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临潼发现的武王征商簋铭文考释

《文物》一九七七年第八期载有唐兰和于省吾两位先生对周初利簋即武王征商簋铭文考释的文章。两家的解释，颇不相同，特别是对铭文的前半段，彼此出入很大，使人有无所适从之感。这说明了该器的铭文值得我们作进一步钻研。 由于器物铸造的时代早，铭文的训诂遂成为难题。其中不仅有辨别字义的困难，而且还有一个识字的问题。铭文中有一个簋■字，在甲骨文中最为习见，不过字形与此微异，作■或■。《卜辞通纂》和《殷契粹编》中释为“岁”字，视作祭名。于文释此为 “岁”，似本郭说；唐文释为“越”字，仍认为甲骨文借用此字代表“岁”字…     

“保卣”铭文释疑

解放初出土于河南洛阳的“保卣”和一同铭之尊,铸有铭文四十六字,记载了周成王时的一些重要史实,史料价值颇高。郭沫若、陈梦家、蒋大沂、平心、黄盛璋、孙稚雏及白川静等中外学者都进行过考释。由于铭文中没有绝对的纪年标志,所记史实在文献史科中又不甚了了,因此在理解上多有疑难。以上各家的考释,得失互见,然于铭究竟记载周初何事,均未得其解。     

“岁鼎克(昏耳)夙有商”考释

<正> 1976年,在陕西省临溱县零口公社西段大队出土的西周铜器《利簋》,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它为研究殷末周初的历史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但是,对《利簋》铭文“岁鼎克(昏耳)夙有商”的考释,众口不一,互有出入。有人解释“岁鼎”为“戍晁”、“(昏耳)夙”为“陟侵”,纯属主观臆测,不需详辨。其余各说择其要者,分别讨论如下。“岁”,唐兰先生认为“岁从戊声,甲骨文常用戊或(冫戊)代表岁字,金文也用戊字代表越国的越。此处也应读作越,越夺音近。”吴孟复先生从此说,并作了补充:“岁”     

西周铭文法律词语训释四则

西周涉法铭文虽不多,但因涉及铭文考释、研究方法等问题,目前研究比较薄弱.整理出“讼”、“告”、“罚”、“白”四则法律词语并加以训释,可填补西周涉法铭文的研究空白.     

溪州铜柱铭文中“陇西县”地望小考

溪州铜柱铭文中“陇西县”地望小考陈廷亮湘西溪州钢柱铭文中在溪州土家族一方首领彭士愁名前冠有一长串封号，其中有“陇酉县开国男”之爵号。后人在注释铭文时几乎众口一辞，皆以为铭文中的“陇西县”即是今日甘肃之陇西县①。其实不然，铭文中“陇西县”应是溪州之地，...     

九年将军戈铭文新释

1973年河北易县燕下都23号遗址所出两件九年将军戈铭文的诸多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合理解决.通过字形考释和语法分析,将铭文中()二字分别释为溥和剸,读为“传”;“传宫”训为传驿机构名,理解为名词作状语;“我其献”分析为“O+其+V”式宾语前置结构,意即“献我”.在此基础上,将铭文解释为“九年二月,张将军通过传宫进献(此戈)给我”或“九年二月,张将军通过传宫进献给我(的戈)”.九年将军戈铭文证明燕国有用传驿机构在地方和中央之间运输兵器,以及君主对地方进献的兵器成品“督作铭文”的制度.     

平山三器若干问题研究

七十年代中期在河北平山县发现的中山国墓葬,内有三件铜器铭文涉及到一些中山国的历史问题,虽有学者加以研究,但尚未完全解决,如王(?)的在位年代及墓葬的年代,各家看法不一;“新地”的性质,似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对“先王”的理解亦不尽相同;司马贮伐燕定君臣之位,这位燕君是谁?也未有定论。笔者不揣浅陋,就以上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溪州铜柱铭文中“昭灵王”刍议

湘西溪州铜柱铭文:“我烈祖昭灵王”中的“昭灵王”并非率指马援,而是“显示神灵美德”的意思。大凡读过溪州铜柱铭文的人很容易将“昭灵王”作称谓理解,直指马援。问题出就出在一个“王”字上。这“王”字并非“大、君、主”意的“王”字,而是“玉”字,意思是“石之美者,有五德。”详见《说文》玉释。南宋哲学家、教育家朱熹指出:“王本古文玉字。”如果我们将“王”作“大、君、主”理解,那么“我烈祖昭灵王”句的意思就有些歧了,深思起来也不合事     

《关于利簋铭文的释读》一文的几点意见

商承祚同志以本年第二期《中山大学学报》见寄。其中有《关于利簋铭文的释读》一文,副题为“与唐兰、于省吾同志商榷”。其与我商榷之处,我提出六条意见于下: 一,商文说:“利簋铭文是周灭商的胜利纪录,且在武王立命之后不久。既然他们认为世界一切皆上帝所安排,灭商是‘受天命’者,在既成事实,实现上帝这一意旨之后,哪里还有必要再提伐商的贞卜呢?”按商说语意含混。“立命”二字不知有何根据?什么叫立命?武王在什么时候立命?均没有加以说明。既然周人以为是受天命而灭商,则灭商之后追述“岁贞克闻”之事,而强调灭商出于天意,本极自然,商文为什么说“哪里还有必要再提伐商的贞卜呢?”     

天亡簋“王又大丰”与“王凡三方”试解

西周铜器天亡簋,或名大丰簋、天亡敦、聃敦、朕簋,为武王时器。孙诒让谓此器铭文“文字古朴,义难通晓”①。自清道光末年出土以来,对铭文考释者达十数家,取得了许多一致的见解,但仍存在分歧较大之处,影响了对全篇铭文的理解。在前辈学者的启发下,本文试对铭文中“王又大丰”与“王凡三方”句陈一己之见。     

关于《原十六卫》一文几则解释的商榷

江西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唐代文选》中《原十六卫》一文中对“暴勃”、“阴泥”、“别馆”、“每每”、“淫窳”等词的解释值得商榷,联系这几处注解的上下文及它们通常的用法,作者提出了自己对这几个词的新解释。     

词典释义中概括义与具体义取舍刍议--释"无动于衷"

"无动于衷"有"毫不理睬,毫不关心,毫不配合"等多种不同性质不同层次的意义,其中,只有"毫不理睬"这一层可写进词典释义,别的意义应排斥在外.当前语文工具书种类繁多,众多辞书各陈己见,同一个词语同一意义却释义不同,这就淡化了工具书的工具性与权威性.人们对词语概括义与具体义的性质认识不清,将二者交错混杂,是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词典释义应抓住词义的本质,剔除具体义.     

曹操《短歌行》诗解辨笺

曹操《短歌行》（对酒当歌）有多种不同的理解，主要有“横槊赋诗”说；配合《求贤令》而作说；宾主酬唱说等，可谓众说纷纭，持论不一，应予辨析。《短歌行》章句解释可以更细致一些，以显原委。     

《释名》“一词二据”现象及其产生原因

同一个名称的得名之由应该是确定的,一个词的理据只能作出一种解释,而不应该随意解释.作为一部解释词语理据的著作,<释名>则有48处出现了"一词二据"现象.产生"一词二据"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兼容并收前人的训诂材料;二是运用声训随意系联同音词或近音词;三是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方法探求理据.     

论"以意逆志"的理论阐释、实践操作及问题

“以意逆志”由先秦的《诗》学方法论,逐渐演变成后来的经学方法论以及文学批评方法论。历来对“以意逆志”的理论阐释及实践操作聚讼纷纭。究其实质不外论及读者、文本、作者三者关系时因侧重点有异而认识不同。正确处理读者、文本、作者三者关系无疑是认识“以意逆志”的基本前提。“以意逆志”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同时期不同读者“以意逆志”的结果自然存在差异,以今律古、以古律今或以己律他的做法均有失公允。     

《广雅疏证》在同义词研究上的贡献

《广雅疏证》在同义词研究上具有重大的贡献,其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以"义同"说为理论建构了一个同义的意义网络;规范了前人的综合辨析同义词的术语"对文"和"散文";撷取了经史子集中同义词训释、辨析的精华。     

《招魂》"屈原自招"说答友难

《招魂》中对"故居生话"的描写,有极大的虚夸成分,在《离骚》中甚至有更为夸张的描写,不能认为与屈原身份不合;天帝所辅者,也可以是臣民;招魂方位的不同是由于不同的作品人物居于不同的方位造成的;《招魂》"序言"中"牵于俗而芜秽"有确切的解释;王逸所记"宋玉作《招魂》"并非定论。     

“九合诸候”之“九”义考

历来学者对“九合诸侯”中“九”的词义有多种不同的理解,有“实数”说、“虚数”说、“聚合”说、“第九次”说,亦有认为表“虚数”和“聚合”兼可等。文章利用古文字形的相关研究成果,指出“九”在古代有“聚合”义,并通过对“九合诸侯”的“异文”等材料的辨析,认为其中的“九”是“聚合”义。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与"高等教育质量保证"之概念辨析

目前,"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与"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是两个较为常见的概念,而两个概念究竟有何区别却无定论,且在使用时普遍存在混用的现象.对比对这两个概念的不同界定,甄别"保障"与"保证"各自适用的不同利益群体作为主客体时的情境,以及分析"Quality Assurance"译文的贴切性,对这两个概念进行辨析,有助于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工作更好地进行.     

古文疑义释例(之一)

文章就北京大学郭锡良先生等编写的《古代汉语》教材(北京出版社1990年4月版)文选部分的某些注解,或作补充解释,或作订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