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宋词的“享乐意识”

前人在对“诗”与“词”作整体比较时,有过许多话头,诸如“诗庄词媚”,“(宋)诗言理而(宋)词言情”,“诗之境阔,词之言长”等等。但另有一段话则似乎还未得到应有的重视,那就是朱彝尊在《紫云词序》里所发的议论。他说: 昌黎子曰:“快愉之言难工,愁苦之音易好。”斯亦善言诗矣。至于词或不然,大     

郑板桥词浅测

郑板桥素以诗、书、画著称而不以词名。其实他生前作词用力甚勤,且曾期望在这方面有所建树,其《词钞自序》中云:早年即从邑中前辈陆震学词,“燮作词四十年,屡改屡蹶者不可胜数。……而此中之酸甜苦辣备尝而有获者亦多矣。……吾愿少宽岁月以待之,必有屈曲达心,沉着痛快之妙。”又云:“少年游冶学秦(观)柳(永),中年感慨学辛(弃疾)苏(轼),老年淡忘学刘(过)蒋(捷),皆与时推移而不自知者。”他始为范县令时,即自订诗集、词集付梓,时人对其诗词的评价,以为“词好于诗”。板桥时代的词坛,影响最大的是主豪宕的阳羡派和主醇雅的浙西派,而常州词派则尚未     

诗句成语中的虚词初探

无论古今中外,对于诗歌的教学都是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的。我国古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孔子曾经教导他的学生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英国思想家费兰西斯·培根也曾说道:诗歌使人巧慧。诗是用以抒情达志的文体。诚如古人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尚书·尧典》)诗余为词,词余为曲。就广义而论,诗也包括词曲。诗词曲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文化遗产中的精华。“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清·赵翼《论诗》),我们伟大的祖先及其杰出的诗人们,在这神     

“说唱词话”和《金瓶梅词话》

“词话”是元明说唱文学重要形式之一。1967年上海嘉定县宣姓墓出土了一批明代成化年间竹纸刻印的书籍,内除一本南戏《白兔记》外,其余都是“说唱词话”,共十六种。近年来有人据此推断《金瓶梅词话》的成书问题,造成了混乱。曾有人提出,词话之“词”,“可有三种解释:一词调之词;二偈赞之词;三骈丽之词。”更有人认为,词话就是“有词有话,即有说有唱。词泛指诗、词、曲等韵文而言”。实     

论韩愈的以文为诗

韩愈的以文为诗,是他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手法,也是形成他奇崛诗风的重要因素,曾对宋诗产生过巨大影响。以文为诗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和创作理论的丰富,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这是一个长期聚讼的问题。前人,主要是宋人,对韩愈以文为诗,颇多贬损之词。例如沈括说:“退之诗,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然终不是诗。”(惠洪《冷斋夜话》卷二)黄庭坚说:“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尔。”(陈师道《后山诗话》引)陈师道说:“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后山诗话》)所以,在具体分析韩愈的以文为诗之前,我们先来探讨一下,以文为诗为什么会成为诗歌创作的一种艺术手法?弄清这个问题,对具体评价、优劣韩愈的诗歌创作,是很有帮助的。     

谭献《复堂词话》选注、说明

(一) 选注右录三百四十余人,古人行文,自右至左,直行书写。这一序文,列于所录词之后,故以“右录”领起全文。词一千四十七首。叙曰:词为诗余,余,余绪,余波。以“诗余”称词,一般说来,含有贬义;谭献则相反,以传统视为正宗的诗来解释词,含有推崇词体之意。这与浙西词派(简称浙派)反对说“诗降为词,以词为诗之余”(汪森《词综序》),倒是殊途而同归的。非徒诗之余,而乐府之余也。徒诗,指不入乐的     

读晏殊《飞白书赋》——兼论飞白书法

晏殊七岁能属文,被视为“神童”。在宋真宗、仁宗朝,他虽然做了几十年的大官,也做了一些好事;但我看他那“神童”的“神”,在他一生的事业中,主要表现在文学艺术方面。大家都知道,晏殊的诗、词、赋都写得很有特色,很有个性。宋王灼《碧鸡漫志》评他的词是“风流蕴籍,一时莫及;而温润秀洁,亦无其比”。宋宋祁亦极推崇他的诗:“晏相国……今世之工为诗者也。末年见编集乃过万篇,唐人以来所未有。”(《笔记》)晏殊还有一绝活似为后人所忽视,这就是他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欧阳修曾说:“右观文殿大学士兵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申述

孟子所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即西周之礼乐制度崩而《诗》亡。孟子以王道一统天下为政治理想,所以他强调孔子作《春秋》是秉承了《诗》之礼乐血脉,《春秋》所叙即为“天子之事”,这也就是他说“《诗》亡然后《春秋》作”的深层用意。     

鲁迅论诗

鲁迅曾一再说他“不懂诗”,对诗“外行”。虽然他在青年时代就写过诗,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更写过不少的诗,可是他后来却表白道: “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十出现,就洗手不作了。”①这自然是自谦之词。其实鲁迅一生所留下的几十首诗,不论新旧,都有着深刻的思想内容和独特的艺术风格,至令仍为大家所传诵。以鲁迅的整个成就     

苏词五首作年考

文献不足征,使精于“繁征博稽”的词学先辈龙榆生先生也曾为之束手,在他的力作《东坡乐府笺》(以下简称龙笺本)中,作品编年几乎悉从朱孝臧本(以下简称朱本),仍旧给我们留下了大片的空白:未编年词多达一百三十八首,占了全集十分之四以上。这当然是一种“最矜慎”的态度。但后来的治词者要填补这些“空白”,无疑有相当的困难。倘要知难而进,考订方法的讲求是至关重要的。古人说过:“以本诗证本诗,亦以经注经之例也。”文学批评史家郭绍虞先生还用现代的目光对前人的经验作了总结:“案昔人对于     

从《江城子》《水调歌头》看苏轼“以诗为词”

“以诗为词”,是苏轼词作的一个突出特色。对这一点,早在宋代的文人就已看到,如陈师道就说:“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后山诗话》);李清照也指出,东坡词“皆句读不葺之诗耳”(《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引李清照语)。苏轼创立清雄高旷的豪放词派,固然与他生活的时代环境、坎坷的人生经历、独特的性格特点、深厚的学问功底有密切的关系,但是“以诗为词”的创作方法,用写诗的笔力写词,增加了词作的雄健顿挫、曲伸自如的气势,大大地促进了其豪放词风的形成。     

论西周春秋之际贵族的政治批判诗

《诗经》自其结集成书以后,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被奉为儒家经典之一。自毛、郑之学始,《诗》遂有所谓“正经”和“变风”、“变雅”之分。《毛诗序》说:“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诗谱序》说:“后王稍更陵迟,懿王始受谮烹齐哀公,夷身失礼之后,邶不尊贤。自     

“以诗为词”析——兼评苏词对词体革新的意义

苏轼在北宋词坛上是一位杰出的大家,他以豪放俊爽的词风出现于纤巧轻靡之风盛行的词坛上,“一洗绮罗香泽之态”(《题酒边词》),使读者和其他作者耳目一新,他高举革新的大旗,开拓了词的领域,开创了豪放词风,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后来的论者对苏词,每有微词,如与他同时的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评说“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及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再如《苕溪渔隐丛话》引《王直方诗话》说:“东坡尝以所作小词示无咎、文潜,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对曰:少游诗似小词,先生小     

试论易安词雅俗共赏的艺术境界

《五灯会元》中说“平常心是道”。所谓大巧若拙,大雅近俗,便是强调艺术上的“平常心”。苏轼曾说:“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热,乃造平淡”。说明艺术境界是有高低之分的。绚烂之极,便自然形成一股朴真之风。诗之陶渊明,词之李清照,堪称诗词玉宇间清真的“双子星座”。 绚烂泛彩,已是难以达到的境界,而“绚烂之极”的“平淡”,可以说是艺术境界中的难极之巅了。为什么李清照能够在文坛众星中独放异采而且光贯古今呢?本文试图就其家学渊源、作家素质、艺术构思和语言特点诸方面探讨易安词雅俗共赏艺术境界的形成。     

经传中“不”“无”为语词辨

《经传释词》既误以反诗句之“不”“无”为语词,予撰《反诘句相反见意》以正之。王氏凡遇古籍中有“不”“无”字句而稍难于理解者,又多以“不”“无”为语词。此亦不可不辨。夫“不”字为语词者,仅限于《尔雅释器》“不律谓之笔”一类名释,“不”字实无意义可言。故《玉篇》曰:“不”词也。其他“不”字皆有意义。如《书多方》“尔尚不忌于凶德”,言尔曾(《说文》尚,曾也。)不畏于凶德也。《诗·抑》“尚不愧于屋漏”,《楚辞·九章》“尚不知余之从容”。皆“尚不”连文,“不”岂语词,《诗·何人斯》曰:“否难知也。”否即不,上句曰“还而不入”,则其与于谮我情事,不难知也(参《毛诗后笺》)王氏以“否”为语词,(?)未达诗之旨意。《思齐》     

试论词体观念之嬗变

缪钺先生在谈到词之所以兴起及其性质功能时,曾指出:“诗之所言,固人生情思之精者矣,然精之中复有更细美幽约者焉,诗体又不足以达,或勉强达之,而不能曲尽其妙,于是不得不别创新体,词遂肇兴.”“词为人心物象之一种表现,而达于美与善之一种途径.”(《诗词散论·论词》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词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对词体的认识却不是纯然一致的,有贬抑者,亦有推尊者.可以说,词从民间     

《诗经·郑风》言情诗艺术探微

《丰》:情态逼真,精巧细腻这首诗抒写女子悔恨没有和情人同行,过后又盼他驾车快来迎娶。汉、宋儒者都以礼解诗,对诗中的女主人公颇多指责。《诗序》说:“《丰》,刺乱也。婚姻之道缺,阳倡而阴不和,男行而女不随。”意指女子“不随”,“不和”是悖于“礼”,故当“刺”。朱熹亦认为“妇人以有异志不从”(《诗集传》),又说“此淫秽之诗”(《诗序辨说》),无端地给诗中女子扣上了“有异志”“淫秽”的罪名。陈子展先生说:“《丰》,盖男亲迎而女不得     

论韩愈的“以文为诗”

对韩愈的“以文为诗”,自宋代起就有截然不同的评价。贬之者如黄庭坚说:“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尔。”(陈师道《后山诗话》引)陈师道说:“退之以文为诗……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又说:“退之于诗,本无解处。”(均见《后山诗话》)沈括更说:“退之诗,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然终不是诗。”(惠洪《冷斋夜话》卷二)褒之者如吕惠卿说:“诗正当如是,吾谓诗丿亦未有如退之者。”(惠洪《冷斋夜话》卷二)张戒《岁寒堂诗话》说韩愈是唐代的大家,可与李白、杜甫鼎足而三。叶燮《原诗》更说:“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两种观点,针锋相对,至今仍争论不休。我这里根据古代诗评家所提供的线索,分四个问题对韩愈的“以文为诗”进行一些论述。     

《清代前中期词学思想研究》序

古人称词为“诗余”，这固然说明了词与诗的亲密关系，同时也说明中国古代历来是以诗为文学正宗与正统的。其实，词与诗虽然同为压韵体、格律体、分行体，却有很大的不同。且不说宋人视词为“艳科”，是个人花间樽前娱情遣兴之具，而诗则“风雅”，为关乎国计民生之体。用今天的话来说，诗写社会重大题材，词写个人琐小题材。这种观点并不可取，但却说明了当时人对词与诗的分野。即便说到押韵与格律，词与诗也有根本的不同。最早的诗是可以歌唱的，是歌曲的歌词，但大概从战国时期起，诗与曲就没有必然的联系了，诗歌独立而为诵读吟哦之体。…     

秦郎笔下饶姿态 底事轻訾“女郎诗”——评秦观诗

秦观是北宋后期著名词人,在词史上有重要地位。他像苏轼一样,多才多艺,但其他成就多为词名所掩。他善写赋,苏轼观其所作《黄楼赋》,以为有“屈宋才”。又长议论,吕本中说“无一言乱说,观少游五十策可见”。他的书法亦大有可观,被黄庭坚誉为“妙墨”。而他的诗,更为时人所重,王安石“谓清新似鲍射”。评价秦观,主要应研究他的词,但其他方面似亦不可略而不论。特别是他的诗并非毫无可取,但自元好问讥评以来,人多以“女郎诗”目之,无形中对他的诗抱完全否定态度,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