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邽之战:决定三家归一的关键战役

三国对峙,在魏蜀吴三方都是暂时性的,重新统一都是他们的目标。司马氏专权魏国后,中原政局注定了一段时期的内向性,这给了蜀、吴二国以进取中原的契机,而蜀吴也刚好这个时候完成权力交替,分别在姜维与诸葛恪的辅政下重新开启积极"北伐"的大幕。自诸葛亮死后,三国相对稳定的对峙局面因之改变,对峙的结果有望在短期内显现。在此背景下,公元256年,蜀将姜维与邓艾的上之战,姜维大败,既使得蜀吴在对魏的战略态势中处于下风,又改变了蜀廷内外上下对蜀汉国家走向的普遍预期,魏廷意外地获得了对蜀"攻心"的胜利,蜀吴进攻同盟宣告最终失败。所以,上邽之战就此标志性地注定了三国一统于曹魏或司马氏的最终结局。     

"青藏线"红色精神的演进及其时代价值

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是我国交通史上的丰碑.在修筑、养护和运输过程中,"青藏线"产生了十分丰富的红色精神,具有代表性的包括"三个特别"精神、青藏铁路精神和"两路"精神,三者一脉相承.研究阐释"青藏线"红色精神,对建设青海精神高地、推动新时代交通事业的发展、在青藏地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国梦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司马氏晋国号考说

一般以为 ,司马氏晋国号来自司马氏籍贯“温县本晋地”。然而考诸魏晋禅代的史实 ,司马昭之封爵高都侯、高都公、晋公、晋王 ,都是做的“代汉者当涂高”谶文“高”字的文章 ,“晋”实际上是司马昭特别挑出来、以求合于符谶的美号 ;又司马昭欲应“代汉者当涂高”之谶 ,还隐含了以晋承汉、不承认汉魏禅代的心态     

“第三条道路“评析

"第三条道路"是当今世界特别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着重要影响的社会思潮."第三条道路"的思想原则在20世纪90年代的西欧政坛上广为传播或付之实施,产生了较大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对"第三条道路"社会思潮的主要表现形式、具体内容和本质特征加以认识和评析.     

“以德治国”与加强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

以德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深刻领会"以德治国"这一治国方略的深刻内涵,对于我们更加自觉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特别是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大力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质,加强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解决"三农"问题构建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的构建,必不可免地要涉及"三农"问题。因此,要在理顺和谐社会和"三农"问题内在联系的基础上,探求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途径。从"三农"问题的现实状况看,应该从建设村级经济组织,促进农民增收和统筹城乡发展三个方面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核心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在新的形势下,我国高等教育要实现跨越式发展,更好地履行培养人才、科学研究、服务社会三大职能,在科教兴国和增强综合国力的伟大实践中做出更大贡献,就必须始终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工作,不断发挥高等学校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弘扬时代先进文化、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方面的"龙头"作用和"基地"作用。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高校德育的改革和发展,特别是将其作为培养全面发展的有创新精神的高素质人才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核心内容,成了高校德育最重要的任务。     

司马迁调整《史记》断限之原因

《史记》"述于陶唐,至于麟止"是司马谈所订定的断限。司马谈将《史记》起于陶唐,一是司马氏的先祖在陶唐时期显扬于世的缘故,二是基于"考信于六艺"的原则;司马谈将《史记》讫于麟止,是因为《史记》自比《春秋》,是接续《春秋》而作,孔子辍笔于麟止,因而仿效讫于麟止。从"自传"和"记载历史"的视角来看,司马迁将上限移至黄帝的原因,一是黄帝是司马氏的始祖,二是各民族都是黄帝的后代子孙。这是从个人家族的血缘关系扩大到民族之间的血缘关系。《史记》的下限经过司马迁三次更动:第一次下修至太初,第二次下修至天汉,第三次下修至武帝末年。其原因皆是涉及重大历史事件必须加以记载,而且这些事与司马迁个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殷商”辨名

"殷商文化"是我们上古文明之一,它的国家性质是值得我们研究探讨的.关于"殷商"的正名和族属问题,许多学者都做过探讨.我们在对照甲骨文、商周金文以及先泰特别是西周时期的文献后,认为"殷商"的分称与合称是有着特定的历史含义的,"殷"、"商"所指代的含义是不同的.     

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审视中共党史上的“四落三起”

中共历史上四次"大错误、大挫折"即"四落"时期均程度不同、不自觉地背离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给国家人民造成重大损失。同时,三个"十三年"即"三起"时期则基本上践行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给党、国家带来福祉。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审视中共党史,并将其作为对我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魏明帝与司马懿关系考论--兼及魏明帝朝的政治

司马懿是魏文帝临终前委任的四位辅政大臣之一。魏明帝即位后,将司马懿从朝中派往荆州御敌,后委以方任,这样他不再能直接参与朝中事务。曹真病逝前,魏明帝将司马懿调到西线抵御诸葛亮的北伐。公孙渊拥兵反叛后,魏明帝又派司马懿远征辽东,并对司马懿统兵作战表现出相当的信任。魏明帝临终前委任的辅政大臣中本来没有司马懿,说明他对后者在政治上并不完全信任,但病中的他后来听信刘放、孙资的话,最终让司马懿与曹爽一同辅政。在魏明帝朝中,陈群与陈矫掌握实权并得到皇帝的信任,而他们对司马懿的态度耐人寻味。总体说来,魏明帝对司马懿可谓能用之于外而不会亲近之。至于司马懿对魏明帝的态度,可说是“饰忠于已诈之心”,并通过在外尽力国事以逐步巩固自己的声望。     

论唐朝后期的宦官专权

唐代后期宦官掌握军权主要是通过宦官担任军职、专典禁军和宦官监军制度而实现的.唐代后期枢密使的设置则为宦官控制政权提供了机会.唐代后期的政治腐败,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又进一步加剧了宦官专权.宦官的专权使唐后期政治更加腐败;加深了唐后期的社会矛盾,导致了唐朝的灭亡.     

魏晋嬗代史事探微

魏晋嬗代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讨论颇多。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魏晋嬗代过程中一些关键事件和人物的考订,分析了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的原因和依靠的主要力量。对司马师在魏晋嬗代中的作用和功业进行了考证和阐释,并对齐王攸地位的形成过程提出了新的解释。     

北宋后期的党争与辞赋创作

北宋的党争不仅是政见之争,也是学术思想、文学观念的冲突和论争。王安石和司马光在否定诗赋取士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而其立足点,则不尽相同,一为重实用,一为重道德。苏轼和他周围的文人对诗赋取士持开明的态度。在苏轼等人的影响下,北宋后期的辞赋各体均有人尝试创作。绍述以后,新党用事,复罢诗赋取士,北宋末期文人的荒疏学问和辞赋鄙俚与此有很大关系。由于以怨报怨的恶性党争,北宋后期少有大胆论政的辞赋力作。随着元以来党争的加剧,畏祸心理在这时期的辞赋中有显著表现,而且,辞赋中越来越浸入悲凉之气,宁静平和的心境逐渐让位于悲苦不振的心绪。     

试论南宋初年高宗对金退避妥协的原因

南宋政权建立后 ,面对金人南下的威胁 ,宋高宗采取了退避妥协的政策。这一政策 ,成了南宋社会一切矛盾冲突与危机的总根源。南宋初期 ,政权腐朽 ,高宗无意中兴 ,军政涣散 ,力量薄弱 ,社会矛盾突出 ,统治力量分散 ,是高宗退避妥协政策的原因     

试论辽朝对辽东地区的经略

辽东自古就为形胜之地，所谓“负山抱海”形势险要。有辽一代一直都把辽东边界防御作为重点。自阿保机在辽东半岛修筑镇东海口长城及设置东平郡后，辽代在辽东的南部边界和东北部边界都布有重兵戍守并修筑了大量的边堡山城及其烽燧，有效地控扼了渤海、女真、高丽及五代诸政权，对捍卫辽朝东南边疆起了重要作用。     

论曹魏权力合法性与思想演变的关系

曹魏政权的合法性与思想演变之间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在曹操执政时期,其权力合法性存在很大的危机,执政者加强控制,士人不得不在观念上作出调整以适应形势的变化。而在魏文帝、明帝时代,权力合法性危机得到缓解,政权内部集团的势力相对平衡,总体上为玄学的发展提供了相对宽松的思想环境。司马氏专权时期,其僭越的权力形态寓含着合法性危机,使其加紧了对思想领域的控制,玄学的思想活动失去了自由的环境,魏晋玄学至此告一段落。     

清末新军建设的历史思考

从20世纪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宏观角度看,清末新军建设不仅编练了一支新型的近代化军队,而且带来了中国军事制度的根本性交革,堪称中国军事近代化的肇端.从清王朝练军自救的微观角度看,新军却变成了王朝的掘墓人,不能说新军建设不是一次惨重的失败.封建主义的国家机体难以移植资本主义的军事制度;落后的农业经济承受不起近代化军队建设的重负;动荡的末代政局无法保障军制改革和军队建设的顺利进行,是新军建设失败的三个重要原因.     

东晋中期的两大文学集团

东晋中期的政坛中存在着两大势力群,即盘踞荆襄的桓温政治集团与代表司马王室的司马昱政治集团。桓温与司马昱都爱好文学,招纳才士,围绕他们形成了两大文学集团。两大文学集团之间既有对抗,也有交流,深刻地影响了东晋文坛的格局。它们改变了当时文人的生活,促进了各种文学活动的展开,更对玄言诗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荀彧父子的政治取向与汉魏局势变动关系之研究

在汉魏更迭之际，门阀世族开始崛起，他们的政治取向对当时政治局势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文章通过对当时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荀或父子功业和政治命运的分析，论述了荀或悲剧政治命运的根源和荀颉追逐个人利益的真实目的，昭示了那个时代世族政治信念的变迁、政治人格的变化与政权更迭的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