关系的定量研究(57项研究的12 430个独立样本)进行了再统计分析,证明网络强度对企业创新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从一般意义上证实了网络强度能有效促进企业创新.并进一步探讨了不同类型网络强度分别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商业网络强度和技术网络强度均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技术网络强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大于商业网络强度.此外,还研究了文化因素、行业因素和区位因素3个调节变量对二者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东方文化背景下、在传统制造业或服务业中以及在发达地区,网络强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更显著.     

网络密度、高管注意力配置与企业绿色创新:制度压力的调节作用

本文整合社会网络理论、注意力基础观和新制度主义理论等,通过对282家制造企业的问卷调查,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探讨了网络密度和高管注意力配置的交互匹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以及制度压力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在高密度网络中,高管采用注意力聚集策略对绿色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在低密度网络中,高管采用注意力分散策略对绿色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规制压力和模仿压力均正向调节网络密度和高管注意力配置的交互作用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但模仿压力的调节作用更强。通过构建不同制度压力情景下网络密度与高管注意力的交互作用对绿色创新影响的理论框架,本文推动社会网络理论、注意力基础观等成熟的理论成果从一般创新向绿色创新研究领域繁衍,为企业绿色创新加入与主流理论的对话做了努力,为企业在绿色创新过程中根据不同的制度压力,以及所嵌入的组织间网络密度情况,选择合适的注意力配置策略提供理论参考。     

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产品差异化与企业竞争力——基于节能环保产业上市公司的分析

本文以2011-2016年间我国节能环保产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产品差异化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同时分析企业规模对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与企业竞争力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对企业竞争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各个组分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存在差异。产品差异化在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产品差异化在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四个组分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中的作用存在差异,此外,企业规模在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与企业竞争力关系中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产品差异化在企业规模的调节作用中起中介作用。本文的研究为解读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影响企业竞争力的内在机理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新角度。     

企业ESG表现影响盈余持续性的作用机理和数据检验

ESG与中国新发展理念高度契合,但ESG表现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特别是盈余持续性是否存在正向影响,尚未有确定性结论。本文通过分析融资约束、企业风险和绿色创新的中介效应,研究ESG表现对盈余持续性影响的作用机理,并以2013—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企业ESG表现对盈余持续性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企业ESG表现对盈余持续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ESG表现越好,企业的盈余持续性越强。机理分析表明,良好的ESG表现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企业风险、促进绿色创新等路径助力企业盈余持续性的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ESG表现对盈余持续性的促进作用在非污染行业企业、国有企业以及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企业中更加显著。本文拓展了ESG表现的经济后果研究,对企业和投资者重视ESG表现、政府部门完善ESG信息披露制度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外部环境、内部资源与企业社会责任

外部环境和内部资源如何影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本文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11-2013年数据为样本,研究制度环境(舆论压力)和市场环境(竞争强度)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以及企业内部两种类型资源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舆论压力会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而竞争强度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呈"∩"形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资源(政治关系和冗余资源)正向调节外部环境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     

双碳背景下绿色创新搜索对绿色创新的作用机理——环保忘记的中介作用

在碳达峰、碳中和大背景下,保护环境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企业亟需进行绿色创新来实现绿色低碳转型,而绿色创新的一个关键逻辑是进行绿色创新搜索。本文基于组织学习理论和组织行为理论,运用211家制造业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对假设进行实证检验,以探究绿色创新搜索对绿色创新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绿色创新搜索深度与广度均对探索式绿色创新、利用式绿色创新、非环保遗忘和环保改变具有正向促进作用;非环保遗忘与环保改变均对绿色创新搜索两个维度(深度与广度)与两种类型绿色创新(探索式绿色创新和利用式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内部整合的调节效应未得到验证。本研究丰富了绿色创新的相关理论研究,揭示了绿色创新搜索如何影响绿色创新的“黑箱”,为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     

数字经济发展与高端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基于空间溢出与门槛效应实证检验

基于2012—2020年中国30个省份高端制造业面板数据，应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高端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并分析其空间相关性。在此基础上，引入数字经济发展指标，应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高端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整体上升态势显著，呈“东-中-西”依次递减状态，空间上具有正相关性；数字经济发展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存在明显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通过门槛面板模型实证得出，数字经济发展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的门槛效应具有区域异质性，全国及东部地区显示为线性特征，中部地区表现为“N”型影响特征，西部地区则为“U”型影响特征。     

企业绿色创新实践如何破解“和谐共生”难题？

在当前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制造业企业亟须借助绿色创新突破制度和效率困境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本研究立足本土"和谐共生"文化,基于二元合法性理论,构建了一个条件过程效应模型,探讨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其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内在机制与边界条件。基于2013～2018年我国重污染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1)绿色工艺创新、绿色产品创新均能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但绿色工艺创新相比绿色产品创新更能改善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绩效,而绿色产品创新相比绿色工艺创新更能提升企业财务绩效;(2)二元合法性(适应合法性、战略合法性)的中介作用揭示了绿色创新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关系中的和谐机制;(3)伦理型领导正向调节二元合法性在绿色工艺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但未能显著调节二元合法性在绿色产品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为此,本文进一步设计Post-hoc检验,结果表明:伦理型领导与绿色补贴的交互作用可以增强二元合法性在绿色产品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此外,经过一系列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本研究不仅从细分维度丰富了绿色创新理论研究范畴,为绿色创新与二元合法性理论的融...     

高管激励对OFDI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东道国腐败治理环境调节的视角

基于中国制造业创新国际化的时代背景,借助指标跨度2001—2017年OFDI的制造业上市公司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报酬性激励、结构性激励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东道国腐败治理水平在上述关系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高管薪酬水平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高管股权持有与两职兼任对企业创新绩效有负向影响;东道国腐败治理水平对高管激励的创新促进作用有正向的“叠加效应”,对高管激励的创新抑制作用有反向的“调节效应”。     

“竞合”如何影响创新绩效：中国制造业企业选择本土竞合与境外竞合的追踪研究

本文区分本土竞合与境外竞合,基于国家统计局2009年10月至2011年8月对全国40个城市制造业企业进行的问卷调查数据,并结合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和2009年及2018年专利数据构造出的时间断点追踪数据,重点研究了竞合对企业创新绩效提升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首先,总体来看,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竞合"战略有助于其提升创新绩效。具体来说,企业与本土竞争者的合作有助于其提升创新绩效,而与境外竞争者的合作对其创新绩效的提升无显著作用。其次,企业研发强度负向调节竞合战略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研发强度对境外竞合战略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关系无显著调节作用,对本土竞合战略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关系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再次,市场竞争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市场竞争程度高时境外竞合战略反而会降低企业创新绩效。最后,企业的境外非竞争性合作会削弱其竞合战略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结合实证研究的基本结论,本文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如何利用竞合战略促进创新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CEO-TMT交界视角:CEO继任背景下CEO-TMT特征孤立性与企业创新强度的关系

在CEO继任背景下,新任CEO往往面对新职位以及新团队的挑战,其与现任高管成员的特征对比一定程度上能反映新任CEO与高管成员的磨合和融入过程,进而对新任CEO及高管团队(TMT)的创新战略选择产生影响.本研究基于CEO-TMT交界视角及团队断裂理论,构建出CEO-TMT特征孤立性这一新的反映CEO与TMT成员多维特征对比的关系人口学变量,并探索该变量在CEO继任背景下将如何对企业创新强度产生影响.通过对2012-2014年间657家A股上市公司的CEO继任样本进行分析,研究发现,CEO-TMT知识孤立性对企业创新强度具有促进作用;而CEO-TMT认同孤立性会弱化CEO-TMT知识孤立性对企业创新强度的正向作用;CEO-TMT地位孤立性将增强CEO-TMT知识孤立性对企业创新强度的正向作用;与此同时,竞争者继任背景下,CEO-TMT知识孤立性对企业创新强度具有最积极的影响.本文深化了对高管团队特征构成的理解,丰富了CEO继任背景下CEO与高管团队之间的交界对企业创新影响的研究.     

绿色创新中介作用下的企业环境责任、企业环境伦理对竞争优势的影响

以绿色创新作为中介变量,通过科学的实证研究过程,揭示其对企业环境责任和企业环境伦理与竞争优势关系的影响路径和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企业环境责任和企业环境伦理对企业竞争优势具有正向的推动作用,绿色创新对企业环境责任和企业环境伦理与竞争优势的影响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决策逻辑对新创企业绩效作用机制研究：商业模式创新的中介作用

新创企业的成长机制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热点。基于商业模式创新理论,分析了决策逻辑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构建了理论模型,并基于251家样本企业数据进行验证。研究发现,两种决策逻辑均通过商业模式创新的中介作用正向影响新创企业绩效,竞争强度在其间起调节作用,在竞争强度高的情境下,因果逻辑及效果逻辑的可承受损失原则和柔性原则对商业模式创新的正向影响会增强,但是效果逻辑的试验原则和先前承诺原则对商业模式创新的正向影响则会被削弱。     

浅析儒家文化创新在现代企业文化建设中的现代价值

儒家文化创新是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后,企业的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但是在企业文化的形成和塑造上却存在着很多的问题。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现代企业文化的发展,充分认识和发掘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为当前我国企业获得长远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     

董事长与CEO任期交错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三重底线的调节效应

基于三重底线理论和高层梯队理论,探究董事长与CEO任期交错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内在作用机制。选取2010—2020年我国789家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董事长与CEO任期交错对绿色创新具有正向影响;企业三重底线中的社会和环境底线,均对任期交错与绿色创新的关系产生显著负向影响,而企业经济底线的调节作用并未得到支持。企业经济底线,在董事长与CEO任期交错正向影响绿色创新的过程中,无显著的调节效应;企业社会和环境底线,分别负向调节了董事长和CEO任期交错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     

政策生命周期视角下产业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质量关系研究

产业扶持政策是我国促进企业创新的重要手段之一，其不确定性会对微观企业创新决策造成巨大冲击。本文采用2008—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产业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以及企业财务柔性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产业政策变更不确定性会激励企业创新质量，而产业政策执行不确定性会抑制企业创新质量；在此过程中，企业财务柔性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且相比于负债柔性，现金柔性起到主导调节作用。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企业的政策不确定性感知与融资约束是产业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创新质量的核心传导机制。进一步分析发现：相比于中低质量创新，产业政策变更不确定性对高质量创新的激励效应更强，而产业政策执行不确定性对高质量创新的抑制效应更弱。研究可以为深入理解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决策的负外部性提供新的经验证据，也为企业应对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以及政府优化产业政策制定与执行提供决策参考。     

新能源汽车推广政策、融资约束与绿色技术创新

新能源汽车推广政策能否有效促进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对我国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以2009—2020年中国汽车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新能源汽车推广政策的实施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推广政策诱发了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但更偏向于实质性绿色技术创新。推广政策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激发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同时,投资者的乐观情绪可以强化融资约束在推广政策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间的中介作用,而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只能加强推广政策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此外,推广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具有高研发投入的企业和地处高市场化环境下的企业中更显著。本文从投资者情绪和企业社会责任的调节视角,为中国新能源汽车推广政策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提供了新的文献和经验证据,也为政府精准施策及企业有效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提供借鉴。     

嵌入视角下企业数字化发展中的绿色创新:理论解释、困境与优化路径

推进企业绿色创新发展,对我国实现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而将绿色创新嵌入到企业的数字化发展当中,更是企业得以长足发展的保障。本文以企业绿色创新为研究重点,通过历史脉络研究其嵌入企业数字化发展的过程,挖掘其嵌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研究发现,绿色创新在企业数字化发展的过程经历了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嵌入过程,基于此,本文以影响嵌入过程的五个方面的因素为基础提出优化路径,以期优化企业数字化发展中的绿色创新嵌入,助推企业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绿色转型。     

海外分销渠道控制对出口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以我国制造业出口企业为例

本文以我国制造业出口企业为研究对象,就我国出口厂家在海外经营过程中对海外分销商的控制与出口绩效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作为单边控制的结果控制以及作为双边控制的灵活性对出口绩效有正向的影响,同时,研究也发现创新性的组织文化时结果控制与出口绩效的影响关系有负向的调节作用,对灵活性与出口绩效的影响关系有正向的调节作用.     

冗余资源对绿色创新模式选择的影响:环境规制的整合视角北大核心CSSCI

冗余资源为企业绿色创新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会产生消极作用,但鲜有研究同时聚焦于二者。本文分析了不同类型的冗余资源对绿色创新模式选择的双重影响机制,并从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规制两个层次,进一步论证了环境规制对于冗余资源和绿色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来自中国制造企业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发现:(1)已吸收冗余资源对于两种绿色创新都具有消极影响,而未吸收冗余资源对于企业绿色协同式创新具有积极作用,但对于绿色平衡式创新具有消极作用。(2)过于严苛的命令型环境规制会强化冗余资源与绿色创新的负相关关系;相反,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会逆转未吸收冗余资源对于绿色平衡式创新的负向影响。(3)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也会明显弱化已吸收冗余资源对于绿色协同式创新的负向影响,在高市场激励型规制下,虽然正向效应不明显,但是已经大大削弱了消极负面的影响。(4)两类环境规制在未吸收冗余资源和绿色协同式创新之间的正向关系中都具有强化的调节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