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西安事变的历史下限

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发动西安事迹的愿望、“放蒋”后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以及蒋介石处理西北诸问题的政策三方面的史实证明;西安事变的历史下限应划在1937年2月9日,而非1936年12月25日的“送蒋返宁”。     

浅谈张学良送蒋回宁的原因

史学界对爱国将领张学良发动了西安事变,后又亲自送蒋回宁的原因众说纷纭。本文主要以史料阐述张学良送蒋回宁的内在原因在于他有着拥蒋抗日的一贯主张．由此决定了他发动西安事变和亲自这符回宁的行为;阐述张学良送蒋回宁的外部原因在于国内各种政治势力和国际上的各种舆论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浅谈张学良亲自送蒋回南京

1936年12月12日，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东北军和西北军在陕北“围剿”红军接连受挫的形势下，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及其南京方面的一批军政要员，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西安事变”。事后的十三天，即12月25日，在蒋介石以“领袖人格”保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下，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到了南京，从而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对于张学良亲自送蒋到南京去的这一举动，当时的东北军、西北军的一些高级将领，以及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博古等同志，是不赞同的，同时也是难以理解的。他们都曾说服过张学良不要亲自…     

从分歧到一致--中共高层领导解决西安事变意见透视

西安事变爆发后 ,中共中央高层怎样处理这件大事变 ,开始意见是不一致的 ,主要是审蒋、杀蒋与争取南京正统两种意见。随着事变的发展、演进 ,中共高层意见最终趋于一致 ,大家一致主张释蒋 ,这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独立作出各项决策是及时恰当的 ,从而实现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目标 ,为全民族的团结抗战打开了通道。     

西安事变期间何应钦“武力讨伐”策略简析

西安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内部围绕解决事变分为武力讨伐与和平解决两派。史学界对其中何应钦的“武力讨伐”策略已有了一定的研究。文章就何氏这一策略的背景，其所采取的相应措施及目的等方面提出一些浅陋的看法。     

张闻天与西安事变中的“二·二事件”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背信弃义,扣押了送他回宁的张学良。正当西安的“三位一体”积极寻求解救张学良的方案时,东北军内出现了武力解救与和平解救的岐见。１９３７年２月２日,主战派头头枪杀了主和派将领王以哲等４人,史称西安事变中的“二·二事件”。本文通过对张闻天在“二·二事件”发生前后的言行考察和研究,揭示了这一事件的性质、真相及经验教训     

转折点

1936.12.12西安事变:扭转时局这一天,国民党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迫使他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史称"西安事变",也叫"双十二事变"。当时的国内情况是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蒋介石坚持不抵抗政策,继续进行内战。张学良曾到临潼华清池向蒋"苦谏",请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拒绝。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战议和、联共抗日、释放政治犯等条件,25日获释,由张学良陪返南京。蒋介石飞回南京后,立即把张学良拘禁起来。     

博弈论视角下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博弈论作为分析利益冲突与妥协的工具,它为正确客观地理解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提供了理论视角。张学良、杨虎城基于理性分析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国内外形势而发动了西安事变。面对由事变引起的军事危机和政治危机,张、杨和中国共产党一道,在理性决策下,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件、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挫亲日派等派别的阴谋,成功化解危机,与蒋介石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爱国协议。在理性和有限理性的相互妥协下,蒋以"人格"保证履行协议;张学良在未得到中共和杨虎城的同意时,亲送蒋返回南京,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     

略谈张学良从拥蒋“剿共”到联共抗日的转变

<正> 张学良在中国现代史上,以主张联共抗日发动西安事变而名震中外。但是,张学良原是奉系军阀领导集团的重要骨干,后又依附于蒋介石,成为南京国民党政府的重要成员,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一直是拥蒋“剿共”的。1935年底以后,他的思想开始发生了变化,由拥蒋“剿共”转变为联共抗日。本文就他的这一转变原因,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 1928年6月,张学良开始主政东北,12月,东北“易帜”,这是他走上拥蒋道路的第一步。1930年,国民党新军阀发动了中原大战,蒋介石和反蒋各派都极力拉拢张学     

认识论视域中“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的内在关系探微

“三个有利于”是邓小平理论的根本,分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的关系。本文从认识论视角探析了二者的关系：从认识过程看,“三个代表”是对“三个有利于”的充分肯定;从认识要求看,“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是逻辑的历史的统一;从认识目的看,“三个代表”是对“三个有利于”的理论深化。     

蒋介石与中东路事件的发动

中东路事件是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后涉外事件中的一例。蒋介石在大力推行＂革命外交＂之机,对张学良发动中东路事件持支持赞同态度。其目的是多方面的：既可借列强势力收回中东铁路,又可迎合列强反苏的需要;既可控制和削弱张学良,又可增加其与冯对抗取胜的实力。     

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张学良的心路历程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张学良做了三件大事:东北易帜、"九一八"事变不抵抗和发动西安事变.期间八年,张学良面对日本对中国的觊觎逐步升级,其心路历程经历了一个从不合作、不抵抗到坚决抵抗的变化过程,而在这一历程中张学良的息内争、御外侮的基本思想一直没有变.     

试探“九一八”事变不抵抗的原因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并不是蒋介石下令不抵抗,而是张学良下的命令,从而导致沈阳失守,东北沦陷.由于张学良对日本的看法与蒋介石观点基本一致,两人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理,也就十分的相似.所以,张学良和蒋介石对东北沦陷都应负责.     

中东路事件新探

对于中东路事件起因与肇衅者问题,史书记载有着不同的说法。其实,中东路事件乃当时蒋介石政权为摆脱内外困境,唆使东北地方实力派张学良武力收回中东路权而导致的边境战火。由于中方对苏方可能的反应和实力严重估计不足,在苏方的军事打击下连连败北,外交上也陷入困境,最后被迫与苏签订城下之盟,造成了恶劣影响。     

杨虎城与西安事变善后中的战和问题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一到南京即扣押了张学良,同时对西安进行政治分化与军事威胁,企图用武力实现“陕甘军事善后办法”,西北形势迅速恶化。对南京方面,究竟是“战”还是“和”?西安方面内部分歧较大。身为西北地区最高负责人的杨虎城,由于自身实力较小和受中共态度的影响,时而主战,时而主和,总体上是主战大于主和。杨虎城的主战主张对于争取张学良回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这和抗日大局相比,又是微不足道的。对此,“千古功臣”杨虎城是有所认识的,只不过不愿放弃昔日的好友。     

一二八事变蒋介石的对日战略

一二八事变蒋介石实施了积极抵抗、预备交涉的战略方针,采取了有效的战略措施,如京沪防卫与军政部署;迁都洛阳;划分战区;调兵增援;加强沿海防御;构筑第二道防线;制定第二期抵抗作战方案,最终实现了其部分战略目的——在不签订割地条约的前提下与日本达成停战协定。该战略的制约因素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总起来说,蒋介石的对日战略部分是有效的,但也存在着消极成分,表现在该战略受制于“攘外必先安内”的政治目标,只进行了有限度的抵抗。并且《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中国不得在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驻军,令中国主权受到了侵犯,未能实现蒋介石的另一部分战略目标——在不签订丧权条约的前提下与日本达成停战协定。      

“九·一八”事变前兴安区屯垦始末——兼论蒙旗地区之农业开发

20世纪20年代末期,为应对愈演愈烈的东北边疆危机,执掌全国政权不久的南京国民政府继清政府、民国北洋政府之后,继续大力推行东北移民实边政策,“裁兵救国、寓兵于农”成为移民政策实施的一种重要方式。作为当时东北主政者的张学良积极响应这一政策,并具体实施了兴安区屯垦计划。尽管由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导致兴安区屯垦被迫中止,但是该屯垦计划的实施,依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并对当时东北蒙旗地区的农业开发起到了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