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天人观与齐物论思想新探

天人之学是庄学的精要，齐物论是庄学“别为一宗”（王夫之语）的特色。对庄子的天人合一与万物一齐思想之特旨的理解有偏，乃至影响到对他的自然思想的全面认识，这是在庄学研究过程中存在的一种尚未被人们重视的现象。本文试图通过对庄子天人观和齐物论的全面论述，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以就教于同仁。一般说来，离开“道”的范畴无以论庄子，这是不错的，但我们这里还要补充说，不借助“天”的范畴，对庄子的精神实质就无法把握。因为在庄子那里，道论的所有内容及其思维方法，全是通过“天”和“天人关系”的范畴来表述的。庄子思想体系…     

庄子审美乌托邦述义

庄子的美学是一种境界美学。理想人格和理想世界构成了庄子审美乌托邦的主干。庄子对理想人格的设计，既是他在生存的自由之境树起的人性的旗帜，也和他对本体之道的独特理解有密切关系。天人、神人、真人、至人、圣人，是庄子理想人格的系列构成。庄子同时为自己的理想人格设计了一个可以养性适性的栖居地，这就是“建德之国”与“至德之世”的乌托邦社会。     

庄子之“游”及其审美意义

庄子思想的特征可由一个字来表达——“游”。虽然先秦诸子在当时盛行游说之风时谈论“游”必不可免,但谈论得最多的乃是庄子。当时庄子是“游”说之最。但这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庄子将“游”与“逍遥”联结起来,而“逍遥游”则是货真价实的庄子专利,在先秦诸子典籍中(不包括文学作品)“逍遥”除庄子使用了六次以外,谁也没有使用过。“逍遥游”不仅成为庄子的独创,而且加深了庄子之“游”的内涵蕴意,强化了庄子思想的逍遥性这一特征。     

天籁与野草

鲁迅是不大喜欢庄子的,小说《起死》充分表达出了这一点,其中的冷嘲甚至带着些许轻蔑,这当然是那个时代的锥心之痛使然。其实,庄子同样处在一个有着锥心之痛的时代,所以庄子与鲁迅同样是以“冷”的面貌呈现给世人的,与他们的心灵是炽热的一样。庄子与鲁迅同样是不世出的人类精神的独行者,庄子心中的“天籁”与鲁迅心中的“野草”正一脉相承．塑成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一个的独特纬度。     

从庄子的“技”看其关于文艺美的思想

庄子对自然无为之“大美”的无限推崇与礼赞,以及对“六律”、“文章”、“五采”的激烈抨击,往往导致人们得出庄子只是推崇自然美而否定人为的艺术美的结论。其实,这是忽视了庄子在文中屡屡言及的“技”,技,即指技术、技艺,是属于艺术范畴的问题。由于艺术美的产生,必然要经过“技”来实现,因此,庄子对于“技”的看     

庄子哲学的生命情调

庄子哲学的生命情调源于庄子对天、地、人的生命体验。“造化”之“神”、“天籁”之“和”、“天机”之“灵”、“天地”之“美”构成庄子“天”之生命意味;“游”、“忘”、“适”、“真”构成庄子“人”之生命情调;“天和”之乐、“桑林”之舞、“天真”之趣、“朝彻”之明构成庄子“天人”之生命境界。庄子哲学升华出来的是旨趣高远的生命情怀和洒脱超然的人生境界,对此,我们应从庄子哲学中吸取更多的精神养料。     

略论庄学的诗化语言观

略论庄学的诗化语言观蔡报文对理性的超越必然导致对理性语言的超越，庄子哲学这一点上表现得极为鲜明。以往的一些学者在论述在学思想时虽然也曾注意到庄子的语言观，但都未能把庄子的“忘言”说与庄子的回归人之本性论联系起来，对《庄子》恣肆奇诡的文风仅从文章的修辞...     

"生死齐一""悦死恶生"--论庄子的生死哲学

死亡，无疑是一切生命的最终归宿；永生，注定是智慧人生永远的渴求。生与死锻造了庄子哲学的恢弘与博大；而对死亡的沉思，更显示了一代哲人的睿智与洒脱，甚至使死亡这一人们讳莫如深的话题，也具有了美学的意义和审美的价值。一、死亡的必然性庄子在其著作中多次谈到死亡的必然性。《庄子·大宗师》明确肯定：“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杂篇·盗跖》云：“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意思是说，人的生死是必然不可避免的，就像永远有黑夜和白天一般，是自然的规律。因此，《庄子·达生》云：“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     

文学论争与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兼及“京海之争”与“反差不多”论争的重审

1930年代，沈从文先后发起了“京海之争”“反差不多”等一系列文学论争。当我们重返论争所发生的历史现场，将两次论争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考察，可以发现：“京海之争”并非“京派”与“海派”这两大文学流派之间的正面交锋，而是由沈从文独自代表北方作家群体（京派），与居于上海的作家群体（主要是左翼作家）展开的一场关于政治、商业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大讨论；“京海之争”的真正肇始也不是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而是他的另一篇文章《论“海派”》；同时，沈从文发起“反差不多”论争的真正意图与“京海之争”一脉相承，都是旨在通过批判文坛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凸显以自己为代表的“京派”文学之独特价值。藉由系列文学论争，“京派”这一“作家群体”正式浮出历史地表，而沈从文作为后期“京派”文学的代言人，其创作观念和文学理想也日益凸显，并逐步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文学论争显然是沈从文主动选择的一种“自我经典化”的媒介策略，无论是在“京海之争”中强烈批判“海派”作家“玩票白相”的创作态度和“商业竞卖”的恶劣风气，还是在“反差不多”论争中激烈指责以左翼文学阵营为代表的公式化、概念化创作倾向，其背后潜藏的都是沈从文强烈的“自我经典化”意识，他实际上是想要借助群体的力量，让自己代表和引领的自由主义文学理念脱颖而出，以完成在中国现代文学场中的站位，进而为自己念兹在兹的“伟大中国文学作品”指明创作方向。     

论庄子的“无知”“不知”思想

论庄子的“无知”“不知”思想邓联合在庄子看来，人们的知识是分为不同层次的。例如，他说：“小知不及大知”①、“大知闲闲，小知间间”②，这是将知分为大小；又说：“小夫之知，不离苞苴竿牍，敝精神乎蹇浅……彼至人者，归精神乎无始而甘暝乎无何有之乡”③，这是将...     

为什么张远山坐得住冷板凳

一、假如刘文典遇到张远山 上世纪40年代抗战,西南联大的教授们跑警报躲避空袭,大家都很狼狈慌张,刘文典先生却在失魂落魄之余,十分傲慢地呵斥沈从文先生,我这是替庄子跑,我死了,再也没人能够讲庄子,你瞎跑什么呢.这故事让喜欢沈从文的人忿忿不平,本可以理直气壮还句嘴,事实是沈从文一声没敢吭.据说刘文典还给身边的教授估薪水,陈...     

法天贵真:庄子的人生境界论及其美学精神

庄子一生，一直在追求“法天贵真，不拘于俗”的人生境界，这种境界实质上是一种精神境界，它在“天人合一”这一根本观念的影响下，把人生的最高境界与审美境界统一起来，对中国美学传统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庄子》一书中，“天”与“道”是经常出现的概念，也是庄子思想的基本范畴。就其基本含义而言，“天”就是指“道”。（天地》篇云：“通于天者，道也”，“道兼于天”。“道兼于天”的命题实质上即是“道法自然”的命题。因为庄子在使用“天”这一范畴时，一是指万物自然的本真状态；二是指自然“无为”的人生态度。这样…     

“寄意寒星荃不察”——从沈从文与鲁迅小说创作之比较谈起

“寄意寒星荃不察”———从沈从文与鲁迅小说创作之比较谈起张丰年一在多彩纷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沈从文与鲁迅可谓是风格迥异、旨趣不一的两位大家。如果说第一个把笔触深入到下层民众的是鲁迅，那么塑造下层民众形象最富人情味的恐怕就应属沈从文了。然而长期以来对...     

庄子文原于道析——庄子文学思想新论之一

对庄子哲学思想的实质愈来愈为人所认识，归因于以第一要义即庄子本人的“以道观之”视角来加以研究。唯有以此为基始，方能展开庄子“文”原于道、作“文”原道、作诗原“命”的讨论。……     

读《庄子·寓言》札记

《庄子·寓言》篇论析了关于生死的理论,指出人的生命是阳气所致,人的体魄之不一,万物形状及性质之差异,都表明禀阳气而生之物是不会一样的。然而,为什么“不一样”,道理却是说不清的。庄子提倡人应当无为而顺应自然,应当以无不死之物的至公之理劝勉大家,这都是有根源可寻的,是可以说明其原因的。庄子还指出,人的意念可以充斥天地,应当像“真人”那样超脱死生,亦即超越于“命”。庄子对于“命”提出了怀疑,这方面的认识超乎儒家之上。     

庄子的“环中”认知结构初探

本文在庄惠濠上之辩的逻辑分析基础上，提出了庄子的“环中”认知结构。据此剖析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而指非指”等命题，并指出庄子已清醒地认识到公孙龙诡辩论的本质是集合论悖论。循“环中”结构，进一步探讨庄子的“有始未始”“自然无为“及”返朴归真”等认识论和本体论问题，揭示出“环中”结构在解读庄子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人文之道：庄子哲思的价值探寻

庄子的“人文之道”承续老子“人文之道”反思、批判的精神,同样体现出深沉的人文关怀。它始于庄子对于生命本质的关注与人生意义的追问,经由对人生价值迷失、生存困惑原因的揭示,最终探寻出关于生存价值选择的三个进阶,即：“不为物役”、“法天贵真”和“循道游世”。这一思想反映了庄子对于超越世俗物欲生活的追求,对于回归人类本真之性的向往。其理论主旨在于把“人”从“物”之中拯救出来,还人一个“自然”而自由之身心,还社会一个“朴真”而和谐的发展状态。     

从“共通人性”看沈从文创作的独特性

在沈从文的生命哲学中，“神性”与“人性”是互为补充与参照的两个重要范畴。沈从文的“共通人性”与京派的“普遍人性”具有对应关系，蕴含“人与自然契合”的生命理想。其生命神性范畴既是对人性范畴的补充，又是对人性范畴的提升，从另一维度揭示出沈从文生命诗学的丰富性与独特性。     

论庄子哲学的知与行

关于庄子哲学中的“知”与“行”,历来学者大都认为庄子的知行观是与其混世游世的人生哲学相对应的“毋知毋行”通观《庄子》全篇,特别是作为庄子真实思想的内篇,笔者认为,如果把知行观放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来看,虽然庄子并未把“知”与“行”作为一对范畴明确地提出来,但他那种以独特方式表达出来的知行思想,应在学术界中予以新的重视、新的考察。 一 中国知行学说史上,《尚书·说命中》载“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一语,被认为是最早提出的知行概念,先秦儒墨都继承了这一“知易行难’思想,十分强调“行”的重要性,“知”的前提性,并成为一种普遍看法,为当时及后来多数思想家所接受。     

从“文学者的态度”到“何谓海派”——多重论争中的“京海之争”及被误解的沈从文

将“京海之争”放回20世纪30年代纷繁复杂的沪上论争中,并且重新细读沈从文在前后时期的系列言论,可以澄清两方面的误解：“京海之争”对沈从文的误解与文学史对沈从文的误解。“京海之争”的演进过程本身就是对沈从文初衷的偏离,“海派”问题在成为显性问题的同时却让沈从文最在意的新文学的症结问题被忽略,文学史也往往关注他所指证的“商业竞卖”,而忽略了他对“名士才情”的隐含指示(周氏兄弟等)。沈从文之批评“海派”的首要目标并不是指向那个“新/旧海派”本身,他所在意的是那些“新文学之旧作家”们的“变”以及由此引发的“人生文学”的变质。但他的矛盾之处在于：他一方面批判沪上商业化对文学造成的恶劣影响,另一方面却无比坚定地信奉自己这样一个在商业化模式下被训练出来的职业作家所操持的对文学的态度和使用方式。他是以一种对于文学的近乎功利主义式的信仰,反驳那些他所认为的文学上的“游戏”“趣味”之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