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烧圆明园时间小考

在传统教材中,火烧圆明园一般被描述成被烧了一次,即1860年10月18日那次。笔者认为火烧圆明园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在10月6日开始,第二阶段是10月18日开始。     

国无宁日艺有大家

正辛亥革命爆发在1911年,但此前的数十年间,中国早已是万事纷乱、人人自危。1840年,鸦片战争,外强开始了一步步对中国的侵蚀;1851年,洪秀全揭竿而起,建立"太平天国",内战频仍;1856年,英国借故挑起所谓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联合多国逼迫中国进一步陷入困境;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1885年,中法战争以中方落败而告终,中国与西方列强的不平等格局再度加深;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中国战败;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中国真     

再论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圆明园被焚毁之因--基于宏观视角的考察

1860年10月，以圆明园为代表的“三山五园”系统遭到毁灭性破坏。但学界对于圆明园被焚毁的原因存在激烈争论，并没有形成一致性意见。近年来，“迫使清帝尽快投降说”逐渐占据上风。然该说亦含有较大的问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通过对火烧圆明园事件进行宏观性分析，笔者发现其背后隐含了以往被忽略的诸多信息。英法联军物资补给系统存在隐患、1860年10月初京津一带气温的骤降、联军既定战略的演变以及联军内部围绕人质事件惩戒策略产生的矛盾等诸多因素，都对圆明园的焚毁产生了推动作用。而从整体上看，额尔金的个人境况以及人质事件的发生，是导致圆明园遭受焚毁的直接原因；英、法两国国家利益的不同以及联军内部蕴含的问题和矛盾，是导致圆明园遭受焚毁的根本原因。     

流失文物难“回家”

正日前,疑似圆明园被劫掠珍贵青铜器文物"虎蓥",在英国肯特郡坎特伯雷拍卖行以41万英镑(约合366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拍出,远远高出其最初20万英镑的最高估价。这一举动引起了国内文物界、收藏界的极大不满。此前,国家文物局和中国拍卖行业协会都已发表声明,谴责并号召全球收藏家抵制这一拍卖,但拍卖行拒绝撤拍。     

龚孝拱引导英军焚掠圆明园考论

大约在民国初年,社会上开始流传龚自珍之子龚孝拱引导英军劫掠并焚掠圆明园的传言。对此,虽然当时即有学者表示怀疑,但经若干笔记、野史的传播,特别是一些小说的文学渲染,传言似乎已成铁定事实。笔者对各种相关史料分析后认为上述说法不足为信。     

王玄策第二次奉使印度考辨

唐王玄策三度出使天竺(印度),在发展中印友好关系,促进文化交流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其第二次奉使,遭到中天竺阿罗那顺的劫掠,后借兵吐蕃(今西藏)、泥婆罗(今尼泊尔),惩罚劫掠者,夺回天竺各国聘礼。不少西方论者为历史现象所迷惑,对中国颇有责难。有人说:“这次事件的发生是由于吐蕃封建主和中国封建主企图干涉印度各国的内     

国宝流失之痛

今年10月,有消息称,继2009年圆明园两兽首在巴黎拍卖引发公众关注后,又有两件圆明园文物将在英国被拍卖。消息称,11月8日,英国邦瀚斯拍卖行(Bonhams)计划拍卖两件珍贵的圆明园流失文物,分别是"清嘉庆白玉镂雕凤纹长宜子孙牌"和"清乾隆青玉雕仿古兽面纹提梁卣"。消息一出,引起一片哗然。然而,11月3日,英国邦瀚斯拍卖行发表声明称,为避免加剧中国民众的不满情绪,两件圆明园流失文物的持有者决定收回藏品,不参与拍卖。这是自2010年圆明园在罹难150周     

宋代女性行旅风险问题探析——以女性行旅遇劫为中心

宋代社会流动性大,女性是行旅活动中不容忽视的社会群体。宋代女性在行旅中会面临种种风险,遭遇劫掠即是其中十分突出的问题。在宋代,无论战乱年代抑或承平时期,几乎各个阶层的女性都有可能在行旅中遭遇劫掠风险,社会动荡之际,女性遭遇劫掠风险的机率往往更高。宋代女性旅者遇劫之地亦广泛分散,几乎涉及宋代所有地区。不仅盗贼、流寇、外敌等威胁女性旅者安全,书生、里胥、商人、舟师、卜者、僧人、宋军军卒、民兵乃至旅者亲属等,都有可能劫掠女性。就其劫掠目的而言,则多为劫色,或劫色又劫财者;也有劫持女性旅者欲杀人祭鬼者;还有劫持女性丈夫任官诰敕,冒名顶替任官者,在这一过程中,女性家眷又成为歹徒劫持侵害的对象。宋代女性行旅中遭遇的劫掠风险,不仅危害女性旅者个人生命财产安全,也可能损害地方社会乃至国家利益。除女性旅者个人外,家庭、社会与官府在应对女性旅者遇劫问题中的作用值得重视,但宋代仍未形成较为安全有序的行旅环境。     

世无英雄：张作霖真相

标准的投机分子 孙中山的儿子,与张学良并称“民国四大公子”之一的孙科在《八十略述》中说：“从前听说张作霖是土匪出身,以为他粗鲁剽悍,及见面之后,方知他长得非常清秀,个子不高,不像土匪一类的人物。”足见,“土匪”之说,早在民国年间即已流传甚广。但事实上,张作霖从没当过土匪,倒是加入过正规军。张学良晚年在自述中说,张作霖为父报仇误杀他人后,曾在宋庆的毅军短暂栖身。     

阵痛中的圆明园情结

正近日,中国商人黄怒波花千万回购7根圆明园石柱一事被炒得沸沸扬扬,各方众说纷纭。圆明园流失文物再次戳到了人们的痛处,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争论的焦点。"国宝该回家了",这便是自称为"诗人"的黄怒波回购国宝的所有理由。两年前的一次偶然机会,黄怒波了解到挪威卑尔根科德博物馆收藏了圆明园的流失石柱。他当即向该馆阐述了圆明园对于中国人的特殊意义,并由此开始了推动"国宝回家"的努力。     

近代山东民团研究(1911—1930)

本文重点论述近代以来,尤其是在1911—1930年间,山东民团兴起的社会背景、组织状况以及其存在的积极作用和弊端及其影响。从而认为,近代山东民团作为一种民众自卫武装力量。一方面在维护基层社会稳定和防御土匪侵扰等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环境的恶化,由于自身存在的缺陷,民团也在一定程度上自觉不自觉地走向土匪化,而民团的土匪化则是近代以来山东土匪世界形成的一个重要来源。     

圆明园为中国奸民焚掠说辨析

关于圆明园惨遭焚毁的原因,史学界历来都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的"中国奸民焚掠说",不但有些外国侵略者持此观点,一些清代的学者文人也有这一方面的记载,但并未得到历史学者认同.然而近年,不断有人撰文,特别是网上的许多文章,多将圆明园的焚毁完全归咎于中国的奸民.经过爬梳相关史料,认为需要明确:所谓圆明园为中国奸民焚掠的说法是错误的,必须厘清事实,修正错误,以正视听.     

从鸿门宴到十八诸侯分封——论项羽的失败

从鸿门宴上放走刘邦，到入咸阳烧杀劫掠，再到分封十八诸侯，项羽的种种作为，主要是他把推翻秦王朝当作自己的主要甚至唯一使命，没有刘邦一统天下的远大志向，满足于作为楚国贵族的复仇和复兴，以致在政策和策略上屡屡失当，一次次失去机会，最终败于刘邦。     

东北匪事

正东北出三宝:人参、鹿茸、乌拉草。但在过去东北的另一"特产"也举世闻名:土匪。在广袤的黑土地上,这些土匪占山为王,打家劫舍,有句歌谣形容土匪的生活:当响马,快乐多,骑着大马把酒喝,搂着女人吃饽饽。东北土匪泛滥于清政府内忧外患之时,当年京剧《沙家浜》里有句唱词: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用来概括东北土匪的崛起倒是十分准确。     

中国十四行诗的历史回顾(下)

<正> 中国早期第一位多产的十四行诗人——朱湘毫无疑问,新月《诗刊》的同仁们在十四行诗的鼓吹上,是做了很大的努力。但他们对于十四行诗的创作,却大都采取着“浅尝辄止”的态度,没有留下太多的作品。在中国十四行诗创作的第一次热潮中,真正用了很大力气,做了多方的试验来进行     

黄埔军校对中共建军的历史作用

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创办的军事政治学校、它不仅对中国革命产生巨大的影响,也对中共建军起到重要的历史作用;它为中共培育了一批卓越的军事人才;中共在参与黄埔建军实践中积累了日后创建人民军队的宝贵经验;它所锻就的以爱国主义和牺牲奉献为核心内容的黄埔精神,是中共人民军队的思想武器之一.     

人们如何卷入公共参与事件——基于广州市恩宁路改造中公民行动的分析

本文旨在探讨是什么使得公民卷入现实的公共参与网络,影响这种公共参与的行动力、持续性和影响力的因素是什么。基于对广州市恩宁路改造中公民参与的研究,本文发现,虚拟社区虽然拓展了人们的现实联系,因其动员的广泛性而推动了公共参与的兴起,但能否转化为现实中有影响力的持续公共参与行动还与线下的联络和动员机制及其特性密切相关：基于人际网络的联络和动员推动了公共参与行动的行动力及其持续性,开放的城市空间则为这种现实的参与行动拓展了影响力。本文对不同联络和动员机制的区分,有助于从“历时性”和“差异化参与”的角度解释公民参与在转型期中国的发展。     

中国公民参与的非政府组织途径分析

本文从公民权力的角度来界定公民参与。非政府组织作为公民自组织形式,是公民权力的重要实现途径。文章分析了中国非政府组织在三种公民参与模式中的作用和特性。其中,结构性参与的赋权意义最强,但尚处于自组织性薄弱的个体参与阶段;最常见的决策性参与中,倡导性非政府组织虽然在某些领域获得成功,但仍未形成普遍的制度性参与途径;参与式治理模式则在农村、城市社区、弱势群体自治和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等方面,形成公民权力新的生长点。文章最后指出,中国非政府组织参与的首要障碍是中国传统的取舍性权力结构。促进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首先必须建设共享性权力结构,其基础是政府的公共性。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中国居民的政治参与 基于世代差异的分析视角

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WVS2018）的中国数据，本文从世代差异的分析视角考察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中国居民政治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当前中国居民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得分并不高，但呈现明显的世代差异，成长于改革开放之后的世代显著更高，并随着世代后移呈现递增趋势；第二，政治参与的世代效应在不同维度上有所差异，成长于改革开放之后的世代在制度外政治参与、网络政治参与上呈现世代递增趋势，在基层选举参与上则相反；第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基层选举参与的影响不显著，但对制度外政治参与、网络政治参与有促进作用，并且，对制度外政治参与的影响随着世代后移呈现递增趋势。研究证实，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公众价值观的变迁，可以作为解释当代中国居民制度外政治参与和网络政治参与的文化变量之一，同时指出在价值观、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引导上需要更加关注年轻世代。     

城市基层政治参与对政治效能感的影响 一项以上海社区为例的实证研究(英文)

在建设基层民主的过程中,政治效能感是反映政治体系民主和健康程度的重要指标。研究表明,特定的政治参与行为对个人政治效能感有正向或负向影响,但目前探讨中国城市基层政治参及其政治效能感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综合现有理论文献,将政治效能感分为内部效能感和外部效能感进行分析,并根据政治参与影响效能感的两种不同机制,将政治参与分为教育型和诱导型两类,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数据分析。本研究以上海社区的抽样数据为样本,分别建立“教育型参与-内部效能感”和“诱导型参与-外部效能感”两个回归模型。前者分析“抗争”和“竞选业主委员会成员”两项教育型政治参与行为对内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后者分析“参与居委会选举投票”和“参与业委会选举投票”两项诱导型政治参与行为对外部效能感的影响,两个模型均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但作为教育型政治参与的“抗争”,因其在大部分情况下会以失败告终,故可能对政治效能感起不到一般教育型参与的促进作用。同时,通过数据分析,本文也发现“参与居委会选举投票”和“参与业委会选举投票”的差异：虽然根据已有研究两种“投票”均应归入诱导型政治参与,但是参考中国城市社区的现实情况,业委会选举机制的不成熟以及行政手段的介入,都有损于业委会选举的“政治诱导性”,故可能对外部效能感产生负面作用。本文根据上述问题和本研究的不足提出了进一步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