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SO_2排放权制度探析——基于与美国比较视角

本文对SO2排放现状以及排放制度进行研究,明确SO2污染的严重性以及其环境保护制度的非完善性,进而将中国与美国的SO2排放权交易制度进行制度经济学分析,明确产权交易制度对于消除SO2负外部性的积极作用,并通过对中国与美国排放权交易制度进行比较分析得出中国实施SO2排放权制度的完善对策。     

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改进对征收环境税的调节作用——基于中国环境CGE模型

环境税和环境信息披露(EID)分别作为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手段已经得到了广泛研究和讨论,但是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单一环境规制的影响,较少关注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因此,本文基于2012年139部门投入产出表和污染物排放数据,构建了中国环境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来分析EID质量改进对环境税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从经济影响看,EID质量的提高能够大幅抵消征收环境税带来的负面经济影响。在不考虑EID的情景下,GDP下降0.19%;在考虑EID质量改进的情景下,GDP仅下降0.10%。(2)从减排效果看,该调节作用在减排方面则呈现较强的异质性。一方面,SO₂和NO_X的排放呈现减少态势(-0.02%和-0.01%);另一方面,COD和NH₃的排放却分别上涨0.01%和0.02%。(3)从影响程度看,EID质量的提高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远大于其对环境税减排效果的强化作用。此外,在行业层面,提高EID质量能够刺激能源消费由高排放的煤炭转变为低排放的能源产品。因此,在实施环境税政策的同时,要加强EID制度的建设,从而有效地降低减排...     

排污权交易系统中政府监管策略分析

有效监管是发挥排污权交易制度优越性的根本前提.本文通过构建管制者与排污企业之间的两阶段博弈模型,在分析排污权交易条件下企业行为特征的基础上,从监管力度、许可证分配、违规处罚结构三方面,对有效实现总量控制目标的最优监管对策进行均衡分析.基于博弈分析结论并针对其不足,利用社会科学计算实验方法,构建基于异质主体的排污权交易实验平台,从动态、有限理性的视角对复杂系统监管策略进行验证分析.结果表明:实现总量控制的最优机制设计是激励企业守法排放.这并不是单纯地设置更高的惩罚力度,而是需要追求监管水平与处罚力度的统一.整合了许可证价格的动态监管策略能够更加成本有效的确保环境质量目标达成.     

基于省际贸易视角的环境治理隐含成本研究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迅速,省际贸易快速增长,由此带来了隐含污染省际转移问题,形成了隐含成本,造成了省份发展不均衡和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基于此,本文构建环境投入产出模型、隐含成本结构合理性评估模型、结构分解分析模型,选取泛京津冀区域的2007年和2010年的区域间投入产出数据,以SO₂作为隐含污染物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发达省份（北京、天津、山东）是隐含SO₂的净输出省份,间接获得隐含SO₂的经济收益;欠发达省份（河北、山西、内蒙古）是隐含SO₂的净输入省份,承担隐含成本。发达省份隐含SO₂的结构明显优于欠发达省份。负值的技术效应和正值的规模效应是造成隐含SO₂改变的主要驱动效应,研究结论可作为改善省份的均衡发展、区域的可持续增长的决策参考。     

基于双重信息非对称的排污权交易机制与最优环境政策设计

论文构建减排成本与排污双重信息非对称的污染物总量控制排污权交易机制设计模型，讨论排污权交易机制及最优的环境政策设计。研究结论表明：当排污权二级市场交易价格与排污税之和小于等于排污企业谎报惩罚成本时，排污企业自愿守法排污时的机制设计结果是最优的；当排污权二级市场交易价格与排污税之和大于排污企业谎报惩罚成本时，政府迫使排污企业守法时的机制设计结果是最优的。为迫使排污企业守法排放，一方面政府可选择一个最优的违法排污惩罚力度与监管相结合，最优违法排污惩罚力度受惩罚成本、监管力度等因素影响；另一方面，政府可采取措施降低单位监管成本。本研究为双重信息不对称情形下，排污权交易机制及环境政策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     

人工智能如何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基于劳动力技能结构调整的视角

人工智能技术对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现有研究多聚焦于人工智能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本文从企业层面考察了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影响生产效率和劳动力技能结构。本文运用机器学习方法生成了人工智能词典,并对上市公司的年报和专利进行文本分析,进而构建了企业层面的人工智能指标。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显著提升了中国上市公司的生产率,并且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在影响机制方面,人工智能通过促使企业减少常规低技能劳动力需求、增加非常规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的方式提升企业的生产率,这体现了企业劳动力技能结构的调整。异质性分析表明,产权性质、人才获得方式、劳动力保障、治理结构等企业层面因素对人工智能的生产率效应有较大影响。此外,企业所处的行业和地区层面因素也影响了人工智能的生产率效应。最后,本文发现人工智能提高了企业价值。本文加深了对微观企业层面人工智能在生产过程中所扮演角色的认知和理解,并为在微观企业层面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提供了建议。     

基准-信用排污权交易模式下企业环境技术研发投资决策研究

环境政策的技术创新促进作用是评价一个环境政策优劣的重要标准,然而相关研究中关于排污权交易对生产工艺技术的影响很少涉及。本文结合中国实际,在基准-信用排污权交易模式下构建了企业环境技术研发投资决策模型。运用库恩-塔克定理对模型进行求解,研究排污收费与排污权交易并行条件下企业环境技术研发投资决策问题。     

国外企业培养和提升大学毕业生就业能力探究——从可雇佣性及可雇佣技能视角

近年来,高等教育、工作结构、大学毕业生劳动力市场、社会发展和经济状况都发生了巨变,大学毕业生面对的是一个难以预测、更快速变化和竞争更加激烈动荡的劳动力市场。本文阐述了国外权威机构和学者对可雇用性定义、可雇用技能内涵以及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或雇主视角的大学生应具备的可雇佣性、可雇佣技能和可转换技能。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究国外企业/雇主培养和提升大学毕业生的可雇用性和可雇用技能的有效途径。     

融资约束、企业雇佣与企业发展

使用2012年世界银行“中国投资环境调查”的企业数据,考察了融资约束、企业雇佣对企业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融资约束对企业雇佣的负面影响,最终会体现在企业销售增长和企业创新等反映企业发展的指标上。在低雇佣规模企业的子样本组中,融资约束对企业销售增长率、企业自主创新、企业协同创新这3类企业发展指标均表现出显著的负向效应。在高雇佣规模企业的子样本组中,融资约束对企业销售增长率表现出负向效应,但不显著;对企业自主创新和协同创新则表现出显著的负向效应。这说明,融资约束不仅会负面影响企业雇佣,也会通过影响企业雇佣作用于企业的发展。     

浅析我国排污权和排污权交易制度

排污权交易制度是一种非常有代表性的市场经济刺激手段以及市场经济政策,能够引导企业更好的认识到环境资源本身的价值,对于这一制度在我国的运用,尤其是这一制度里面的大气污染物排放交易,基础性的条件基本上都具备了,并且部分地方对这一制度还予以了积极的实践,且初见成效。     

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偏好的影响研究

环境规制效果受到规制工具种类选择和企业成本结构的影响。面对不同的环境规制工具，考虑成本最小化，企业存在是否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以及开展何种绿色技术创新的权衡。本文首先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价格型规制与数量型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路径与机制，进而采用嵌套Logit模型检验环境规制工具对绿色技术创新选择的影响作用。结果发现：(1)价格型规制工具更多地作用于污染末端治理，而数量型规制工具则倾向于从源头减少污染物产生；同时，环境规制工具的减排作用受到绿色技术进步程度的影响。(2)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工具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选择具有异质性效应。价格型规制工具往往通过治污技术引进降低污染排放，而数量型规制与命令型规制则更有利于通过绿色生产技术创新减少污染排放。(3)价格型环境规制的区域差异最为明显，命令型规制工具仅存在影响程度上的区域异质性，并没有影响偏向的异质性。各种影响因素的区域异质性与规制工具异质性，归根结底取决于企业在污染治理成本与收益之间的权衡。     

从现有排污权交易工作看福建省“十三五”排污权交易市场建设

该文着重从开展范围、交易情况、交易价格体系、平台建设、交易形式、指标有效期、总量调控几个方面分析研究福建省排污权交易的情况,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完善立法,提高立法层级;建立合理的指标分配体系,保证初始分配的公平性;依托强大的技术支撑和完善的监测体系,合理核算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加强市场监管,强化政府监督,健全环境监管机制;完善公众参与制度;在"十三五"期间将挥发性有机物(VOCs)和工业烟粉尘纳入排污权交易。     

碳排放交易对实现我国“十二五”减排目标的成本节约效应研究

本文针对实现我国"十二五"期间减排目标的现实背景,构建了一个省际排放权交易模型,重点探讨了在实现各省减排目标的过程中,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发挥的成本节约效应。研究设置了无碳交易市场(NETS)、仅包含北京等六个碳交易试点省市的碳交易市场(PETS)和全国范围内实施碳排放权交易(CETS)三种政策情景。通过模型分析得到以下结论:(1)为实现"十二五"碳强度减排目标,扣除自然下降率,全国二氧化碳排放需要减少约6.39亿吨,占当年总碳排放的6.65%;无碳排放交易时全国需要付出约157.62亿元的减排成本,占当年GDP的0.04%;六省市参与碳交易情景下,全国总的减排成本约为150.66亿元,节约减排成本4.42%,碳交易量为0.22亿吨CO₂,占总减排量的3.39%,均衡碳价约为70.55元/吨CO₂;全国碳市场情景下,全国总的减排成本约为120.68亿元,相比于无碳排放交易情景节约减排成本23.44%,碳交易量为1.21亿吨CO₂,占总减排量的18.98%,均衡碳价约为38.17元/吨CO₂;(2)碳交易市场对参与交易的省份的成本节约效应各不相同,总的来看,东、西部地区成本节约较为明显,部分西部地区能够在完成自身减排目标前提下,通过加入碳交易市场而获取正的收益。     

工会改善了企业雇佣期限结构吗?——来自全国民营企业抽样调查的经验证据

企业的雇佣期限结构(长期雇佣、短期雇佣和临时雇佣的各自占比),直接关系到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稳定性,在这其中,工会究竟扮演着什么角色?本文利用最新一轮(2012年)全国民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进行考察,结果表明:工会可以显著改善企业雇佣期限结构,即增加企业长期雇佣占比,减少短期雇佣和临时雇佣占比。并且发现,工会主要通过两条途径发挥作用:一是通过集体发声直接影响企业雇佣,二是通过与基层党组织的协同引发党政关注迂回影响企业雇佣。在我国劳动力市场进入转型的关键时期,长期雇佣及其带来的就业稳定性是建设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内容,本文研究表明工会在这方面的确发挥了积极作用。     

湖北省推行排污权交易的经验与成果初探

2008年10月,湖北省政府审议通过《湖北省主要污染物排污权交易试行办法》,规定将化学需氧量(COD)、二氧化硫(SO2)两大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权进行公开买卖。从2009年3月8日正式启动至今,湖北省已经顺利地完成了三次主要污染物排污权交易,"摸着石头过河",在克服困难的同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果,使得排污权交易试点工作在全省稳步推进,也为全国其他地区提供了有益借鉴。     

企业理论的综合与创新--读张仁德教授的《企业理论》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仁德、王昭凤主编的<企业理论>(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03年8月)对已有主要企业理论文献进行了全面梳理,对不同学派、不同观点进行了有机整合,从分工与交易等基本理论出发,阐明了企业产生的动因及其性质,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剖析了企业的各项制度安排如产权制度、契约制度、雇佣制度、融资制度等等,考察了企业制度变迁的进程与规律,探讨了企业组织及其结构的发展变化.     

排污权的资产类型确认及交易现状分析

排污权作为一种稀缺环境资源,越来越受到企业的重视。本文对排污权的资产类型进行了分解及确认。同时,本文通过对重庆市近几年的排污权交易数据进行分析,使我们初步了解了我国排污权交易市场的现状,为今后排污权制度的健全提供相关参考。     

环境规制，企业演化与城市制造业生产率

本文从企业演化的视角,以“十一五”期间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作为准自然实验,结合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2年~2008年的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环境规制与城市制造业经济效率的因果关系.并进一步使用动态Olley-Pakes方法对城市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结构进行分解,剖析了环境规制的具体作用渠道.实证结果表明:相比于低减排指标城市,在排放总量控制计划实施后,高减排指标城市的制造业TFP平均提高8.8%.环境规制政策主要通过提升存活企业TFP和阻止低TFP企业进入的途径提升了生产率,但短期内也导致高TFP企业退出比例的上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本研究对促进地方政府厘清环境规制和城市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有效落实环境保护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环境规制,企业演化与城市制造业生产率北大核心CSCDCSSCI

本文从企业演化的视角,以“十一五”期间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作为准自然实验,结合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2年〜2008年的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环境规制与城市制造业经济效率的因果关系.并进一步使用动态Olley-Pakes方法对城市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结构进行分解,剖析了环境规制的具体作用渠道.实证结果表明:相比于低减排指标城市,在排放总量控制计划实施后,高减排指标城市的制造业TFP平均提高8.8%.环境规制政策主要通过提升存活企业TFP和阻止低TFP企业进入的途径提升了生产率,但短期内也导致高TFP企业退出比例的上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本研究对促进地方政府厘清环境规制和城市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有效落实环境保护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企业雇佣结构、中间投入与出口产品质量变动之谜

近年来,尽管中国企业雇佣大学生的比例在增长,但出口产品质量却没有发生显著提升,形成了所谓的出口产品"质量变动之谜"。本文将企业异质"雇佣结构"引入质量异质性理论框架,探讨劳动投入与出口产品质量之间的关系,并试图结合企业劳动技能投入和中间品投入质量的互补性对"质量变动之谜"进行解释。利用经济普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匹配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1)企业雇佣结构升级对出口产品质量起到正向促进作用;(2)雇佣结构与企业中间品投入质量具有互补性,中间品质量越高,雇佣结构对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越强;(3)现实所观察到的出口产品"质量变动之谜"部分源于进口中间品占比的大量下降所导致的中间品投入质量的下降,雇佣结构升级对质量的提升作用受到了中间品质量下降的拖累,未能充分发挥出其应有的质量升级效应。总之,在"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的攻坚期,虽然高学历劳动力供给的增长有助于中国产品质量的提升,但这一过程亟须匹配相应高质量的中间产品投入。因此,进一步推进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提升国内中间品供给能力是破解质量升级难题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