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报告质量的影响研究

在数字经济加速发展趋势下,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研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以2010—2020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报告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财务报告质量,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提高内部控制有效性来提升财务报告质量。在衰退期企业、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信息质量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杠杆操纵

以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企业杠杆操纵角度考察了数字化转型的经济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抑制企业杠杆操纵,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升内部控制质量两条路径抑制企业杠杆操纵;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抑制企业杠杆操纵的效应主要体现在非国有企业与账面杠杆率较高的企业、竞争较为激烈的行业以及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本文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经济效应的相关研究,也为抑制企业杠杆操纵提供了现实指导和政策启示。     

企业数字化转型、人力资本与内部薪酬差距

企业是推动数字技术发挥经济效应的重要微观主体,也是平衡资本和劳动分配关系的关键所在。基于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运用Python爬虫技术评估了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管与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扩大效应。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会通过提升员工人力资本水平缩小企业内部收入差距,也会通过提升管理层人力资本水平扩大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低议价能力企业与非技术密集型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更大。进一步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超额薪酬差距的原因在于员工薪酬涨幅小于管理层。因此,数字经济时代,为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政府应推动劳动力知识技能升级,优化劳动力结构,充分发挥人力资本在推动企业内部收入分配公平方面的作用,进而缩小企业内部收入差距。     

客户集中度对上市公司业绩预告的影响研究——基于内部控制质量的调节效应

以2007—2017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客户集中度、内部控制质量对上市公司业绩预告行为的影响,以及内部控制质量对客户集中度与公司业绩预告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客户集中度越高,公司业绩预告形式越具体、业绩预告准确度和精确度都有所提高;内部控制质量能够提升公司业绩预告的准确性,而内部控制质量对客户集中度提升业绩预告质量具有抑制作用;客户集中度和内部控制质量对公司业绩预告及时性均没有显著影响。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客户集中度的影响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中国发展数字经济中的重要一环，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实现融合发展，进而使中国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获得重要优势。采用2011—2021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对数字化转型和客户集中度的关系及其中的渠道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升，客户集中度会显著降低，在这一过程中，数字化转型会提高企业进行高质量信息披露的能力和动力，从而缓解过于集中的客户资源给企业带来的压力。此外，对于销售费用率和盈余管理程度较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分析师关注度较低的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来说，进行数字化转型能够更加显著地为企业吸引客源，减少客户集中度。同时，相对于数字经济发展还较为落后的省份，处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更有可能通过进行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对大客户的依赖程度。最后，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降低客户集中度后，可以进一步提高企业市场地位。     

浅谈企业内部审计质量控制

内部审计质量是企业内部审计的生命 ,其优劣直接影响审计形象、审计权威和审计监督职能的发挥 ,因此 ,企业内部审计质量控制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企业内部审计质量控制的内容主要包括审计环境控制、审计人员素质控制、审计方法控制、审计过程控制、审计制度控制五个方面。应高度重视审计制度的控制 ,通过实行项目主审负责制 ,健全风险分析、质量检查、过错追查制度等项措施 ,加强内审质量控制 ,提高审计水平。     

财务宽裕、高管团队异质性与企业数字化转型——来自长三角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是构建我国经济新发展格局的关键要素,数字化转型是微观经济主体助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以2016—2021年长三角区域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财务宽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并探究高管团队异质性在财务宽裕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财务宽裕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上述结论在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表明,高管教育水平异质性、海外背景异质性、职业背景异质性能够显著增强财务宽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而高管年龄异质性则具有抑制作用。在成熟期企业与大规模企业中,财务宽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从高管团队异质性角度分析财务宽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以期为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提供理论建议与实践参考,为企业合理配置高管团队成员、优化高管团队结构提供借鉴。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自愿性审计需求：抑制还是促进

数字化转型赋予了企业新的发展动能,这会对企业的自愿性审计需求产生何种影响?基于世界银行2012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自愿性审计需求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自愿性审计需求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企业自愿性审计需求越强。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孕育数字技术的潜在风险”以及“加剧人与技术的不信任程度”两类作用机制促进自愿性审计需求;这一促进效应还与企业人力资源水平密切相关,在高管经验更为充足、员工受教育程度更高的情况下,促进效应更为明显。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微观经济后果和自愿性审计需求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也为政府合理引导企业数字化转型、审计监管部门调整监管政策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内部控制对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基于股权集中度的调节效应

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体现了企业对环保责任的履行情况,提高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双碳”目标具有深远意义。以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2016—2020年的相关数据为调研样本,实证检验了内部控制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以及股权集中度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并进一步研究在不同产权性质下上述关系的差异。研究表明：内部控制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正相关,股权集中度能促进内部控制对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但上述结论仅在非国有企业中成立。为我国重污染上市公司完善股权结构、强化与环境责任相关的内部控制、提高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提供有益参考。     

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对财务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了2009年至2012年上交所、深交所食品饮料加工、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研究内部控制质量和财务绩效两者的关系,以期望加深企业对内部控制的认识,实现我国食品饮料加工、制造业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内部控制与财务绩效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内部控制能够提升企业财务绩效。这说明内部控制较好的公司比内部控制存在缺陷的公司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即内部控制越好,财务绩效越好。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我们总结出启示。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促进绿色创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基于2007—2020年上市企业的微观数据并匹配数字化关键词和绿色专利等数据,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创新效应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我国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且该影响在考虑各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效应随着专利类别、企业成长阶段、制度壁垒、融资约束、生存能力和技术需求等的不同而表现出一定差异。政府绿色补贴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创新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在考虑专利周期后结果依旧稳健。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成本、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及增加研发投入等方式,提升绿色创新水平。本文研究结论为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绿色创新能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较为明确的政策启示。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影响

着重研究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而且内部控制质量对不同利益相关者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水平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内部控制质量与股东责任、供应商、客户与消费者权益责任以及社会公益责任履行水平正相关,但是与员工责任和环境责任的影响不显著。此外,国有企业中内部控制质量对社会公益责任的影响最强,而非国有企业中内部控制质量对股东责任影响最大。研究有助于理解内部控制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内在关系,对于如何提高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具有启示意义。     

高管异质性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薪酬差距的中介效应

以2011—2015年A股上市公司财报数据和高管个人特征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高管团队成员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任期的异质性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揭示团队内部薪酬差距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成员在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上异质性水平的提高扩大了团队内部的薪酬差距并加剧了企业的过度投资,而任期异质性水平的提高则产生了相反的作用。影响高管团队过度投资行为的心理因素和能力因素的内部薪酬差距,在其中起到部分中介的效应,并且随着薪酬差距的扩大,企业过度投资的程度也愈加严重。为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建议构建合理的高管团队,制定合理的薪酬政策,建立健全投资决策、执行和监管机制。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未来发展的新动能,其是否能够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优化内部收入分配格局仍存在争议。为厘清二者之间的作用关系,需要在从理论上廓清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经济逻辑的基础上,利用2012—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从整体上提升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实现了“分好蛋糕”的目标;数字化转型通过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影响劳动收入份额,且对工资率的影响大于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从而产生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净效应;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增加值,实现“做大蛋糕”的目标;与劳动密集型企业相比,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更大;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相比,国有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程度有所下降,主要原因在于国有企业对社会责任的特殊承担。通过揭示数字化转型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内在机理,可以为二者之间作用关系的争议提供微观层面的实证依据,也为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如何兼顾效率与公平,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外部资源与企业转型:以高管团队异质性为调节变量的实证研究

外部资源的多样性、规模以及质量对企业转型有正向的作用,高管团队职业经历的异质性、教育背景异质性对上述关系有正向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在企业转型过程中,尤其是转型的初期,由于企业战略及资源利用、整合的管理机制尚未成熟、稳定,因此,高管团队本身作为一个替代性的作用机制将对企业转型成功与否产生显著影响,高管团队的异质性在此阶段应成为构建团队的一个重要考量。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学者们越来越重视数字化对企业价值链提升的作用。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价值链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小企业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加研发资金和研发人员的投入对价值链升级产生影响。该研究从价值链视角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效果提供了微观证据,研究结论对于数字化相关政策的制定以及我国制造业突破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国企混改”与企业现金流——基于内部控制的中介效应

以2008—2021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内部控制质量中介效应的视角,实证检验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现金持有量的影响作用及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允许非国有股东加入,使股权多元化,但多元化并未对公司治理产生显著影响。而随着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占比的提高,使得混改深化,对内控质量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进而改善公司治理结构,使得现金持有量显著增加,进一步分析发现,该效应在国有控股企业和非重污染企业中更为显著。从企业微观层面揭示了“国企混改”的作用机理,为我国坚持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启示。     

内部控制质量与盈余质量关系探讨

该文以2011年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内部控制质量与盈余质量之间的关系。基于GLM方差分析法和传统最小二乘法的检验表明,内部控制质量与盈余质量并不是单调线性关系,内部控制质量可以显著地提高应计项盈余质量,却也显著地抑制真实活动盈余质量。在用2SLS方法校正内生性问题后,主要结论依然得到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