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与自我:从蘩漪到曹七巧

蘩漪和曹七巧两位“疯女人”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不同遭遇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个案,它昭示了以男性为主体的中国社会对女性的角色的期待和认知,透露了现代文学史建构中存在的男权话语,表明了自我社会性别的建立与认同的过程,也是一个权力运作的过程。蘩漪是男性自我的他者,曹七巧是女性自我的替身。     

“寻找男子汉” 、“女强人”文学 与女性性别身份认同

新时期之初,当中国女性进入由语言和法则所构成的象征界,试图完成自我主体身份认同的时候,由于缺乏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与理论,女性无法为自己的性别身份和性别立场获得合法的社会地位.没有话语理论作支援的女性 "突围表演",只能沿用包含男权思想的话语曲折隐晦地表达自己的反抗愿望,凭借已有的话语理论为女性争取自我实现空间.而一旦运用这种话语,女性就会步入男权社会的权力逻辑,就会被禁锢于一个她们原本想反抗的权力结构之上.这就是新时期之初中国女性写作所面临的困境,也是女性主体身份建构、性别身份认同所遭遇的围困."寻找男子汉"、"女强人"文学和"我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女人"宣言的流行和陷落,正是这一困境的表现.     

肺病隐喻与性别身份建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肺病”意象分析

肺病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常见的疾病意象之一，社会性别作为社会象征系统中重要的文化符码，它与肺病隐喻这一叙事／知识话语系统密切相关。肺病隐喻具有性别化的倾向，这种倾向直接影响了男女两性不同的性别文化身份建构模式。肺病隐喻的男性叙事主要关注肺病的道德内涵和社会化倾向，通过肺病隐喻完成男权社会的主体文化身份的建构，进而由肺病隐喻的审美化、意象化取向实现对女性身体的想象和规训；肺病隐喻的女性叙事割断了肺病与女性身体之间的审美想象，企图摆脱男性叙事的扭曲和遮蔽，实现现代女性自我身份的认同。     

论西方现代女性作家的反异化诉求——以“性别跨越者”卡森·麦卡勒斯及其作品人物为例

西方现代女性作家作为广大女性中较先觉醒的群体,具有强烈的自我主体意识和争取男女平等和谐的反异化诉求。文章以美国南方女作家卡森·麦卡勒斯及其作品中的人物为例,对其所塑造的"性别跨越者"进行群像研究,分析了"双性同体"或"性别跨越者"应对精神隔绝的本能诉求,在理性主义价值体系中他们追求自我的反异化诉求,以及他们的反异化诉求失败而导致的自我主体性沦丧。     

逃逸,或又一次陷落——解读徐静蕾的改编作品《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劳拉·穆尔维在《视觉快感和叙事电影》一文中借用精神分析理论研究了电影叙事中所隐藏的父权文化性别制度,并提出了"男性/积极的/凝视者、女性/消极的/被凝视者"的性别二元对立式,以及以此为基础所产生的视觉快感。而在徐静蕾所改编的茨威格同名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的影片中,这种性别位置被颠覆了——女性成了凝视的发出者,而男性则成为被凝视的对象。然而,在这种颠覆性的性别叙事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一次有意识的反击与抗争,而只是再一次对女性性别体验的遮蔽与歪曲。在此,女性的性别话语再一次成为男权文化的拥护者与建构者。     

莎士比亚喜剧中女性主体意识与男权解构

针对男性霸权压迫下女性沦为边缘地位的"他者"现状,采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研究方法,分析了莎士比亚喜剧对女性群体的人文主义关照。研究发现:莎士比亚喜剧对女性群体的重新诠释突破了父权话语机制下对女性的传统定义和歧视。其书写的女性跃于文本中心主体位置,她们独立自主,质疑并挑战男权,彰显了鲜明的女性自我主体意识和对平等的两性关系的追求。同时,强大的男性霸权又牢牢桎梏着女性的思想和行为,使女性难以真正走出父权的阴影,体现出莎翁对女性恶劣的生存困境的担忧。     

从体育运动看古希腊人对女性的性别建构

古代希腊人开创了包括奥林匹亚赛会在内的竞技体育运动,但这种活动的参加者大多仅限于男性公民,参加体育锻炼和比赛成为男性权力的重要体现。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女性并没有被完全排除在体育运动之外。从体育运动的角度,对古希腊社会女性的性别建构进行初步探讨后。发现希腊的女性对体育运动和比赛活动的参与度始终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完全不能和男性同日而语。这种参与度的较低水平是由希腊社会对女性运动的种种明确的限定所决定的．而这些限定正是建立在希腊人时女性的性别角色和性别形象建构的基础之上。     

暴力冲突:身份确立之途径——评品特戏剧《回家》

《回家》作为哈罗德.品特倍受注目的作品,展示了两性间权力冲突这一中心主题。追寻权力的过程,同时也是个人身份确认的过程。父权制社会中的女性作为“他者”的形象出现,她们的身份、欲望依赖于男性存在。分析了《回家》中女性面对男性暴力的应策,以及颠覆男权、肯定自我的过程,同时也指出女性在与男权抗争的过程中存在的局限性。     

“中国文学现代性叙事与性别主体建构”笔谈：言说娜拉与娜拉言说——论五四新女性的叙事与性别

刘传霞认为，娜拉——新女性形象是男性精英知识分子在面临着各种压力之时想象与设计民族国家以及男性主体的主要符码．言说娜拉成为五四男性精英知识分子重要的文学议题；现代女作家——现实中娜拉的自我言说是精英女性知识分子建构女性主体和探索人生意义的重要途径。女作家的创作表现了对各种既定规范的突围、颠覆，同时也昭示了在内外压力之下，现代知识女性对女性自我主体构想无奈的修改与放弃。中国现代男女作家对新女性的叙述既呼应，又对照，他者叙述与自我陈述形成了潜在的对话与抗衡，共同描绘与设计着娜拉——中国现代知识女性的天涯路程。王宇通过对五四时期著名的文化镜像“娜拉”的生产、接受的考察，呈现出中国现代文学起源语境中性别政治与公共政治的复杂纠结，从而表明性别的问题实际上不仅仅指涉男人与女人的关系问题，而是从根部与社会文化精神的走向、知识谱系的建构密切相关，性别研究已然提供了一条回望20世纪中国文化／文学现代性诉求的独特路径。唐欣认为，从性别主体的角度重新解读茅盾《蚀》三部曲中的两性情爱关系，可以小说中显在的身体叙事作为独特的切入视角。其中，身体话语作为一种现代现象的表征，已然成为有效辨析现代主体生成的重要话语场地，它在性别主体建构、革命话语隐喻的多重视角中具有意义的多歧性与审美的多样性．从而也就为我们的重读提供了新的可能。     

"样板戏"叙事:"他者"观照下的女性革命神话

从女权主义的角度看,"文革文学"中的"样板戏"无疑是人类文明史上两性话语权力交锋中不可多得的另类版本。"样板戏"大多以女性作为剧中的主人公或主要英雄人物,但她们身上却缺少真实女性应有的性别色彩。这一女性革命神话虽然表面上改变了女性的从属地位,但却并没有改变女性作为"他者"的历史命运。"革命"只是在形式上解放了女性,然后又通过"去性"及"花木兰化"的方式把女性重新约束在以"革命"来命名的男权话语之中。这一"样板戏"叙事模式,在看似抬高女性的革命言说中其实不自觉地潜隐着男性话语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