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七绝艺术初探

唐代七言绝句, 古今推崇李白、王昌龄, 其实晚唐诗人李商隐独辟蹊径, 形成了自己独有的艺术特色: 婉曲中含远意多讽,含蓄里寓绵邈深情, 流转蕴藉兼而有之,其造诣之高可与王、李二人相比而绝不逊色。     

从结尾艺术解读李商隐诗歌

李商隐精心锤炼诗歌结尾,往往以议论和唱叹结尾表达情思;用疑问、反诘、感叹结尾宣泄情感;借典型细节描写结尾表达主旨;用白描造境结尾抒写襟抱.这四点共同构成李商隐诗歌独特的结尾艺术.把握结尾艺术、从末句入手是解读李商隐诗歌,准确理解其诗歌主旨和情思的捷径.     

朗诵艺术中的语调运用和发声技巧

在朗诵中,语调运用得是否恰当,停顿、重音与句调的处理是否到位,直接关系到朗诵的艺术效果.而语调的运用又与发声技巧的运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只有这二者正确运用,才能使朗诵达到完美的艺术境界.     

论苏轼的哀祭文

祭文是为祭悼死者而作,抒哀泄愤,感情沉痛,真切深入地表现作者的真实感受,具有震撼人心的情感力量和艺术魅力。苏轼有祭文44篇,内制祭文14篇,哀词6篇。这些祭文创作或为至亲椎天抢地,或为友人唏嘘叹惋,或为恩师痛贯心膂,或为无名枯骨伤吊绵绵;善于驰骋笔触,将叙事、抒情和议论自然融合,情挚意浓、技巧娴熟、独具风神,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含蓄与晦涩--李商隐诗歌艺术浅谈

晚唐诗人李商隐在中国学史上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的诗精于用典，善于象征比托，结构回环，意象奇特，意境朦胧幽深。含蓄深沉的内涵与婉曲隐晦的表现形式相结合是李商隐诗歌最基本的特征。     

穿越花林的感伤--李商隐诗歌侧论

以李商隐之涉花诗为研究对象,指出它们包蕴着丰富的内涵,高度浓缩了诗人的思想意蕴和艺术特质。具体而言有三个方面：寄寓了诗人的身世之感,并以此为核心蕴涵了对时代环境、政治局面、人生境遇的种种悲慨;呈现了诗人倍受挫折的种种情感印迹;体现了诗作形象生成的主观化倾向、象征意蕴和感伤之美。     

老庄艺术技巧论

老庄哲学本意并非论艺术技巧,而是论"道"。"道"是他们为实现现实生活中不能实现的自由而找到的一种实现精神自由的方式。先秦学术文、史、哲不分,老庄的艺术技巧理论就融汇于其道学思想,其本体是其哲学范畴之"道"向艺术层面的演化。老庄没有直接论艺术技巧,但其道学处处展示着如何实现自由的技巧和方法,对文艺创作技巧产生直接影响,甚至相通。"道"之"无"的特性揭示了艺术技巧的本质与表现形态;通过无目的而达到目的技术创造论阐发了艺术创作主体理论,触及了艺术技巧的实质;"道"的社会实践性理论阐发了艺术技巧的社会实践基础,并论述了背道的艺术技巧反面存在。因此老庄的"道"技论也就演变成了艺术技巧论。     

李商隐与道教

李商隐是一位道教信仰者。他自少年时代就亲自参加过道教的养炼实践,入仕后也一直与道教保持着密切联系。李商隐修道属于上清教派,注重“内丹”法,从哲学层面更多地吸收了老、庄的道家思想。李商隐对道教神仙之说也曾有过怀疑并加以批判,道教一定程度上是他追求功业、修身养性的工具及失意时心灵的寄托。然而道教经典及上清教派的“内丹”、存想思神等方术却极大地影响了李商隐超俗的人格、情感、思维与审美,铸就了他魅力独具的诗作。     

李商隐与佛教

作为一位以言情著称的诗人,李商隐却和佛教有密切的关系。李商隐向佛是一个随阅历渐丰、日趋沉溺的过程。他以自己苦难的经历,证悟了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一切皆苦等佛教真谛;并以求心自处的禅宗“不二法门”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脱。但李商隐的佛教观念极不彻底,他只看到了无常,执着于心,既未达到毕竟空,更未至非心非佛境地。     

李商隐爱情诗艺术魅力探微

李商隐爱情诗的艺术魅力历久不衰，千百年来为无数读者所倾倒，就其原因，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一是它表达了作者的真情实感。它真实而不是虚假地写出了诗人对爱情的执着追求，以及追求不到的失落、惆怅情绪，于是这种爱情的悲剧产生了一种动人心魄的感染力。二是这些诗含蓄蕴藉，内涵丰富。它除了表达爱情外。有些还托美人、香草以寄寓个人的遭遇，使它具有了双重内涵，体现了诗人对爱情、对事业、对人生的执着追求，产生了一种震撼人心的美感力量。三是诗人在艺术手法上匠心独运，大胆创新。他运用比兴、象征手法，运用神话和典故，创造出朦胧的意境，具有一种含蓄美，因而耐人寻味。     

论敦煌写本《王道祭杨筠文》为一拟体俳谐文

敦煌p.4978《王道祭杨筠文》自1958年公诸于世,即受到海内外王梵志诗研究者的高度重视。许多学者均肯定它是辨明王梵志信有其人的珍贵资料,对弄清诗人之生平与时代具有极高的价值。本文在爬梳中国古代俳谐文的源流和演进轨辙的基础上,明确指出《王道祭杨筠文》为一拟体俳谐文,它在摹袭祭文的体制形式同时,又赋予作品同文体要求毫不相干的滑稽嘲讽内容,遂而与所拟文体之应用目的实现了完全的隔离。故它绝不是一条史实材料,若拿来考订王梵志的生平、时代,就难免会进入与探涉目标暌违的误区。     

略论李商隐咏史诗的现实基础和斗争锋芒

李商隐的咏史诗是由晚唐日益衰败的社会现实、个人的坎坷遭遇以及咏史诗的发展规律促成的。李商隐咏史诗以封建王朝的兴亡和统治者的荒淫奢侈为题材,揭露和讽刺晚唐封建帝王乱政误国、腐化堕落、妄翼成仙的恶行,赞扬了英雄人物不屈服于邪恶势力而坚决斗争的精神。     

李商隐的雨殇情结

在李商隐的雨殇情怀诗中，“雨”成了一种有灵性的比兴和象征寄托，借雨写对亲人朋友的思念，借雨寄托个人的不幸身世和人生体验，借雨象征险恶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势力。他对雨的倾情，是他隐晦、曲折解读人生命运的方式。     

论李商隐的女冠诗

李商隐诗歌中有一类很特别的诗———女冠诗,这类诗反映了李商隐一段不同寻常的秘密恋情。这类诗感情真挚缠绵,带有浓郁的感伤情调,还渗透诗人的身世之感。李商隐的女冠诗具有纯情化、纯诗化和象征化的特征。他把古代文人爱情诗提升到纯粹感情的领域,实现了由欲到情的升华超越。李商隐的女冠诗闪耀着人性的光华,昭示着晚唐时期人性的觉醒和回归。     

李商隐诗作的变异心理分析

李商隐诗作的隐义性历来多难索解。从创作心态角度进行研究 ,前人多侧重于常态心理而未涉及其变异心理。义山诗的变异心理表现为 :担心美好事物易逝的“强迫性感伤”情绪 ,压抑对婚姻的怨恨并将其转化为关爱的“反向形式” ,时有压抑性兴奋并将其雅化诗化为“性诙谐”诗作 ,只有在具禁止色彩的恋爱对象时才燃起“犯禁”的激情并在其影响下形成“忆内”诗与“恋情诗”风格的不同。     

《〈祭驴文〉一首》考辨与校理

敦煌写卷S.1477号《<祭驴文>一首》堪称唐人俗文中的一篇佳作,此文语言通俗滑稽,妙语连珠,口语色彩极为浓郁,保存了许多当时的俗字、俗语词。从俗语言文字学的角度对此写卷作一些考辨,可了解唐代俗字、俗语词运用的情况。     

李清照“咏物词”艺术成就略论

以诗咏物是我国古代诗歌的传统表现手法,李清照的咏物词,在咏物词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为咏物词走向成熟和高度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具体来说,李清照咏物词的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移情于物,以物寓人,借物托情;用典自然无痕,雅中显清;铺叙咏物,不即不离;结句住而未住,尽而不尽。     

论李商隐悼亡诗对婚姻情感价值的新发现

李商隐悼亡诗是创作主体对世俗婚姻生活的人伦价值、情感价值的重新发现和追悔,悼亡诗中亡者王氏成为李商隐余生永恒的眷恋,从而使其对早年的浪漫追索兴味顿消。     

李商隐诗歌类义词异文初探

李商隐诗歌类义词异文的普遍性与其诗歌大量存在的意象群相关。李诗中数目类异文一般表现为数量及日期的差别，包括与日期相关的数目类异文、非对仗位置出现的数目类异文和对仗观念影响下的数目类异文。方位类异文双方一般指向不同的方向或地理位置，体现出后世读者对空间关系的认知和探索。梳理和考察李商隐诗歌中出现的数目类异文和方位类异文，为李商隐诗歌异文的整体性研究提供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