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好二个安全 构建三大平台 服务锦州发展

2005年新春伊始，烟（台）大（连）铁路轮渡建设进入了攻坚阶段，中铁渤海铁路轮渡人以“敬业、和谐、诚信、创新”的企业精神，决心苦干、排除万难，以“确保‘部优’，争创‘国优’”的精品工程回报各级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关心、支持。     

文化力:经济发展的内驱力

一是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来说。国际经济学界不少论著认为，现代市场经济走向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经济与文化的“一体化”发展，这就是说，现代商品中的文化含量、文化附加值越来越高。文化产业异军突起，文化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日趋显著。在现代商品生产中，降低资源。能源、财力的有形投入即‘硬投入’：提高文化、科技的无形投入即‘软投入’；已经成为现代企业富有竞争力发展和整个社会经济增长所追求的目标。从这个发展走势所引出的结论，是必须高度重视智力因素、人才培养和教育发展，高度重视科技实力和‘文化力”的增长…     

村域党支部的领导困境及出路

党的领导主要是通过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来实现的。当前村域党支部在这三方面的领导却陷入困境。政治领导的困境体现为二元决策中心的出现及党支部的“边缘化”或过度集权，因而应赋予村民委员会真正的自治权，村域党支部则实现决策权力的“虚化”与监督权力的“实化”；思想领导上的困境主要是由思想建设的基础设施、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和“富人治村”、村民“离村”带来的消极影响所致，因而应创新资金投入模式。建立村域党支部成员的薪酬、职位晋升新机制和村民“说服机制”，同时树立起服务为本的观念；组织领导的困境体现为村域党支部在组织、培养、选拔、使用和监督党员上的弱化，党员的责任意识淡化，同时共青团、妇联等群众组织实际上成为村两委的杂事处理机构，因而应增强支部书记的合法性来源，增加村民对党支部组织建设的信任与支持。建立责任考核机制，明确共青团、妇联等群众组织的职权，并真正赋予其履行职权所必需的条件和保障。     

贯彻“三个代表”要求 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强调：“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我们必须全面贯彻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和德才兼备的原则，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能够担当重任、经得起风浪考验的干部队伍”。这个论断必须引起全党足够的重视。我们党能否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巩固和发展下去，中国能否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强盛不衰，有无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是关键所在。一、当务之急在于尽快提高高中级干部的领导素质“三个代表”对于高中级领导干部的素质赋予了新的内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中级…     

托马斯·伍兹之惑：宪法至上，“政治不正确”吗？

托马斯·伍兹以史实为依据,对美国时下的“政治正确”之说进行了新的解读。其所遵循的原则就是一切以合众国宪法为依据。这是美国官民皆守的传统,意味着合众国宪法对每个公民、各级权力都具有最高的约束力。本文从“总统在任上如何接受民众检验、监督与批评,立国者和立宪者所设立的共和国目标如何实现,如何评价宁守‘不灵活’宪法这一现象,政府如何出于好意干预经济和公民生活而‘好心办坏事’,政府又该如何在宪法许可的范围内动用纳税人的钱并保证此钱花得适当其所”这几个方面阐释了宪法至上这一原则。美国人信奉政府权力有限学说,具备将国家、政府、公民间权限区分清楚的能力。政府的一切权力来自人民,此乃伍兹始终坚守的立场。     

说“消息”变为“音信”意义的时代

王力先生在他的《汉语史稿》562页讲到“消息”一词时说:“‘消’是‘灭’,‘息’是‘生’(文选七发李善注),‘消息’本是等立仂语,等于说‘消长’”。“到了第五、六世纪以后,‘消息’才有‘音信’的意义。”并以南朝梁元帝诗和唐代骆宾王、李白、杜甫的诗句为例。我们认为,“消息”作为“音信”的意义,在公元三世纪初就已经出现了。如东汉末年蔡琰的《悲愤诗》:“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西晋陈寿著的《三国志》中“消息”已经普遍用来表示“音信”的意义,例子很多,我们仅举几例: 《三国志·蜀书·董刘马陈董吕传》:“魏尚书仆射陈群与丞相诸葛亮书,问巴消息。”     

说“桔”

第二次全国语言文字知识竞赛试题的“改正非标准字形和错别字”中有改正“密桔”一项。后来公布的答案将“密桔”改为“蜜橘”。即认定“桔”(jú)为非标准字、错别字。将“橘、桔”这种尚待整理的异体字作为一个比赛题目妥当与否姑置勿论,这个标准答案却引发了我的一些感想。 以“桔”作“橘”的用字现象早已成为事实,而且越来越普遍。《语文建设》上也曾刊布过一些研究者的折衷意见,认为“不敢断定‘柑桔’‘桔红’用法就是错的”,“《简化字总表》没有把‘橘’简化为‘桔’,《现代汉语词典》承认     

“十七年”诗歌的乡村空间与社会认同

在“十七年”的诗歌生产中,“乡村”不仅是诗人激情想象与理性建构的对象,同时也是被多维意义反复浇铸而构造起来的崭新空间。“精神”、“物质”与“权力”是“十七年’’诗人建构乡村空间政治属性的三种维度,被充分“诗意化”的乡村空间以一种隐蔽和柔性的方式重构着民众的精神记忆,被‘‘物质’’所填充的乡村空间交织着民众迈向现代化的渴求与焦虑、紧张与惶恐,刻写了“权力”印痕的乡村空间则参与了阶级身份的界划与指认,赋予了乡村女性新的权力。     

汉语“您”、“您们”的用法诠释

当前,在社会上一些人们的口头语,特别是书面语中,乱用甚至滥用“您”和“您们”的词语现象,还时有所闻。对此,有从语音理论上和语法规范上给予考诠的必要。 从汉语的发展观点看,“您”属“你”的敬称,是由复数演化来的。“您”原是一个表示第二人称复数的单音词。“‘您’就是‘你们’的合音。”“后来,‘您’和‘你们’有了分工,‘您’用于单数,‘你们’用于复数。”至于在北京话里,“您”没有复数,北京人历来不用“您们”说话、写作。现代汉语普通话,规范的定义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普通”一词,即普遍、共同的意思,毫不意味着平平常常、普普通     

论“认知”与“认识”的关系

近年来，理论界。学术界对于“什么是‘认知”’、“什么是‘认识”’、“‘认知’与‘认识’是什么样的关系”等一系列的问题展开了讨论，众说纷纭，各抒己见，对于澄清思想起了积极的作用，给人以较大的启发。笔者也想就以上这些问题谈一些自己的见解，以求教于学术界的各位同仁。 要搞清楚“认知”与“认识”的关系，首先须搞清楚“认知”与“再认”的关系。在我国心理学研究进程中，“认知”与“再认”曾经是同义词，但随着西方“现代认知心理学”的影响，我国学术界基本上已经不再把“认知”和“再认”看作是同义词。“认知”和“再认…     

鲁迅文艺思想与中国当代文学运动之一瞥

一、“‘都带’，而非‘只有’”警句的遭遇以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去审察人。把握人和表现人，这是鲁迅所坚持的一条十分明确的原则。然而，我们若要全面、准确地了解、认识鲁迅对什么是文学中的“人”的意见和看法，除了应牢牢盯住他所认定的“人”具有阶级属性的许多话语之外，万万不能忽视，他还有这样的见解和主张：“在我自己，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之说，则这些就一定都带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①（着重点为引者所加）‘都带’而非‘只有”’，说得多么好啊！这寥寥六个字，不仅充分体…     

“统一意志”：当代文学与生俱来的意识形态牲质

当代文学构成共和国政治思维的重要载体,包含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内容。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下,毛泽东创造性地把“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纳入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范畴,为共产党赢得“文化领导权”制造强势话语。1940年代后期,共产党及其左翼作家有组织、有计划地批判、清除各种异己的文学流派和力量,试图把多元共生的文学格局统于“一”,即一个意志、一种权力话语。新中国成立后,在意识形态领域真正建立了“旨在整合全社会观念从而达到最大思想统一性的排他性的统治性思想”体系。“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参与了当时对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一种塑造,承载着建构社会主义文化蓝图的宏大叙事,但对此毛泽东并不满意而给予否定。“伤痕”“反思”文学对“苦难”的叙述是文学叙事和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共谋的产物。“改革文学”‘现实主义冲击波’“‘反腐败文学”等文学形态,是对改革意识形态的话语重申和对于改革的合法性论证。     

"二元"体制下村民自治的理性思考

自从村民自治以来 ,我国农村出现了领导权中的“二元”体制 ,即以党支部为代表的党的领导和以村委会为代表的村民自治领导。这是两个权力合法来源不同、性质不同、成员要求和基本职责以及依据与方式不同的权力主体。化解“二元”体制中的矛盾 ,坚持党对村民自治的正确领导 ,通过村民自治的实践促进和改善党的领导 ,建立良性循环机制 ,是当前村民自治所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美学研究的整体性姿态——评高建平《全球与地方：比较视野下的美学与艺术》

“在中国做美学,会时时感到处在中国与西方之间,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学术处境。20世纪以来的所有中国学者,都处于‘其间’,而不可能在‘其外’。所有想以‘实践’为视角的人,都是在‘其间’实践;所有想‘超越’的人,     

“神话”和“现实”——《红楼梦》艺境探微

<正> 一在话本艺术的表现形式上,开头叙述正文之前,往往先讲一个“引子”,以引起在文,俗称之为“入话”。这类“入话”,在留存的话本里样式繁多,或以一诗一词,或以“闲话”,或以与正文相同和相反的故事“引起”。如果追溯这“入话”的由来。当是始于说话人的实际效用的需要。郑振铎先生曾做过这样的推想:“……‘话本’既是说书先生的‘底本’,我们就说书先生的实际情形一观看便知他不能不预备好那末一套或短或长的‘入话’,以为‘开场之用’。一来是,借此以迁延正文开讲的时间,免得后至的听众,从中途听起,摸不着头脑;再者,‘入话’多用诗词,也许实际上便是用来‘弹唱’以静肃场面,     

八到十世纪唐廷财政体制的演变

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是8到10世纪唐代朝廷财政体制的演变。以长时段的社会政治格局为背景,文章分析了财政权力从“公领域”向“私领域”转移和从皇权异化为宫廷势力权力两个内在的发展脉络,说明了这两种趋势如何将体制置于越来越危险的边缘,最终导致体制的崩溃。     

试论目前广西真抓实干形势下人才紧缺缓解的可行性和操作性

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和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精神的指引下,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广西和全国各地一样,出现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局面。翻翻《广西日报》,人们看到了许多鼓舞人心的大标题;“广西人‘动’起来了”,“东洋集团(柳州)成片土地开发公司开业”,“桂林市对外开放势头好”、“玉林市两天办成一重大合资项目”,“北海又‘热’起来了”,“构筑出海大通道”,“三百六十计,干为上”,等等。我们感受到腾腾的热气,看到全广西真抓实干的场面。事业兴旺发达了,需要越来越多人才。在目前全区     

国家结构形式与国家权力实质之关系探讨

国家结构形式是指国家权力纵向分配和运用的制度；而国家权力实质则是指国家阶级本质、国家政权性质或国家本质。国家结构形式是国家权力实质的实现形式，它包括两个途径：容纳和影响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关系和由此决定的社会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以及物质利益分配关系，并为生产力的发展服务；落实社会阶级结构中居主导地位的社会集团对国家的政治领导权。就国家结构形式具体类型与国家权力实质的关系而论，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一、建设和完善国家结构形式的具体类型，是促进一国国家权力实质的重要方式；二、一国的国家结构形式，不论属于哪一种类型，它的构成要素自身的发展水平和诸要素问组合的合理程度都能反映出该国政治属性的实现程度。     

“中国”一词的由来、演变及其与民族的关系

中国是我们伟大祖国的简称。这一专称出现于何时,其含义的演变过程如何,至今在学术上还论说不一,实有进一步考述之必要。 现在史学界对此大都采用于省吾和范文澜同志的说法:“中国这一专称起源于武王时期”,狭义的中国指京师,广义的中国指全中国而言。或“秦以前,华夏族称它的祖国为中国;秦以后,中国扩大为当时国境内各族所共称的祖国。近年一些同志又提出,中国这一专称起源于商代,甚至更早的夏代。蒋至静同志的文章说:“自夏以来,少数民族称中原王朝为中国”。或认为:“在夏朝,‘中国’就是指夏朝的‘王畿’指夏王朝。”“在周人的观念里,他们居住的地方为‘西土’原夏朝和商朝的王畿为‘中土’或称‘土中’,再往东则称之为‘东土’”。这些提法,都还是值得研究的。     

关于墨家对矛盾律排中律表述问题

1985年沈有鼎先生在一次讲《墨经》的课程中指出:“‘攸,不可两不可也’,在‘不可’中间加‘两’字,‘不两可’是矛盾律,‘不两不可’是排中律.”并且认为:“《墨经》拿不常用的‘攸’用为逻辑术语,是说一对矛盾判断,过去把‘攸’完全改为‘彼’是没有脑子的.”沈先生还让我们把有的“彼”字改为“攸”.除了把“彼”改为“攸”,我们持相反意见外,其余我们认为沈先生的见解都是正确的.我们认为把“彼”都改为“攸”不一定合适的理由如下:一则张惠言据说校经,作“彼”.二则“攸”一般放在动词前面,组成名词性词组,相当于“所”,如“君子有攸往”(《周易·坤卦》).或者放在主语与动词或形容词之间,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就”,如“风雨攸除”(《诗经小雅·斯干》).或者作处所讲,如“为韩结相攸”(《诗经·大雅·韩奕》).也就是说,“攸”字多用于动词前面或放在主谓之间,不如“彼”灵活,指代性更广泛.还有更主要的一点是,“攸”的古汉语涵义“所”、“就”、“处所”与辩似乎没有什么必然联系,而“彼”有“相对”的涵义,它可作指示代词,指代“那”与“此”相对,如“息壤在彼”(《战国策·秦策二》),又可指代“别人”、“对方”与“己”、“我”相对,如“知己知彼”(《孙子兵法,谋攻》),而辩不能一人去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