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西政治体制比较的启示

本文在对中西各国政治体制进行比较观察的基础上,指出中西各国政治体制具有多样性的特点,都是一种“历史生成”,都处于“基本适应,问题不少”的状态,中国不能照搬西方政治体制的模式,应理直气壮地坚持和完善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但也要大胆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积极稳妥地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     

韩儒郑霞谷的良知体用观——兼论与王阳明体用观的比较

论及中国与韩国的阳明学,王阳明与郑霞谷俱是创始者,他们奠定中、韩阳明学的理论高度,卓然成家。其中,良知体用观最能彰显中、韩阳明学的理论特色。本文聚焦于韩儒郑霞谷《良知(体用)图》的分析,并借由与王阳明良知体用观的比较,凸显郑霞谷良知体用观的内涵与特色。借此,本文也回应当代韩国学者崔在穆之见,指出郑霞谷所树立的良知体用观,虽植根于朝鲜时代性理学(朱子学)的土壤,但仍能相应于王阳明良知体用一源的特色,进而彰显韩国阳明学体用观的独特性。要言之,郑霞谷的良知体用观之独特,在于借由《良知(体用)图》的三个由内而外的同心圆,将性理学平列二分静态的心统性情之架构,转化为立体动态的良知统性情,显示良知统性情之体用相即。他不仅回应韩国性理学独特的四端七情论辩,也有效针砭中国阳明学的任情纵欲之弊。     

中西当代道德价值观念的比较研究

道德价值观念是一个民族文明的折光反映和思想标记.由于中西文明的差异,历史背景的不同,中西当代道德价值观念的内容及特点各异.二者的异同主要体现在:从道德基点来看,西方立足于个人主义而中国立足于整体主义;从道德类型来看,西方遵循一条"元伦理--规范伦理--德性伦理"路径,而中国走的是一条"德性伦理--制度伦理"路线;从道德价值及评价来看,西方直觉主义、情感主义、自然主义等各流派以及每一派内部存在严重分歧,而中国学者各自研究侧重点的不同,也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出一些差异;从道德旨归来看,中西当代道德应服务于社会和谐,实现人类幸福之鹄的.     

中西政治传统比较三论

中西政治传统存在鲜明的差异,这可以从人性论、国家论、政教关系论三个方面进行阐述。儒家设定的中国人是道德人和政治人,基督教设定的西方人是宗教人;儒家设定的国家是道德教化的共同体,基督教设定的国家只是管理罪恶此岸的有限工具;儒家与政治形成了亲密的合作关系,基督教则与世俗政治保持距离、予以限制和防范。上述三方面集中彰显了中西政治传统的差异。     

毛泽东与邓小平思维方式之比较——兼论当代思维的主流和取向

毛泽东与邓小平思维方式之比较———兼论当代思维的主流和取向李春华关于思维方式的内涵，人们从不同的角度作以不同的规定。笔者认为，从思维方式的作用来看，更重要的它是一种思想方法，它是在一定时代背景下，以实践为基础，与文化传统、知识结构以及习惯密切联系着的...     

说文化与人——兼论鲁迅的青年观

文化与人是当代青年理论兴趣的热点所在。本文从考察鲁迅的青年观入手对此加以探讨。作者认为,人是文化的人,文化是人的文化;文化与人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鲁迅的青年观的价值,正在于它不仅揭示了旧文化对人的奴役,并且还启迪青年在新文化意义上对本身进行再思考。作者通过分析得出如下结论:人的本质是人的自觉和自由的发展;人的价值是以创造为中介的自我发展与杜会发展的辩证统一;让当代青年确立成为自觉的历史创造者,具有深刻的价值意义。     

论亚当·斯密的良心观

作为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大师和伦理学家,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系统阐发了对良心问题的认识。他认为良心的影响和权威是相当大的,一个人之所以会做出某种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良心的影响,而同情心、责任感和道德自律则是良心体现的重要方面,由此表现出便是诸多道德行为的实施,所以对人进行良心教化也就成为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不容忽视的手段。     

当代中国文化形态的性质及其转型——兼论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历史使命

本文认为,当前的文化讨论不应回避对当代中国文化形态性质的剖析。人类文化的发展有两条主线,一是反映社会基本利益关系的“六形态”,一是反映社会基本活动方式的“三形态”,即“传统”自然经济文化、“现代”商品经济文化和“后现代”自由经济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并列”地同处“现代”文化这一历史阶段中。建国后的中国当代文化,从基本利益关系上看是社会主义文化,从基本活动方式上看是一种变态的“传统”型文化。当前中国文化的全面转型,就是实现从“传统”型文化向“现代”型文化的根本质变。这必然导致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某种趋同和世界化。当代中国社会学在这一过程中肩负重大的历史使命。     

论权威——兼论M.韦伯的"权威三类型说"

权威概念中,根本的要素是"合法性"(legitimacy)."无论权威被如何定义,但几乎所有的人都以某种方式将它同合法性联系在一起.权威据说是预期和博得服从的权利".(A.福克斯)因此,帕森斯将权威界说为一种"包括在社会系统中控制他人行为的合法化了的权利(和或义务)"在内的优越性.(帕森斯)合法性不必延伸到整体关系,但必须延伸到它的某些方面,无论这些方面是     

自然与天道:中西法律的形而上之别——兼论中西人治和法治思想的缘起

天道与自然是中西方法律的形而上基础,它们都起源于人们对世界万物本原的形而上思考。人们普遍认为顺应于天道或自然,人们就会拥有正确的行为方式,社会和人生就会拥有正确的发展方向。但是,中西方在认识自然和天道的时候,却产生了不同的方法,古希腊人的认识路径是以语言为桥梁,经历了从质料到形式、从感性到理性的发展路径,而中国古代始终不以语言为认识终极秩序的载体,从天命到天道,在认识万物终极规律的时候,始终站在天人合一的立场,强调对道的自证自悟,而非知识化形态的表达。而这种分歧带来了中西人治和法治思想的缘起。     

王阳明的良知天道同构论

单纯从善恶的准则和好善恶恶的能力的角度,不足以揭示出王阳明所说良知的完整内涵,因为这只是注意到了良知的功能职责,而未注意到其运作方式。而无论功能职责,还是运作方式,阳明都是在良知与天道具有同构关系的框架中来谈论的。这一同构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万物先行地内在于良知之中,就像万物内在于天道之中一样,妥善安顿万物构成了良知的根本功能、固有职责;另一方面,万物虽然内在于良知,但又不构成对良知作用的阻碍,一如不构成对天道的阻碍一样,良知本可自然应对不同事务而不必刻意、执着。透过良知与天道的同构关系,我们不仅可以对良知有更全面和深入的理解,而且可以明白阳明对私欲产生的根源的理解,即私欲主要根源于人对生与作为的习染,以至于使生与死、作与息等原本平衡的因素失衡。     

当代西方学界对中西比较哲学方法论的研究及反思

当代西方学界对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是一种显学,而对于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方法论探讨则是这一比较研究的基础。以安乐哲为代表的一种观点认为,中西哲学具有不同的哲学和文化背景,比较哲学的任务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寻找彼此之间互相补益的方法。而以牟博为代表的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中西哲学之间可以在承认各自文化背景差异的情况下,概括归纳出一个共同的哲学问题,中西哲学对这一共同问题可以有各自的解决方案和途径;通过综合、调整这些不同的解决方案和途径,取长补短,可以形成一种对于这一共同问题的确定答案。本文通过荀子与亚里士多德比较哲学的案例分析,认为在中西比较哲学中可能需要同时采纳上述两种观点。这就是,在承认中西哲学之间存在文化背景差异的前提下,寻找到二者所关心的共同问题,进而探讨二者所采取的研究策略之间能否找到"互相治疗"的切入点。     

论中西古代建筑风格差异之原因——兼与刘天华同志商榷

本文认为,所谓建筑风格,包含材料、结构、外形、布局、装饰等内容,它们的综合就是技术和艺术。沿着这两条脉胳,文章分析了中西建筑风格差异的原因,认为从商至汉代,在传统美学观念指导下,我国古代木构建筑作了宏观和微观的全方位的多种形式美的开拓性探求;建筑实用功能不断扩充的需要,推动了建筑艺术的发展。作者井就此与刘天华一文所持的观点进行了商榷。     

女性描写:继承与批判的双刃剑——兼论中西作家的女性审美观

“文学是人学”,这个已经成为文学经典理论中著名的命题,在人体文化的层面上去理解它,更显示出它巨大的准确性和涵盖性。因为作为以人为主要对象的文学创作,无非是展示人的精神世界即灵的层次和人的外在表现即肉的层次。这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但又彼此区别,有时又互相矛盾的辩证统一关系,如何令人信服又让人感动地揭示出二者矛盾而统一的关系,是文学作品中人体描写其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而成功的人体描写(尤其是女体)又往往在其中深深蕴含着这一民族的文化情结和与此情结紧密相关的人体审美观。     

论哲学的作用--兼论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塑造

创造有世界意义的哲学是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必要条件。哲学为人类提供生存的意义;哲学的文化传统影响科学的发展;哲学是推进社会平等的力量。当代中国从事着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实践,也应该创造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哲学。     

张东荪中西之别思想初探--兼与张君劢比较

张东荪将中西文化之别归结为本体与本末的区别,在此基础上,张东荪从语言、逻辑、自然科学三个方面详细地探讨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区别.在中西文化之别问题上,张东荪与张君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二者都希望通过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来振兴中国文化.     

良知与良觉，性觉与心觉——兼论王阳明思想的儒佛之辨

王阳明的良知论乃是作为一种“觉学”而存在的,并不是知即为觉,而是良知实乃一种良觉,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觉,因为只有道德理性潜藏其中的良觉,才是良知。本文认定佛教本土化之“佛性本觉”就潜在地浸渍到阳明的思想深层,从而终成“理—知—心—觉—性”的基本思想架构。从佛教的影响来看,这种良觉就是由“性觉”而来;从儒家的传承观之,这种良觉本自“心觉”而发。实际上,作为人类“情理结构”的良知,本然具有“知—情—意”全整结构,也就是既包含理性化的观念和意志,也包孕感性化的情感。良知乃是理性内在积淀的结果,但却呈现为道德直觉的外化形式。王阳明意义上的“结圣胎”,就是这种理性凝聚的规程及其结果。     

“歌舞娱神”说辨——兼论原始艺术的功用

本文对古今中外绝大多数艺术史家、民俗学家都同意的一个观点——“歌舞娱神”说提出了异议,指出:一,古代先民并非从一开始就认识到“歌舞”的审美价值,因而也就不可能一开始就从审美的价值观出发,选择歌舞用于祭祀。二,“歌舞娱神”就是把“歌舞”后起的审美特性作为“先天原因”去推演古代的祭祀活动。三,许多艺术史家在论证歌舞和祭祀的因果关系上造成了混乱。四,本文笔者认为,歌舞在古代是一种表情达意的“最高手段”。先民们选用歌舞祭祀,目的不在于“娱神”,而在于向神表达自己深切的情感和意愿。歌舞祭祀完全不是从歌舞的“审美价值观”所作的考虑,而是从歌舞的“实用目的性”所作的选择。     

中西服饰文化的比较分析

中国的传统服饰以繁冗、宽博为主要特征。可以说中国服装文化属于一元化范畴 ,具有整一性与大同观念 ,使得着装者注重群体意识而不强调个性效应。旗袍是中国女性着装文化的典型标志。服饰在西方被看作是人体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服装造型上强调三维空间效果 ,故有“软雕塑”之称 ,在结构处理上以立体裁剪为本 ,讲究服装的外在轮廓线 ,突出人体的曲线美。西方服饰文化属于多元化的范畴 ,其中最显著的特点是突出个性 ,显示个性 ,这些表现是服装的物质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综合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