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控制与社会自主的博弈与互动:论社区参与

我国社区居民的参与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社区治理顺利推进的"瓶颈".将其置于"社会控制--社会自主"的分析框架下进行考察,可清楚显示中国社区参与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控制与社会自主关系的失衡;由此,也可明确突破社区参与"瓶颈"的方向与路径:通过公民社会的建立与社区建设的双向建构,在社会控制与社会自主的博弈与互动中,重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最终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而达"善治".     

网络时代的“社会式互动”行为——对中国社区零售转型发展的社会学考察

基于社会行为理论,聚焦于典型案例分析,构建“社会行为-行为逻辑-行为目标”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应用该分析框架探究了由社会参与、社会化服务、社会控制和相互支持等要素共同构成的社区零售中出现的“社会式互动”行为。研究发现,“社会式互动”行为能够挖掘社区零售的核心价值,增加零售机构与所在社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互沟通与理解,进而形成企业发展优势;强调社区共享的意义,是社区零售承载社区发展的有效途径。分析表明,“社会式互动”行为模式的应用可以有效突破零售商与社区居民的关系边界,但仍需要依靠互联网技术的支撑和地方政府及其他利益群体的参与和支持,才能真正实现社区零售的转型发展。     

风险、个体化与社会治理

中国已无可回避地置身于全球风险社会之中,这一客观情势要求在社会治理中必须提高“社会”灵活主动的参与与介入,强化“社会”的自我管理,但社会个体化所可能导致的原子化又严重威胁着社会自我管理的“社会”基础.为此,必须顺应新的历史条件重建“社会”这个既有别于市场、又有别于国家(政府)、同时又能与这两者积极互动的行动主体.而社区与社团,则是“社会”这个行动主体的基本承当者.     

社区社会组织对城市弱者的社会支持

社会转型的发生使社会弱者这一特殊社会群体凸现出来，社区社会组织从产生起就承载着对城市弱者提供社会支持的使命。单位体制的改变等因素使得部分社会管理职能转移到社区，其中包括对社区内社会弱者的救助与服务。社区社会组织对城市弱者提供社会支持的作用越来越大，社区社会组织在帮助社区下岗人员再就业、救助社区残疾人、服务社区老年人、促进公益事业发展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协同政府管理社区“社会弱者”事务及动员公众参与“社会弱者”的支持工作中做了积极探索。     

社区公共安全治理的公民参与——基于社会资本的视域

公民参与社区公共安全治理体现了社会职能的自主特性,同时也为相应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合理性根据和合法性基础.从实际效果来讲,社会资本对于这种参与具有基础动力的作用,而当前的问题主要在于社会资本的存量不足以及分布不平衡等制约瓶颈.这种情况不仅可能造成“小群体”利益聚集的安全隐患,诱发新的不稳定因素,实际上也直接削弱了公民参与社区公共安全治理的积极性.因此,合理投资和有效使用社会资本,完善社会资本应该具有的公共精神、信任、规范.以及网络等正向职能,成为建构公民参与社区公共安全治理机制的重要途径.     

党组织与社会组织联姻双赢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把社区社会组织作为联结各个社会单元的重要纽带，探索出基层党组织与社会组织“双培双促双发展”的互动双赢“三双姻缘”。     

国家与社会的博弈:传统权威走向现代权威的政治学分析

国家与社会的博弈推动国家政治权威由传统专制型向现代民主型渐进转变;而日趋现代性的法理型权威又进一步推动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加速了传统权威走向现代法理权威的步伐。近代以来,国家政权与市民社会二者的关系一直处于不断调整之中。随着“新保守主义”的抬头,国家与社会的博弈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社会企业与社会治理创新：模式与路径

社会企业着眼于社会问题的解决,通过商业机制弥合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个部门的明显界限,同时注重发展营利和非营利的融合模式,是创新社会治理的有力抓手。在结合环境脉络对社会企业进行概念梳理的基础上,总结出社会企业的本土化表征及其与社会治理的关系,中国的社会企业已初步形成依托传统体制、引进市场机制、投身社会目的及关注社区成员利益等四种社会治理创新模式,从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多元互动的视角出发,在中国发展社会企业应寻求政府支持,鼓励企业与社会组织参与。     

我国社区NGO发展现状与思考: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

"善治"描绘的是国家与公民个体对社会管理水平的良好期待,即实现有效治理。单中心秩序模式的超负荷运作呼唤新的制度设计,善治语境下的社会管理体制更强调多元合作、参与治理。社区NGO在吸纳散居社会个体、搭建国家-社会互动平台的基础上随之成为治理主体一极。多极非均势治理主体的复杂博弈同样引发一系列问题:主体权力边界模糊、自治力量分化、社会网络空间缺失、治理主体单一、信任危机频发,治理模式下的社区NGO困难重重。社会资本理论在摒弃纯粹理性经济范式的基础上突出了对沟通文化的考量,其所倡导的网络、合作、信任等范式也为走出社区治理的博弈困境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考路径。     

结合型与桥接型社区社会资本的共构——一项基于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社会工作介入的行动研究

立足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新设街道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站项目,通过与H县H街道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站工作团队的共同行动,探索如何基于理论工具、采用何种实践模式发展搬迁群众的社区社会资本。研究表明,社会工作介入可藉由社会心理恢复、邻里关系建设发展结合型社区社会资本,以社区参与引导、社区能动性活化发展桥接型社区社会资本。社区社会资本的发展是结合型与桥接型社区社会资本循序渐进、双向互动的增长历程,也是信任关系、关系网络和社区共识3个因素彼此作用、相互依存的累积历程。随着重建搬迁群众彼此的信任关系、重构在社区中的关系网络、重塑互惠共享的社区共识,发展其社区社会资本,形成“人社配适”的新社区共同体,最终在搬迁群众生活品质的提升中使他们逐步融入安置社区,并且在整体社区福祉的增进中使得新环境更适合他们生活,真正实现“从搬得出到稳得住”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后续工作目标。     

政治营造与社会自主:基层社会组织公共性的生长机制——以H市H工作室为例

社会组织公共性是指社会组织在维护组织成员利益、参与公共治理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善的行为与理念。通过对H市H工作室公共性的生长历程考察,梳理出当下中国基层社会组织公共性生长的两种机制——政治营造与社会自主。在社会组织的萌发、生长及成熟各阶段,政治权力分别以“父爱主义者”、“强制者”以及“扶持者”等多个面孔及多重治理逻辑来推动社会组织公共性的生产。而社会组织则会采取依附、合作和博弈等多重自主性的行动策略来拓展其自身的公共性。然而,政治营造与社会自主相互耦合催生出的社会组织公共性也有其不足的一面,如社会组织公共性的不完整性、两重性、有限性以及社会组织发展的内卷化带来的公共性再生产的困境。     

公共空间对农民社会资本的影响 ———以江西省黄溪村为例

农村社区中存在多种公共空间类型,公共空间为农民社会资本的建构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因此公共空间促使了“后致”社会资本的产生与维持,这些社会资本为农民的生计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传统农村社区内“先赋”关系的功能。同时,作者分析得出不同类型的公共空间对农民社会资本的影响不同,其中组织型公共空间对农民社会资本的影响最为显著,这主要与农民在公共空间中的互动方式、互动对象、互动时间及频率有关。     

社区参与：从他组织到自组织

“社区”的设置是传统国家控制思想的延续。由政府组织和控制的社区居委会实际上履行着政府直接控制社会的职责,将居民置于被管理者的地位,因而在社区建设中对居民的动员能力严重不足。只有充分重视居民在社区建设中的主体地位,理清政府与社区的关系,逐渐减少政府对社区的直接干预,促进居委会组织由“他组织”向“自组织”转化,才能提高社区居委会的对社区居民的动员能力,并在参与过程中通过居民“自组织参与”的方式提高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新时代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创新

中共十八大以来,社会治理在国家政策话语体系中出现的频次与日俱增。当下,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倾向于以社区治理为出发点与落脚点。然而,在基层治理层面,公众参与仍未达到预期成效,公众认知行为、参与制度设计、政治决策程序等因素导致了参与程度较低、地区差异较大、参与形式单调、参与主动性不高等问题。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的社区提案机制,有机地将动员性参与与自主性参与相结合,实现了组织参与和非组织性参与的协调,极大激发了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意愿,将社区治理结构转变为“我主张,我参与,我推动解决”的长效治理新格局。在社区提案的整个流程中,党建引领与多元共治有机融合,政府主导与基层自治良性互动,增权赋能与协商民主相互提升,使公众的参与水平、参与能力、参与效能得到了切实的提升,为践行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经验。     

公益金参与式预算：一个社区的尝试与突围

长久以来，物质基础薄弱，人财物不足，成为了制约社区建设和发展的一个瓶颈。对于社区来说，“缺钱”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没有钱，社区的很多活动无法开展，社区购买社会服务只能是一句“时髦”的口号。为了解决“社区缺钱”这一难题，各级政府在加大对社区建设投入的同时，还为每个社区设立了一个“公益金”，希望社区能够很好地利用这笔“小钱”，更好地促进社区公益事业的发展，真正为居民服务。可以说，愿望是良好的，但现实中，一些社区的公益金在使用上因为缺乏居民的参与，变得费力而不讨好，还有一些社区的公益金因为没有被合理地使用，导致效率不高，违背了政府设立的初衷。     

贫困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变迁及走向

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是社会治理领域的重要议题。在贫困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随着经济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变迁,从“控制—依附”关系向“合作—自主”关系,再向“对称性互惠”关系变迁。本文论述了贫困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发展历程,分析了不同阶段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特点、原因、影响及效果,探讨了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走向。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福利治理研究综述

在家庭小型化的背景下,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福利治理是国家、市场和社会的福利治理博弈与考量的必然结果,也是作为减轻国家福利、家庭福利供给压力的重要途径。文章追述前沿文献,重点梳理了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福利治理的相关理论基础、面临的困难及其研究前景,并指出新形势下的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福利治理的研究应以福利治理主体间的竞争与合作为立足点,应通过实证研究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福利治理提供中国路径。     

试论“枫桥经验”中基于社会资本的社区非正式社会控制

2018“新时代诸暨市社区居民安全感调查”表明枫桥地区是一个信息全对称的高社会资本存量社会,治安志愿者、治安志 愿者组织等社区非正式社会控制主体在纠纷化解、犯罪预防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并且定量分析结果表明治安志愿者、治安志愿 者组织等非正式控制主体与枫桥社区安全感显著相关。最终发现枫桥地区基于社会资本的社区非正式控制能够取得成功与 我国“官治”与“民治”相结合的传统文化、治理主体注重重塑集体记忆、将非正式社会控制嵌入居民的日常生活、搭建快乐体验 路径来提升非正式控制能力密切相关。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社会参与困境及其对策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社区的数量和规模不断增大,面临的现实利益矛盾和问题也更为多元、复杂,社区治理体系构建成为一项重要现实课题。社会参与是城市社区治理体系构建不可或缺的要素,但在实践中,却存在着社会参与的内生力不足、社会参与的制度平台功能缺失、社区志愿服务处境艰难等诸多现实困境。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社区治理新格局,核心在于“共”,需有效提升社会参与度。为此,要明确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关系,强化社会参与制度和组织构架在城市社区治理体系中的功能,注重共同目标认同和满足居民需求的工作导向,增强社区治理中的信息化运用能力。     

半熟人社会情境下的乡村社区融合困境与重构

半熟人社会具有高流动性、村民间身份分化、异质性凸显等特质.在这种情境下,村民们虽拥有共同的活动空间,人与人之间也是彼此认识的,但互动较少,人际交往倾向于“理性化”,工具性的交往行为占主导,对乡村社区文化的认同度低,参与群体活动的积极性低,同时也产生身份认同的危机,阻碍乡村社区的融合.须重塑乡村社区的公共文化,调动乡村村民参与群体性的活动的主动性,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和归属感,以有效实现乡村社区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