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汉书》失载西南夷若干史实考辨

西汉元鼎六年,司马迁奉使巴、蜀以南,亲履今四川西昌、汉源一带,以后根据见闻在《史记》中记载了西南夷。《汉书》大量抄录《史记》相关记载并有所补充。综合汉代及稍后史籍相关零散记载,对武帝时期、昆明的迁徙活动,、昆明被西汉、滇国打败,以及武帝开通博南山道路及经营哀牢地区的史实做了细致考证,可知《史记》遗漏了发生在元鼎六年之后西南夷的若干史实,原因是事件发展过程尚未结束,司马迁对情况了解有限;而《汉书》则失载武帝中后期西南夷的若干史实,主要原因是沿袭《史记》的说法,对相关史实疏于考证。     

从《世说新语》看《史记》在魏晋南北朝被阅读情况

通过对《世说新语》中记载的与《史记》《汉书》有关文字的分析,论证了六朝时期《史记》影响不及《汉书》,同时分析了《史记》不被六朝士流所青睐的原因是:在思想内容上、审美趣味上及语言形式上都不符合六朝人的意趣。     

《史记》《汉书》中作者精神倾向比较研究

我国史传散文佳作代表《史记》与《汉书》在思想精神倾向存在着明显差异:《史记》儒道互补而《汉书》独尊儒术,《史记》通古今之变而《汉书》尊显汉室,《史记》感情移入而《汉书》不失客观,《史记》兼顾民间而《汉书》倾向上层。     

再论李白的出生地是条支

拙文《李白的出生地是条支》对郭老的两个碎叶说提出了不同意见,论证了“只有碎叶水畔的碎叶城,根本没有焉耆碎叶城”。李从军同志《碎叶与李白生地》认为“这个焉耆碎叶不存在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据他考证,“焉耆碎叶,早已有之。”作者用以支持其论点的唯一材料是《新唐书·地理志》中的一条:“东米国在安国西北二千里,东至碎叶国五千     

论《史》、《汉》重叠部分的思想内容和语言艺术的差异

《史记》和《汉书》,是历史巨著,也是散文巨著。一些评论者认为,《汉书》武帝以前的纪传,是“承袭”、“直抄”、“照搬”司马迁的《史记》,很少改易,如郑振铎先生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说:“《汉书》的文字,武帝以前事,大抵直抄《史记》文字,很少更动。”这当然有一定道理,因为《汉书》中有五十多篇文章的取材与《史记》相同,并且有很多地方确实用了《史记》的原文。但是,我们如果把《汉书》与《史记》的重叠部分仔细对照,就不难发现班固往往在关键之处,通过增补、删削、易位、改写等多种手段,在不太露痕迹的情况下,改易了《史记》的一些基本观点和文章风格。     

《史记》小考

司马迁的《史记》最初没有固定的书名,或称《太史公记》,见《汉书·杨恽传》;或称《太史记》,见应劭《风俗通》卷二;或称《太史公书》,见班彪《略论》和王充《论衡》。司马迁马书时也常用“史记”一词,如《周本记》中有“太史伯阳读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有“左丘明国孔子史记”,《六国年表》中有“史记独藏周室”。可见“史     

读史戋札

囊年读史,每心有所得,或觉词义艰涩,辄手记之,积稿亦累累.十年动乱中散失大半.今重检剩简,名之曰“戋札,盖一得之虑云尔.史记“史记”一词,原指史书所记,并非书名,《史记·六国表序》及《天官书》提到“史记”的地方都是此意,《汉书》亦同.颜师古注《汉书·五行志》所提“史记”说:“此志凡称史记者皆谓司马迁所撰”,是不对的.《汉书》称迁著书为《太史公百三十篇》.称《史记》是后来的事.     

《汉书》的文学价值

《汉书》记载西汉时代——由汉高祖刘邦至新朝王莽统治期间二百三十年(前206至23年)的史事。在史学领域里,《汉书》开拓我国断代史的先河,与首屈一指的通史《史记》齐名,居二十四史前茅。在文学史上,对《汉书》的评价则莫衷一是。古代文论家多把《汉书》与被公认为伟大文学名著的《史记》相嫓美,合称“史汉”,将其作者班固与司马迁并号“班马”,以为《汉书》的地位不亚于《史记》。解放后,多数论者在不同程度上肯定了《汉书》的文学价值,但认为其思想性、艺术性较《史记》逊色,因而在文学史的教学、研究中,《汉书》往往不被重视,专论罕见。“四人帮”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时期,扬马抑     

从《史记》、《汉书》和《后汉书》探讨两汉时期中印交流

中印之间的交流在两汉时期就已有记载。作为中国的邻国,当时的印度不仅在物质、文化等方面受到当时中国的影响,其对中国东输的植物、宗教等至今仍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对《史记》、《汉书》和《后汉书》对于西域等国的认识发展变化的梳理,分析两汉时期的中印交流。     

垓下聚遗址当在濠城东北二十余里处

《史记》本纪与世家记载的公元前202年楚汉相争最后决战发生在垓下毋庸置疑。两汉人士也从无疑义。《汉书.地理志》及汉魏旧注均认定垓下乃沛郡国下属的聚邑,与陈郡无涉。《史记正义》所主垓下＂在亳州真源县东十里说＂无文献根据,且自相矛盾,不可采信。从《汉书.地理志》本注体例可知垓下聚与城属于不同层级,决非同地。近年安徽固镇县濠城镇北＂霸王城＂（原名圩里村）考古发掘成果,证实此处为＂大汶口文化最早的遗址＂,亦为秦汉城遗址,具有重大历史文化价值;但认定即垓下聚遗址,既与汉魏权威文献违戾,亦有移花接木之嫌,恐难以成立。据唐《元和郡县志》及宋《太平寰宇记》的记载,垓下聚遗址应在濠城镇东北二十余里处探寻。     

孔子编选《诗经》辨正

孔子编选《诗经》是司马迁根据他搜集到的史实、结合有关传闻记载在《史记·孔子世家》中的。班固《汉书》袭其传。汉魏六朝学者对此毫不怀疑。自唐孔颖达提出质疑,一千多年来这便成了一桩争讼不决的公     

霸王别姬解

虞姬、项羽故事原型出于《史记》，但《史记》及《汉书》中都没有记载今天流行之版本，甚至未提虞、项分别。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楚汉春秋》项羽《垓下歌》的虞姬和歌，辞曰：“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妄何聊生。”《楚汉春秋》为汉初陆贾所撰，现...     

《史记》《汉书》数术叙事形态论

数术是先秦两汉时期重要的思想文化体系之一,影响了官修史籍《史记》《汉书》的叙事形态。从数术文化角度分析《史记》、《汉书》的叙事形态,数术叙事强化了《史记》、《汉书》的文学性。可靠的叙述人有两类,一种是隐指叙事人,另一种是间接引用叙事人。数术叙事的全知视角是源于数术的超自然特点,这也是形成《史记》、《汉书》神秘化色彩的要素。此外,数术文化形成过程中的意象构成了《史记》、《汉书》固有的意象化叙事。     

容礼考述

容礼是儒家礼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文献关于容礼或礼容的记载颇为零散而不成系统。本文利用二重证据法,从传世文献《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及出土文献《君子为礼》《成之闻之》等记载中,挖掘出战国至汉代的容礼资料,阐述容礼的价值,有助于认识早期儒家容礼的内容和细节以及容礼在汉代文化中的实践情形。     

“南越侵盗长沙”辨析

"南越侵盗长沙"是西汉高后七年九月(公元前181年9月)发生影响深远的军事、政治事件,波及南越国、长沙国和西汉帝国。本文基于《史记》、《汉书》、《南越五主传及其它七种》和散见于其他史书记载以及学者的研究成果,对这一事件做深入考究和辨析,理清了战事发生的具体时间、地点、经过,对战争爆发原因和战果进行了充分的论述。并对《史记·南越列传》和《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中关于"南越侵盗长沙"的个别记载进行辨析,提出新的观点和补正依据。     

汉代的马政

西汉马政,重要的记载,见于《史记·平准书》及《汉书·食货志》。《史记·平准书》云:“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又云:“天子为伐胡,盛养马,马之来食长安者数万匹,卒牵掌者,关中不足,乃调旁近郡。”又云:     

论孔子教育经费的来源

有关孔子的历史资料,最集中而又最可信的当然就是《论语》及《史记》中的《孔子世家》和《仲尼弟子列传》了。其余的古代典籍,如《左传》、《礼记》、《孔子家语》等,也都有关于孔子的记载,但多与本文无关。因此,本文引证多取《论语》和《史记》。对于     

福禄寿三星形象探源

福星：原本怪兽模样 木星是太阳系九大行星之一，古人称之为岁星、福星。在《史记》、《汉书》等史书中，都明确记载岁星是主管农业的星官，地位崇高。从《史记·天官书》中的记载来看，20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政府就已专门建造庙宇来供奉岁疆，而且这种祭祀制度一直持续到晚清。     

杨慎史学批评研究

杨慎是明代一位有着浓厚批评意识的学者。杨慎的史学批评主要表现在对《史记》《汉书》的史学审美、对宋代史学的有意求瑕及基于史料价值和史书编纂方面对其他史著的批评。其史学批评呈现如此特点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明代中叶的《史记》《汉书》研习风激发杨慎对《史记》《汉书》的批评;其治学理路崇汉学而抑宋学,引发杨慎对宋代史学的苛责;其博学的治学视野促成杨慎对史料价值的多元审视及对史著编纂者资质的求善求全。     

《汉书》颜注再探

“魏晋六朝人重《汉书》而薄《史记》,故习《汉书》者亦多于《史记》,注释之多,殆由此矣。至唐颜师古乃集众家之训释而为一编,是为今本之《汉书注》。颜师古在注释工作中充分发挥自己学术上擅长语言文字之学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