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演变趋势及其虚拟耕地资源流量估算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开展互利共赢的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农业合作,特别是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粮食出口国经贸关系,对中国更好地充实耕地资源占有量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实施有重要现实意义。以稻米、小麦、玉米和大豆为例,分析了1995—2016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演变趋势,并估算了双方粮食贸易的虚拟耕地资源流量。结果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量持续波动变化,2008年以来中国一直处于净进口地位且净进口量不断增长,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增速更快且中国主要出口稻米、主要进口稻米和玉米;“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后的2008—2012年和2013—2016年,中国通过粮食贸易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别累计净进口虚拟耕地83.60万公顷和403.53万公顷,其中通过稻米贸易分别累计净进口虚拟耕地73.84万公顷和239.74万公顷。     

自贸协定对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福利影响的实证研究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到“一带一路”的合作与建设中来,而自由贸易协定可以促进国家间的贸易合作,消除或减少贸易壁垒,促进国家社会居民福利。为了定量化测算自由贸易协定给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带来的贸易和福利影响,采用基于李嘉图比较优势、Eaton Kortum国际贸易模型和部门间投入产出表的Caliendo Parro模型,构建了包括43国家40个部门的国际贸易模型,利用模型中的福利计算公式,计算了中国在2005～2011年期间签订的自贸协定的福利和进出口效应,模拟计算了关税为零后给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带来的福利变化和进出口贸易效应。测算表明:关税为零后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欧盟国家的福利,“一带一路”沿线29国平均增加0.86%、欧盟17国增加达0.72%;促进了中国进出口的增长,如中国对韩国出口增长幅度达128.00%、中国从斯洛伐克的进口增长达140.20%。测算还表明,对于已经和中国签订并执行自贸协定的国家,关税进一步降为零后它们的福利增加和进出口影响不大,如秘鲁福利增加0.06%、智利福利增加0.03%;进出口方面,中国从新西兰的进口将增加24.00%,中国对秘鲁的出口将增加53.8%。测算结果表明:中国应该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贸易自由化,与更多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自贸协定,利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自贸区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并探索对现代新型自由贸易协定的规则制定和监管措施。     

中国的OFDI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

通过2004—2017年的国际面板数据,运用带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算GML指数,用其衡量“一带一路”沿线31个国家的绿色发展水平,考察中国OFDI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检验“一带一路”国家是否成为中国的OFDI的“污染避难所”。结果表明:中国的OFDI显著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水平,通过工具变量处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仍然成立,验证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并非是中国的OFDI“污染避难所”;分样本估计结果发现,中国的OFDI对亚洲国家的绿色全要素增长效应大于欧洲国家;通过引入基础设施水平和能源利用水平两个变量,发现基础设施水平和能源利用水平在中国的OFDI改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水平中起着显著的中介效应,说明中国的OFDI可以改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水平和能源利用水平,促进其绿色发展。     

“一带一路”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测度与评价

系统构建投资便利化测评体系,采用《全球竞争力报告》的相关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对2010-2015年包括“一带一路”沿线50个国家的世界140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便利化水平进行了测评比较。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投资便利化水平受金融服务的影响最大,基础设施和宏观经济状况受制度环境的影响最小;“一带一路”沿线多数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较低,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之间、各地区之间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差异明显,非平衡性特征突出,总体上都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未来“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应加强政策沟通,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健全金融服务体制,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社会风险——基于BP神经网络的实证分析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区域合作正在不断深化，对沿线国家的投资力度也在不断增强。但中国在政治制度、社会发展、文化传承上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并不相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别间社会风险敞口也不同。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中的机器学习方法，构建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社会风险的BP神经网络，相对准确地测度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社会风险水平。通过对数据相对完整的50个沿线国家2010—2017年的风险数据进行评估后发现：在进行测度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大部分国家的社会风险属于偏高风险等级，占比为46.0%；仅有东欧地区部分国家以及东亚、东南亚及大洋洲区域内的少数国家的社会风险属于低风险等级；即使处于同一地理区域内的国家的社会风险等级也呈现出明显的国别差异。     

东道国制度环境、金融开放水平与中国OFDI--基于“一带一路”沿线59个国家的数据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作为我国参与这一过程的重要方式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实现产生重大影响。本文选取2003年至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利用动态面板(SYS-GMM)方法研究沿线国家的制度因素、金融开放水平以及二者共同作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制度因素总体上促进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但在不同分组中会产生不同效果;金融开放水平则促进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制度因素与金融开放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尤其在非亚洲国家分组中该效应较为明显。该结果说明中国对沿线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前需要对其制度环境和金融发展水平进行全面评估。除此之外,为了提升中国对外投资水平需要加快双边投资协定签署工作,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在沿线国家的深化。     

“一带一路”,这些商机你知道吗

基建、油气、金融 4月下旬,随着一季度中国宏观经济数据陆续浮出水面,“一带一路”的“成绩单”也新鲜出炉.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介绍,对外贸易方面,一季度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额达到2360亿美元(1美元约合6.12元人民币),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26％.中国对沿线国家出口1445亿美元,增长10％,占中国出口总额的28％,大幅领先于整体出口增速;自沿线国家进口915亿美元,占中国进口总额的23.4％.     

共生理论视域下“一带一路”能源命运共同体构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高度一致的能源共生关系,共生理论对于构建“一带一路”能源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在共生理论视域下,“一带一路”能源命运共同体当前面临重大挑战：美国是构建“一带一路”能源命运共同体的最大外部阻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地缘政治博弈是其首要内部阻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和法律制度相对滞后是制约其发展的基本因素。现在,调整中美非对称互惠共生关系、打造合作共赢的共生环境,提高能源地缘政治博弈风险应对能力、创建多元互助的共生模式,加强基础设施和法律制度完善力度、建立协调联动的共生单元,成为中国积极推动“一带一路”能源命运共同体构建、保障能源合作安全、应对能源合作挑战的必然要求。     

“一带一路”背景下绿色物流与环境及经济增长的关系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基础设施建设一直是我国建设的优先领域。以2007—2018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GMM方法分析绿色物流与环境、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化石燃料是物流运作活动的核心,而使用越多的化石燃料,越不利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物流与化石燃料能耗、人均碳排放量呈负相关。同时,绿色物流也可以为这些国家带来更多的出口机会,提高人均国民收入。发展绿色物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环境、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商品信息五则

(一)世界粮食生产形势严峻。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1993年—1994年度世界粮食产销比1992年—1993年分别下降了4.5%和7.5%,而到2010年世界粮食产量年平均增长率估计也将从过去20年的2.3%下降到1.8%。报告指出,1993—1994年度世界粮食总产量将从1992—1993度的19.64亿吨下降到18.79亿吨。其中,以玉米为主的租粮,从8.71亿吨减产到7.91亿吨。减幅达9.2%。稻谷产量也从5.26亿吨下降到5.2亿吨,减幅达1.1%。小麦则从5.66亿吨上升为5.67亿吨,增产100万吨。(二)我国香油等土特产品在韩国受欢迎。去年以来,我国精装香油、豆     

“一带一路”背景下留学生金融市场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越来越多沿线国家学生选择来华留学。“十三五”时期，上海教育将对外开放的奋斗目标设定为“到2020年建成国际教育交流中心城市和最受欢迎留学目的地城市之一”。为适应来华留学生生源结构的变化以及“一带一路”战略的需求，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生来华留学的现状进行分析，以金融市场课程为例探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生来华学习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得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生金融市场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路及实践。     

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的 规模测算及影响机制研究

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的产业转移是实现我国与沿线国家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重要途径。结果表明,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呈现规模大、差异大和种类多等特点;中国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数量、基础设施、技术水平、政局稳定性等对中国的产业转移具有显著的正影响,而地理距离和资源禀赋对产业转移的影响显著为负。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产业转移,一方面要提升中国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以及加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另一方面要科学识别与防范产业转移过程中的政治风险和“资源诅咒”风险。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孔子学院发展现状、问题与改革路径

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共有52个国家设立了138所孔子学院，既有“一对一”合作模式，也有“一对多”合作模式。“一带一路”倡议为孔子学院的发展带来了新机遇，有助于推动孔子学院规模的进一步壮大，可以为孔子学院的发展注入新活力，有助于孔子学院的特色化发展。但同时，孔子学院也面临着数量分布不均匀、合作机构和承办机构均较单一，运行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基于此，未来孔子学院应科学定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孔子学院发展思路，丰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孔子学院发展模式，完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孔子学院的运行模式。     

“一带一路”倡议导致沿线国家落入债务陷阱了吗？

[提要]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其中,“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影响力日益显现。但是国际上以“债务陷阱论”为代表的负面评论也伴随而生。针对这一质疑,本文将“一带一路”倡议视作一项准自然实验,根据数据完整可得性和地理标准,在沿线64个国家中选择42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归入处理组,65个非沿线国家归入控制组,采用双重差分模型（DID）验证“债务陷阱论”是否成立。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在使中国对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投资规模显著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导致沿线国家的债务水平显著上升,反而具有一定的降债效应。因此,“债务陷阱论”的核心观点并不成立。     

“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以2009—2019年809家中国A股上市公司在“一带一路”沿线42个国家投资的“企业—年份—区位”样本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探究沿线数字经济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从整体上看，“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民营企业、拥有海外业务的企业和数字经济关联行业的企业更倾向选择对“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进行投资。在作用机制上，“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或显著降低企业融资约束，从而正向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因此，应支持更多数字经济领域的科技企业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去”开展商业合作，积极构建“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生态。     

“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出版物出口的影响——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分析

发展出版贸易是中国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为了探讨“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有助于中国出版业在政策和资金的扶持下实现对外贸易的新发展，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出版物出口贸易的促进效应和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从经济发展水平、是否为六大经济走廊沿线国家和文化距离三个方面，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不同国家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出版物出口贸易整体处于成长阶段，“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了中国的出版物出口贸易发展，且该正向效应存在时间上的滞后性；“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优化沿线国家科技发展水平和提高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出版物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异质性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对中低等收入国家、六大经济走廊沿线国家的出版物出口贸易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文化背景相似国家的贸易的促进效应最明显。     

“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债务问题影响的实证研究

自2013年至今,“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其中,携手共建互利共赢的全球经济体系。但仍有个别国家为了维护其自身地位和利益,肆意炒作中国借此推行“债务陷阱”,阻碍了倡议的顺利发展。因此,通过选取“一带一路”部分沿线国家的GDP、货物和服务出口以及外债总额存量等重要指标进行分析,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债务情况做一个整体研究,对比考察其负债率、债务率及其增长率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后的变化,并建立计量模型,检验“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外债总额存量以及负债率的具体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显著增加了沿线国家的外债存量,加重了部分国家的债务负担,部分沿线国家也存在债务问题,但倡议对沿线国家的负债率及其增长率影响都显著为负,减轻了其债务风险,中国并不是造成其债务问题的主要原因,也没有使其陷入“债务陷阱”,关于“债务陷阱论”的指责是缺乏事实依据的。     

数字经济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响研究

为探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等问题,利用2010—2019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关数据、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产品出口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多指标面板因子分析法测算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借助拓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至沿线国家的影响,并通过异质性分析研究影响的差异性。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各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文化产品的出口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至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存在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不同种类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程度具有差异,对书籍和报刊类产品的出口影响最为显著。研究表明,应持续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提高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全方位合作与文化交流;深化数字文化产业融合,改善文化产品贸易现状,实现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潜力、风险与对策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推动中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着力点,利用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心(ITC)开发的出口潜力地图数据库,研究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潜力规模和结构。研究认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出口潜力巨大,但是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国家和产品结构分布不均衡特征,其中中国对东南亚国家出口潜力最大,出口潜力排名前列国家具有相对集中特征,电子和电气设备是最具出口潜力的产品。研究还认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面临着地缘政治、汇率、经营合规、物流和法律等诸多风险,各级政府、贸易促进机构和外贸企业需要在国家和产品层面,精准识别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机遇,有效落实出口促进策略,发挥自身竞争优势,积极防范出口风险,维护出口利益。     

“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研究

采用政策评估的有效方法——双重差分法,评析“一带一路”倡议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效应。实证结果发现,“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显著提升了沿线各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进一步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地理区位上,“一带一路”倡议对提升“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更为有效。从沿线国家发展水平来看,“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升了发展中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而对发达国家则不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从国际投资意向来看,实现双边投资协定签署及制度合作将有助于沿线各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升级。实证拓展研究使文末的政策建议更具针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