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绍兴师爷"·越文化

当年陈源技穷,以"绍兴师爷"对鲁迅作人身攻击.上世纪80年代后,多有学者论及此事,然持论与陈源相似,鲁迅研究由此呈现了一个怪圈跨越了两个世纪,关于鲁迅与绍兴师爷之话题,我们最终还是回到了陈源那里.文章认为,鲁迅与绍兴师爷有着质的不同,不能混淆.但在思维方式、文字表达,乃至某些性格表征上,又确有相似之处,其原因并非是鲁迅"继承"了绍兴师爷的传统,而是因为他们都植根于同一地域文化的土壤之中,越文化的某些"基因",决定了二者之间有某些共通的文化表征.     

一个特殊的幕僚群体——绍兴师爷论

绍兴师爷是一个分布广大、规模庞大、影响巨大的幕僚群体；绍兴师爷既是中国幕僚制度演变发展的结果,更是特殊的地域环境、特殊的人文基因和特殊的社会背景综合作用的结果；绍兴师爷发展经历了蓄势待发、顺势而生、因势而衰的漫长过程；绍兴师爷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遗产,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有益启示.     

绍兴成为中国"黄酒之乡"原因探析

绍兴成为中国"黄酒之乡"的原因有三(一)河姆渡的水稻大面积种植,为绍兴酿酒业的崛起提供了充足的原料,绍兴的酿酒史开端于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绍兴黄酒与河姆渡米酒是一脉相承的;(二)富含多种矿物质的鉴湖水和精湛的酿酒工艺为绍兴黄酒成为极品提供了条件和保障;(三)历代文人雅士的吟唱,使黄酒与文化结合;绍兴师爷和明清商人的南来北往,使绍兴黄酒名扬天下.     

绍兴师爷散论——从《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的师爷人物个案说起

绍兴师爷作为职业化的幕友群体在中国历史上有过较大的影响,但是留下来的文献资料却极为有限。本文试图通过对《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中的人物列传的梳理,对绍兴师爷游幕地域以及当时社会对绍兴师爷的评价标准做一些初步的分析和阐述,以进一步认识这一带有某种神秘色彩的地域性职业群体。     

试论绍兴师爷与商人、绅士、官吏之关系

绍兴师爷究竞渊源于何时,史载阙如,也难以推断。然而,迟至明代,绍兴师爷确已相当活跃,且闻名于世了。当时京中胥办“自九卿至闲曹细局,无非越人”。嘉靖年间的徐渭就是典型的绍兴师爷。“总督胡宗宪招致幕府,掌书记”。及明清,随着中国官僚体制的日趋完善与强化,其势力继续膨胀,“户部十三司胥算皆绍兴人”。雍正、乾隆以后,绍兴师爷更演进成为地域性、专业性极强的幕僚群体,所谓“无绍不成衙”正是这一现象的折射。它与有清一代相始终,与商人、绅士、官吏等社会群体共联姻,共同操纵了清朝封建     

真假龚未斋之辨——绍兴师爷之个案研究

<雪鸿轩尺牍>是绍兴师爷龚未斋的尺牍集,目前出版的<雪鸿轩尺牍>收有书信186篇,然仔细阅读,我们发现这186篇书信非龚未斋独作,其间混有同为幕宾的缪莲仙的作品,而世人将缪莲仙的游幕经历及人品幕德与龚未斋混为一谈,这对龚未斋乃至"绍兴师爷"的研究造成了一定的混乱,应予以澄清.而出版界也应该还龚未斋一个本来面目.     

浅说绍兴方言的修辞特点

本文总结了绍兴方言常用的七种修辞手法，为探讨此种方言的特殊表述风格提供了某些规律性的解释；文末还从绍兴历史特有的多次衣冠南渡和明清两朝的“绍兴师爷”现象以及地方戏曲文化等视角探讨了绍兴方言独特表述风格的成因。     

绍兴旅游形象定位研究

旅游形象是旅游地对旅游者具有经久不衰的吸引力的源泉,对旅游地的持续发展意义重大。此文指出旅游的形象时代已经到来,旅游发展已经进入以形象为导向的第四阶段。深入分析了绍兴的历史文化、宗教文化、师爷文化和酱缸文化,得出绍兴旅游形象定位的文化底蕴,并以此为基础阐述绍兴旅游形象定位的原则及方法,提出了以绍兴文化为基础的旅游形象的定位。     

绍兴师爷的人格与智慧

绍兴师爷作为一个职业群体,在人格上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以求道者自任、保持独立性的特点相比,他们有独立意识,但没有求道的动机。他们在工作关系中虽表现出对于幕主的依附性,彼此之间也充分利用亲缘与乡缘关系,但其出发点却是为自我谋利益。与此相关,他们的智慧发展也表现出单一性,主要为了职业所需,一方面是对管理体制及世态人情中的利害有过人的透视能力,另一方面是善为因循守矩,谨守成例、使复杂问题简单化程序化。绍兴师爷的这些特点虽与佐幕之职业有关,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源于绍兴的地域文化。     

鲁迅"师爷气"的魏晋探源

鲁迅的文章思深力遒、酣畅淋漓、纵横千古、形式活泼,而其好立异说与"善骂"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以"尖锐锋利之目光"和"精密深刻的头脑"著称的"师爷气".鲁迅在魏晋士人特别是嵇康身上汲取文化素养,这一主动性选择激活了其与生俱来的地域文化基因中的"师爷气",最终形成以冷峻、缜密、犀利、深遂著称的文风.鲁迅"师爷气"的形成是其与当时黑暗现实抗争的外在表现,更是其内心世界中对独立精神追求的体现.     

“黄花”=“yellow flowers”?——从一例中诗英译看将互文性理论引入翻译研究的必要性

互文性理论是西方后结构主义文本理论中的一种。该理论认为所有的意指系统都是对先前的意指系统的转换 ,文学作品总是与其他作品乃至整个语言文化体系相互关联、交织 ,对任何文学文本的释义总是建立在正确认识其互文关系的基础之上。本文拟从一例中诗英译来具体分析译者在识别与传译原文中的互文关系时的一些得失 ,以进一步论证将互文性理论引入翻译研究的必要性。     

此"龙"非彼"龙"

语言是文化的一面镜子,又是文化的载体。翻译作为一种文化交流活动,不仅仅是两种语言之间意义的转换,更是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与融合。明确事物之间的异同,则是走向沟通和融合的关键。中国的“龙”与西方人眼中的“龙”蕴藏着不同的文化底蕴。让西方人更好地了解中国特色文化词语所蕴涵的丰富文化内涵,可起到缩减中西方文化差异,避免文化冲突的作用,使中西文化最终达到真正的融合。     

从韦伯现代性的“合理性”到“非合理性”

“合理性”在现代语境中是一个含义复杂的概念，它可以被理解为“合乎理性”，也可以被理解为“合情合掣’。在韦伯的“合理性”论述中，既有对现代性的充分认同，也有对现代性发展的危机意识，即人们对理性单向度的过分强调，而这种对理性单向度的强调会使理性走向它的反面。从表征上的“合理性”迈向实质上的“非合理性”，其最终结果是现代性及其合理性的瓦解。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为文本”过程的表现,中国当代文学中,典型人物的非中心化“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对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解构的表现;典型事件向他者视角的演变,在于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的消解;典型环境演变成为“平面化的‘他者’在场”,源于后现代主义对深度的消解。与此同时,典型作为他者的文化形态也出现了“泛精英、大众、反精英”形式,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拆解,能够发现“精英-大众-反精英”的过程也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文”的不同层次表现。     

《荀子》中的“智德”思想新探

<荀子>提及"知"(智)达487次,显示出对"知"(智)的高度重视.荀子突显"心"(解蔽心)的认知意义,将"知识"作为"智"的第一要义;把"是是非非"看作"智"的第二要义,将其视为"智德"的主要内涵.荀子的"智"有不同等级之分,"智德"并非只是作为辅"仁"的次德,而是与"仁德"等量齐观的主德.其意义与价值在于:承接孔孟对"智德"的重视,将"智"提升为建构整个道德实践论的基础核心概念.     

“历史的”和“美学的”：“红色经典”命名合法化解析

“红色经典”中的红色更多地与特定历史语境关系深密,而经典一词则须观照文本美学的各项指标,经典决定了红色的特定质素,而红色也因其特殊称谓及其负载的意识形态信息宰制着经典的生产空间。只有在“历史的”和“美学的”双重理论视角下考察“红色经典”的命名,才能在学理层面上廓清“红色经典”的经典性品质及其经典化线路。     

民族与民族主义的语义分析

民族与民族主义在不同的语境、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内涵也并不相同。民族与民族主义是一种历史现象,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民族和民族主义同时具有内在的规定性和价值体系的稳定性。在其演变的过程中,逐渐从最初的情感认同过渡到与国家根本属性的理性认识相结合的现代涵义,呈现出以地域意识为核心、民族自决和民族利益为表现形式、民族国家的形成为主要标志的三大特征,并形成了情感认同、文化认同和利益认同三个层面的互相叠加、互相包容的语义特征。全面认识和理解民族、民族主义的内涵,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玄妙之"象"与生命之"境"

古典文学界把意象当作意境的构成元素是值得商榷的.在实践上,意境理论不能概括所有的中国诗歌,存在大量有"象"无"境"之作;在理论上,意境与意象在适用范围、内涵、性质、形象的审美特征上各自有别.这说明,它们是并列关系.在文化变迁中,意境取代了意象,从玄妙难解走向生命体验,显示着意境对意象的超越,这也同样证明它们不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因此,进一步加强文艺理论研究与文学批评实践的结合是必要的.     

"礼"与"雅"、"俗"观念的原始区分

原始的雅、俗都和"礼"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否遵循礼的规范,是区分雅俗的重要标准.礼最初是俗的一种体现,经过贵族加工和发展后.礼更加规范,约束力更强.雅依从于这种规范后的礼,最早在音乐领域诞生,借以和未经规范的、不能体现礼的精神的"俗乐"相区分.雅的观念产生以后,雅俗之间才开始有了区分.     

江南文化精神的“在”与“说”

在今天阐释江南文化精神，有两个方面需要特别关注，就是江南文化的“在”与“说”。前者属于存在论问题，主要是江南自然、社会与人文的存在现状；后者属于语言本体论问题。主要是有没有人可以把江南文化的“在”讲清楚、说出来。在“怎么说都行”的后现代文化中，关于江南的“说”比关于江南的“在”显得更加重要与紧迫。以“江南诗性文化”为核心范畴的“江南美学与文化”研究，以区别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为空间背景，追溯江南文化的文化背景与渊源；以区别江南文化与齐鲁文化为区域背景，揭示江南文化的诗性与审美本质；以江南轴心期为理论基础，还原江南美学与文化的历史生成；以江南城乡差别为解释框架，探索江南城市诗性文化的精神结构，推动了江南文化从实学向美学的学科飞跃，是研究者进入江南最重要的学术配置与基本的主体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