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信局的取缔与邮政的近代化

新式邮政出现后,由于民营通信机构的存在妨碍了邮权的统一,邮政官局采取了多种措施控制、排挤和取缔民信局。在这一过程中,邮政官局吸取民信局的长处,针对民信局的弱点,在资费调整、业务兴革、提高工作效率等方面均有所改进,推动了邮政的近代化进程。     

江苏民信局兴衰述评

由于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差异,肇始于清乾隆年间的江苏民信局有着独特的地域性。经过清末短暂的兴盛后,江苏民信局开始走向衰亡。以1896年大清邮政建立为标志,官办邮政与民间信局的博弈由此开始,江苏邮政当局先后对民信局采取了诸多严厉的措施,如强行挂号、征收过磅费,以致最后直接取缔。作为反击,江苏民信业则采取了上书、请愿、罢市等方式,然而效果却不甚明显,江苏民信局最终难逃罢废厄运。另外,军事、战争因素以及民信局之间的恶意竞争亦是江苏民信局衰亡的重要原因。一言以蔽之,民信局难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罢废在所难免。     

论近代上海民信局的兴衰

上海民信局产生后,逐步实现了上海境内由点到面的覆盖.五口通商后,上海商业渐趋繁荣,各地民信局争相在此设立总局或总办事处,上海遂成为全国民信局的总枢纽.上海民信局在基本业务和经营方式上与其他地区民信局并无二致,但具有鲜明的个性,如民信局数量居全国之冠,办理发行任务,业务范围拓展到了国外等;后国民信局自身的缺陷,以及邮政当局的排挤和压制,民信局逐渐走向衰亡.虽然以上海为首的全国民信局采取了请愿、行政诉讼等方式进行抵抗,但都以失败告终,上海民信局终究难逃罢废厄运.然而,民信局的热情服务理念以及民信局抱团、联合解决问题的方式在现在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民信局与侨批局关系考辨

作为晚清和近现代中国两种重要的民间服务组织,民信局和侨批局对促进信息沟通和亲情的交流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关于两者之间的关系,一直含混不清。本文在对两者的差异性进行辨析的基础上,对两者进行了区分。     

论近代宁波民信局的兴衰

宁波民信局产生时间较早,其业务在五口通商之前就已延伸至内地,五口通商后迅速覆盖全国。宁波民信局的经营模式相比其他信局更加完善,其经营范围之广、信局数目之多也异于其他信局。随后,宁波信局因自身的缺陷及邮政的压制而逐渐衰落,虽然采取了联合请愿、走私等方式进行抵抗以求生存,但均以失败告终。宁波民信局虽于1935年被罢废,但其服务理念及为求存而采取的联合请愿等方式于今仍有启示意义。     

竞争与垄断:近代中国邮政业研究——以福建批信局与国营邮局关系为例(1928—1949)

近代邮政体系建立之前,中国存在官方邮驿和民间邮政两套服务体系。前者18世纪末逐渐衰落,后者则在18世纪中叶快速发展,势力遍布大江南北。中国近代邮政垄断地位的确立与国家支持分不开,以福建批信局为例,国营邮局以管理者和经营者的双重身份,采取各种法律和行政手段,提高邮资、颁布执照并严格管理,限制分号设立和信件自带,严厉打击走私,逐渐掌控批信局及其业务,最终确立了国营邮局在侨批寄递市场的垄断地位,具有浓厚的行政垄断特征。     

交通部与民初的邮权统一政策述评

有关交通部的民初邮权统一政策这一课题,目前学界尚乏专文探究.交通部统一民初邮权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邮驿之争--驿站的裁撤问题,仅仅两年多的时间就告成功;二是官民之争--民信局的衰落,交通部借助政府资源和行政力量排挤民信局,竞争取得了胜利;三是华洋之争--官邮与"客邮",取得了进步,但不彻底.总体而论,自民国初年交通部管理邮政以来,对传统的信息交换系统如驿站、民信局进行裁撤,对客邮予以打击,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中华邮权的统一,极大地推动了民初我国邮政的现代化.     

自然垄断与行政垄断之间关系的辨析

自然垄断的最新理论提出了成本劣加性的概念。行政垄断是指行政主体运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的行政行为,包括合法与非法两种行为。在自然垄断不可维持的情况下,为了避免或改变自然垄断行业低效率的竞争,导致了实行行政垄断的必要。     

苏区实行邮政检查的原因探微（1927—1937）

在艰苦卓绝的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地方政府、政治保卫局实行了邮政检查制度,对各类邮件、包裹进行了必要的邮政检查。主要原因有四方面：一是为了获得有价值的政治、军事情报,为保卫根据地作好必要的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准备;二是为了搜集地方情报,肃清根据地内潜伏的各种反动分子;三是为了加强对白区的政治宣传,扩大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苏维埃根据地的政治影响;四是为了反制敌人的邮政检查。     

闽语的形成及其与福建民系族群的关系

闽语的形成与汉人入闽的来源和时代是同步的,闽语内部的复杂性是福建复杂的民系族群形成的外在表现;作为民系族群文化的载体,闽方言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辛亥广州起义与清末政情

中外各方如何认识和因应革命,是辛亥革命研究值得拓展与深化的重要问题。辛亥广州起义尽管未能实现起义目标,却在清政府、广东当局及地方社会、中外舆论多个层面引起系列反应,不仅为清政府、广东当局的政治改革"造因",而且冲击了广东新出台的税收与金融措施。尤为关键的是,中外舆论逐渐对"文明的革命"给予肯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对清政府的失望,这为武昌起义后的新局面奠定了舆论基调。     

晚清（1840—1911）关中水灾研究

文章通过全面调查历史文献,针对现有研究未能给予关中水灾以充分重视的缺憾,采用统计分析法对晚清关中地区水灾展开研究。研究发现,晚清时期关中水灾频仍,呈周期性分布,且有不断加剧之势;水灾区域分布很不平衡,渭南地区最甚;然1852—1876水灾平缓年间,水灾旱灾交替出现,其交替期最初为十年左右,后转变为两年左右。究其原因,19世纪以来的西北地区气温进入寒冷时期是水灾出现的自然原因,而政治格局的动荡使水灾呈现更为持久和深远的影响。     

赫德与晚清印花税

印花税是晚清仿行西方税制的第一个税种。清政府基于敛财筹款的需要 ,先后进行了印花税的两次试行。总税务司赫德出于本国利益 ,积极参与了印花税的筹议到试行的全过程 ,他所参与制定的印花税章程 ,当时虽未能实施 ,但为中国后来的印花税法提供了范本。     

清末新政时期的“重农”思潮评述

清末新政时期,“重农”思潮盛行于朝野。但它不是传统“农本商末”思想的复归,而是要求在中国发展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农业。这对中国传统农业变革有积极影响,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具有开风气的作用。     

再论清代东北的旗、民管理体制

清代东北管理体制是东北史研究的焦点之一.在半个多世纪的探讨中,产生了旗、民分治、合治,以及军府建置等众多观点.表面上看起来莫衷一是,实际上,并不存在200多年不变的制度.笔者认为,清代东北三将军辖区的管理体制各不相同,并不能一言以蔽之.简单地说,黑龙江将军辖区,以军府体制从始至终;在吉林将军辖区,雍正及乾隆初年,旗、民分治的体制乍现即逝,亦演变为军府体制;盛京将军辖区以旗、民分治为管理的根本原则.但即使是在盛京地区,也不排除旗、民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扩大.     

清末地方自治与民权保障

中国古代社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地方自治,在从传统到现代社会的转型变迁中,地方自治作为一种推行宪政建设的基础性工作而被纳入国人的视野。在清末立宪过程中,以省谘议局和地方各级议事会等机构的建设为标志,普通民众开始真正参与政治生活,文本意义上的民权开始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得到保障,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重要的起点。     

晚清广州邮政电报肇兴刍论

晚清广州邮政三足鼎立,传统民信局?各国开设的“客邮”和大清邮政并存,但邮政管理统一是发展的必然趋势?肇兴于中外交涉频繁?战火连绵的晚清广州电报业,极大地提高了通信效率,得到了迅速发展?近代邮政在广州商民生活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使用,伴随电报的开设而兴办的电报学堂是广州早期现代化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梳理广州近代邮政电报的开设情况及其特点,有利于较为全面地了解近代邮政电报的兴办对晚清广州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国防以及社会生活的影响?     

晚清满汉关系与新伊分治

文章从晚清满汉关系的大背景着手,认为新疆建省时期,正值满汉博弈的关键时期,新(新疆)、伊(伊犁、塔城地区)分治局面的形成,是满汉官僚调和矛盾、互相妥协的产物;新、伊分治造成了巡抚、将军的并立局面,两大不容,权力掣肘,事实上削弱了新疆的防务体系和行政的统一性,是新省体制中的不和谐音符。     

梁庆桂与晚清广东维新运动

国内学术界对晚清广东维新运动的领头人物梁庆桂的研究几为空白。本文从梁庆桂领导粤汉铁路收回自办、积极推动教育改革、发起和组织地方自治研究社、开创北美洲华侨教育事业等方面勾勒梁庆桂的思想与活动 ,并作出初步分析与评述。由此亦可窥见广东维新派在戊戌运动后的某些发展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