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投入产出分析的中国对外贸易中隐含碳排放变化研究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加快,国际贸易已成为导致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迅速,但由于巨大的贸易顺差而替进口国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导致碳泄漏的发生。本文基于投入产出模型,对2002年和2007年中国对外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问题进行研究,分别核算国家及部门层面的贸易隐含碳排放情况,分析进出口排放较多的重点部门,探讨由对外贸易引起的碳排放责任的归属,最后为得到更加合理的减排方案及相关政策提供参考意见。     

中国区域间碳排放转移:EEBT与MRIO方法的比较

区域间碳排放转移的测算是近年来经济-环境核算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基于单区域投入产出模型的双边贸易隐含排放(EEBT)方法和多区域投入产出(MRIO)模型是区域间碳排放转移测算的两种主流方法.从理论上对这两种方法进行比较,总结它们的差异和优劣势,并分别应用两种方法测算了中国省际间的碳排放转移,比较了两种方法下的结果,并分析了相关政策含义.结果显示:采用MRIO模型计算的各地区各种产品或服务的碳排放乘数明显高于采用EEBT方法时其对应的碳排放乘数.     

中国与拉美国家农产品贸易波动成因分析

基于UN COMTRADE数据库中的农产品贸易数据,利用CMS模型,分析了需求因素、结构因素和竞争因素对1992—2015年中国与拉美国家双向农产品贸易波动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农产品出口方面,拉美国家进口需求变化是影响中国农产品出口的最主要因素,中国出口竞争力的显著提升,也带动了中国对拉美国家的农产品出口,而出口产品结构不合理则不利于出口增加;拉美国家农产品出口方面,拉美国家农产品出口波动主要取决于中国进口需求变动,近年来,拉美国家农产品整体出口竞争力不足,更多依靠特定农产品的竞争优势带动出口增长,而出口产品结构对出口的影响相对较小,而且多表现为对出口增长的负面作用。     

中国内资和外资企业隐含碳排放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OECD-AMNE数据的MRIO-SDA分解

【目的/意义】“双碳”目标下准确测算我国内资和外资企业的碳排放及其驱动因素,有助于合理界定我国的碳排放责任和实现外资与环境的共赢发展。【设计/方法】基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的跨国企业活动数据库,运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及结构分解法对中国内资与外资企业碳排放进行了测算和分解。【结论/发现】研究期间我国10%～15%碳排放来源于外资企业,生产责任原则高估了中国的碳排放责任;外资进入对我国内资企业碳排放的拉动效应不显著;高碳行业煤炭消耗碳排系数下降显著抑制了内外资企业碳排放的增加;国内内资最终品需求和外资最终品出口显著促进了内外资企业碳排放的上升。总之,清晰界定我国的碳排放责任,促进内资与外资企业碳减排合作和降低煤炭为主的化石能源消耗是实现“双碳”目标的有效途径。     

增加值贸易视角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贸易隐含碳排放对比分析

利用Eora多区域投入产出数据库,在增加值贸易核算框架下测算全球189个国家(地区)之间的贸易隐含碳进出口情况,重点讨论发展中国家(地区)和发达国家(地区)增加值贸易隐含碳排放的流动趋势与行业特征.研究发现:1)发达国家(地区)是全球主要的增加值贸易隐含碳净进口地,而发展中国家(地区)则是主要的增加值贸易隐含碳净出口地,2000—2015年发展中国家(地区)增加值贸易隐含碳净出口量不断增长,2015年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增加值贸易隐含碳净出口量占全球增加值贸易隐含碳净出口总量的95％左右.2)中国、印度、俄罗斯、南非、阿尔及利亚、哈萨克斯坦等发展中国家(地区)对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新加坡、法国等发达国家(地区)的隐含碳净出口比重在50％至90％以上.3)从行业上看,发展中国家(地区)对发达国家(地区)的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增加值贸易隐含碳净出口均主要集中于电、煤气和水,石油、化工和非金属矿物产品,运输业,采矿和采石,电气机械等行业,主要行业的中间产品增加值贸易隐含碳净流动多数高于最终产品.发展中国家(地区)替发达国家(地区)承担着全球主要的碳排放生产者责任,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隐含碳流出国,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低碳发展刻不容缓.     

考虑碳排放的中美农产品贸易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引力模型的验证

本文运用引力模型研究了中国和美国1994—2008年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因素。鉴于近年来对贸易与碳排放的密切关注,文章在引力模型的基础上考虑了碳排放对中美农产品贸易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对美国农产品的出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的市场需求能力;碳排放在中美农产品出口中都表现出正效应;中国出口美国的农产品对能源的依赖程度要远远高于美国出口中国的农产品对能源的依赖程度;经济规模和资源禀赋的差异成为中美农产品贸易逆差的重要因素。     

基于隐含碳测算的我国进出口贸易结构优化研究

采用环境投入产出模型,测算了2002、2005和2007年我国进出口隐含碳排放量并对相应的贸易结构进行了优化分析。我国是国际贸易中的碳污染转入国,且隐含碳排放主要集中在机械设备和金属产品制造业等少数几个高隐含碳排放产业,而这样的贸易结构不利于降低碳排放。为改善现有的贸易结构,给出以下建议:鼓励发展碳污染转出产业以及因贸易而存在少量碳污染转入但顺差额较高产业的贸易;限制因贸易而导致大量碳污染转入且顺差额较低甚至是逆差产业的贸易。     

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兼议数字乡村发展的门槛效应

基于1999—201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普通面板模型、空间面板模型与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了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与数字乡村发展门槛效应。研究发现：（1）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并且相较于东部地区、粮食主产区以及贸易顺差区间,这种抑制作用在中西部地区、非粮食主产区以及贸易逆差区间更为显著; （2）在三种空间权重矩阵设定下,农产品贸易对本地区和“毗邻地区”农业碳排放均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且相较于农产品出口贸易,农产品进口贸易抑制农业碳排放的空间溢出效应更为显著;（3）农产品贸易影响农业碳排放的过程中存在数字乡村发展双重门槛,即随着跨越数字乡村发展两道“门槛”,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呈现出边际递增的特征。由此,提出推动农产品贸易深度开放、构建农产品贸易交流协调机制以及增强数字乡村建设力度等政策建议。     

生态环境逆差与绿色贸易转型:基于隐含碳与隐含能估算

本文利用投入产出法,分别估算了1997、2000、2002、2005、2007年我国对外贸易中的隐含碳和隐含能情况。从结果中可知,我国是典型的隐含碳和隐含能净出口国,显示出我国随着贸易顺差的增大,生态环境逆差现象愈发严重。本文基于生态环境逆差分析,指出我国现行贸易结构中所存在的问题,提出我国绿色贸易转型的紧迫性以及实现贸易转型所需的绿色贸易政策。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中国出口隐含碳排放研究

在碳中和目标下,实现经济增长与节能减排的双赢至关重要。本文利用2000—2014年中国47个行业的数据探究全球价值链升级对中国出口隐含碳排放的影响,并进行异质性分析及规模、技术和结构效应的调节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升级能够显著降低出口隐含碳排放。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高有助于减少出口隐含碳排放。相比后向参与度,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提高对出口隐含碳排放的促进作用更弱。上述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及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相比服务业和非污染密集型行业,制造业和污染密集型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活动对出口隐含碳排放的促进作用更强,但全球价值链升级能够更加明显地抑制其出口隐含碳排放,对冲参与全球价值链促进碳排放的消极影响。此外,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会显著增加出口隐含碳排放,但不会明显抑制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减排作用。技术进步对出口隐含碳排放的作用不仅体现在降低碳排放的直接影响,而且能够产生放大全球价值链升级减排作用的调节机制。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促进全球价值链升级、加快实现减排目标提供经验证据。     

中国与巴基斯坦农产品 贸易关系测度及提升对策

农产品贸易已成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 和中巴农业合作的重点内容之一。采用三种指数对中巴农产品贸易关系进行测度,研究结果显示：中巴农产品贸易依赖度不对等;中巴农产品贸易的竞争性在2010年以来出现了不断增长的趋势;中巴农产品贸易互补性较强的产品主要集中在植物产品、生皮及皮革、棉花等少数品类上;两国贸易符合比较优势原则且农产品贸易结构出现多元化趋势。随着“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深入推进,中巴双边农产品贸易潜力仍有很大的扩展空间。未来贸易潜力的提升途径有：优化中巴农产品贸易结构,增加具有互补性优势的产品贸易;积极推进中巴自贸协定谈判,提升两国农产品贸易的便利化;加强农产品领域的合作,培育双边贸易潜力。     

中国农产品贸易进口波动因素分析

2004年是我国入世后农产品贸易首次出现逆差,以此基础运用恒定市场份额分析(Constant Market ShareAnalysis,CMS模型),从需求、商品构成、竞争力三个方面讨论我国农产品进口大幅波动的成因。研究表明需求因素对进口逆差的影响程度最重要,结构影响起着次要作用,竞争力不足阻碍了出口,进一步扩大了逆差。因此,一方面提高农产品竞争力,另外转变对逆差的认知,这将对我国农产品贸易战略有一定启示。     

中国城镇化对建筑业碳排放影响的时空差异

在分析城镇化对建筑业碳排放影响机理的基础上,采用LMDI分解法将城镇化对建筑业碳排放的影响分解为规模效应（包括固定资产投资效益效应、居民收入效应、人口密度效应和空间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并进一步分析各效应对城镇化不同阶段及各个省市建筑业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从时间上看,在城镇化由初级发展到中级再到高级阶段的过程中,固定资产投资效益效应和结构效应的作用程度均不断增强,不同的是前者具有促进作用（1 937.11万吨、12 941.27万吨、36 948.37万吨）,后者具有抑制作用（-413.69万吨、-13 824.62万吨、-14 149.08万吨）;其余效应的作用程度均呈现"倒U形"变化趋势,但是作用方向不同,其中居民收入效应（-180.41万吨、-1 862.58万吨、-522.86万吨）和人口密度效应（-298.85万吨、-5 303.46万吨、-1 538.78万吨）均具有抑制作用,空间规模效应具有促进作用（1 654.67万吨、13 750.80万吨、6 013.79万吨）,技术效应则先促进后抑制（3 805.32万吨、32 526.22万吨、-9 053.30万吨）。（2）从空间上看,固定资产投资效益效应在处于城镇化高级阶段以及初级、中级阶段的省市分别具有促进和抑制作用,贡献程度均非常突出（第一位或第二位）;居民收入效应在经济发达省市具有抑制作用,欠发达省市仍具有促进作用,贡献微弱;人口密度效应仅在北京、天津、上海、河北具有促进作用,贡献程度较小（多为第五位）;空间规模效应在各省市均具有促进作用,特别是在中级阶段的省市贡献较突出（前三位）;结构效应贡献也非常突出（第一位或第二位）,在各省市的作用方向与固定资产投资效益效应相反;技术效应仅在江苏、新疆具有抑制作用,在各省市作用程度差异较大。认为,政府应依据所处城镇化阶段,有针对性地制定低碳城镇发展规划和建筑业节能减排措施的政策。     

海峡两岸农产品贸易依存度分析

简述了海峡两岸农产品贸易的宏观态势,分析了海峡两岸农产品贸易现状和互相依赖的程度,并进一步评价海峡两岸农产品贸易依存度的上升空间,在此基础上提出建立海峡两岸农业合作中心提升两岸农产品贸易依存度。     

贸易开放下中国-澳大利亚农产品贸易增长分析

根据UN Comtrade数据,运用恒定市场份额模型（CMS）,对1996~2012年中澳农产品贸易增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农产品竞争力提高和澳大利亚农产品进口需求规模增加是促进中国对澳大利亚农产品出口额增长的主要原因,而中国农产品进口需求规模增加是澳大利亚对中国农产品出口大幅增长的关键因素。对分类农产品而言,影响中澳农产品贸易增长的因素存在差异。总体来看,农产品结构变化对中澳农产品贸易增长的贡献小甚至阻碍出口增长。随着双边市场不断开放,中澳农产品贸易发展的重点在于不断调整出口结构,以适应对方农产品进口需求变化。     

民族地区产业部门隐含碳排放的影响因素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准确识别与评估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对确立正确的减排方向十分重要,而地处民族地区的贵州,集欠发达与生态脆弱于一体,影响碳排放的因素更为复杂,这为其坚守生态与发展两条底线带来巨大挑战.因此,本文基于1997年、2002年、2007年和2012年贵州投入产出表,构建起LMDI模型,把影响贵州产业部门隐含碳排放的因素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强度效应.实证结果得出如下结论.从总体上来看,规模效应对隐含碳排放增长起着明显的正向作用,碳排放强度和产业结构对隐含碳排放的影响不是特别明显.从27个产业部门来看,所有部门规模效应的贡献值均为正值,结构效应和强度效应的贡献值有正有负.从三次产业来看,规模效应的贡献值始终为正,结构效应的贡献值有正有负,除在1997—2002年所对应的碳排放强度效应为正外,其余时间段均为负.     

金砖国家碳排放、能源贸易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采用RCA指数和贸易互补指数对金砖国家的贸易合作潜力进行分析发现,金砖国家在能源贸易中的比较优势不同,产品竞争力存在差异,因而在能源贸易方面具有较大的合作空间和发展前景。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对五国的碳排放、能源贸易与其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中国和南非当前经济的发展对碳排放依存度较高,而能源进出口对金砖国家的冲击效应则不尽相同。通过面板分析还发现碳排放对经济发展具有负向影响,而能源贸易则能促进经济发展。     

隐含碳排放视角的福建省外贸结构优化研究

经济贸易的低碳化发展趋势为福建省外贸结构优化提出了新的课题。利用单区域的投入产出模型,估算福建省各对外贸易产业的完全碳排放系数及隐含碳排放量;并基于福建外贸结构中少数贸易部门占据了大部分的隐含碳排放、对外贸易偏向于隐含碳高排放产业的实证结果,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