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格调说"及几个相近概念的省察

本文从文学思想发展的角度切入,对"格调说"及几个相近概念作了辨析。"格调说"的实质是以汉魏盛唐诗为典则,建立重抒情审美的诗学理念。此种理念以知性形态介入创作,恰违背了诗歌的抒情审美精神。"重格调"是重文本结撰,它属于"以意为主"的诗学传统,黄庭坚所代表的宋型诗学和"格调说"均属于这一传统,前者的"意"多停留于思想内容层面,后者的"意"则被提升为一种包含了重才情、重神韵等多个侧面的诗学理念。"复古派"是明代"格调说"的主要倡导者,其诗学理念包括"拟议变化"和"格高调逸"两个侧面。"格调派"是对"复古派"和清人沈德潜的概称,沈氏是"格调说"的集大成者,其诗学理念获得了进一步提升,在更为圆活的意义上强调感情与形式的合规范性。     

道家复归意识美学蕴涵的现代阐释

中国文艺思想史上复古意识极为浓烈,文艺上的退化史观极为盛行.在许多中国古代艺术理论家看来,朴散、法立的文化历史是一部诗性精神日渐凋落、艺术灵性益发枯萎的历史.后世复古诗学所描述的晋、宋以来"真朴渐漓"、"淳朴愈散"这一诗歌淳朴浑融境界日渐散失的诗史现,就是老子"朴散则为器"的"历史哲学"在诗学中的移植.而严羽、七子派所崇尚的"气象混沌",亦更多的沿袭了道家浑一不分、混沌未凿的元古精神.老庄所称道的"朴"、"混芒"、"浑沌"、"大",就是其复古诗学所称"气象混沌"的文化原型.     

论龚自珍诗歌的复与变

文学创作的成熟,表现在作家对复变关系的自觉把握上,作家在文学史的位置也往往决定于此。龚自珍在诗史上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定位,这与对其诗歌的复变关系尚未作出很好的研究有关系。龚氏的整个学术文章,都体现出逆今复古的特点,龚诗是对清代盛平诗风的一种逆反。其个人在诗学方面的主观祈向,是超越明清甚至部分地超越唐宋,向汉魏六朝乃至诗骚的艺术精神回复。在这种艺术观念的主导下,龚氏在诗体、诗格、诗法方面,都作出了创新,或者说以复古为创新。     

《诗》亡隐志——孔门诗教背景下《诗》的文化功能

"诗"与"志"的关系是中国诗学研究的重要命题,先秦诸子对"诗"、"志"关系多有论述,但从传世文献的记载来看,曾整理、研究过<诗>,对<诗>多有论述的孔子,除"志之所至,诗亦至焉"外,对这个诗学命题并没有表现出更多的关注.因而,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中出现的"<诗>亡隐志"就显得意义非常."<诗>亡隐志"是孔子在春秋时代用诗背景下,对<诗>的文化功能的总结,同时也是在诗、乐分离之后对<诗>的文化功能的再次规定.它在湮没千年之后的重现,既是对孔子<诗>学思想的完善,也是对以"诗言志"为中心的传统诗学体系的重要补遗.     

徘徊于师古与从今之间——祝允明的古文观

祝允明散文中常常出现"古"与"今"的比对,"师古"还是"从今",是其散文论述的核心命题之一。少年游学、奔波功名期间,他力倡复古纳今,对古文与时文之精华广纳博取、兼收并蓄。宦海沉浮、罢试就选后,他厚古薄今,称"时言不足重"。这种徘徊于"师古"与"从今"之间的颇具矛盾性的观点,从根本上体现的是祝允明"调和古今、平衡两端"的心态。     

“诗穷而后工”说的拓展与“诗福”说的产生

传统诗学命题"诗穷而后工"说在清代获得了新的发展。在文体上,由于清代词学尊体和通俗文学繁荣,文体地位较低者多被比附于"诗","穷而后工"说由诗而统摄到词、戏曲、小说甚至外国文学作品,成为涵盖众多文体具有普遍意义的文论命题;在性别视角上,由于清代女性文学的兴盛,基于女性创作特点而提炼出的"诗福"说问世,这是与"诗穷而后工"相对立的一个命题。"诗穷而后工"说在清代实现了理论的越界与拓展。     

李梦阳的诗学辨体理论

明代前七子复古格调派的领袖李梦阳的诗学群体理论,建立在对“法”的本体性认定上,以辨明体制为核心,但专重格调、摒弃宋元,见格调而不见性情,是其根本缺陷。     

论司马迁的诗学观

自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问世后,诗学就成为文艺理论、美学的代名词,即以科学的观点与方法研究文艺、美学问题。梳理《史记》中司马迁有关诗、赋的片言只语的论述,参照《史记》的实际创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司马迁的主要诗学观点:其一,本质论:"诗以达意";其二,创作论:"发愤"说;其三,价值论与鉴赏论:宗经。     

"思无邪"本义辨正

"思无邪"是孔子诗学的重要命题之一,并由此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观念。对"思无邪"的解释,自古至今多有歧义。"思无邪"是孔子对《诗》具有广泛社会文化功能的总结,是其"诗教"思想的具体体现。《诗·鲁颂·?》中的"思无邪",其意为赞美马匹之多。孔子引来评价《诗》,用的是其文字义。孔子所说的"思无邪",既不是对《诗>思想内容的概括,也不是强调学《诗》、读《诗》之法,而是指称《诗》全面而广泛的社会文化功能,实质是强调学《诗》的重要意义。     

“诗言志”:一个关涉隐喻的诗学命题

“诗言志”是中国古典诗学的一个基本命题。本文通过对“诗学”及“诗”、“志”等概念的辨析和追踪,从释义学、符号学和诗学理论相结合的角度对这个命题作了新的阐释。作者认为,语言的深处是一种信仰,语言的权力就是隐喻的权力。如果在诗学理论上读解“诗言志”而追寻一条意义链的踪迹,这条意义链就是在“诗”、“志”、“意”、“识”、“记”等互为训释中组接而成的。如果认为诗是书写使意义出场的文本形式,那么,主体创作的诗作为既成的书写也仅是在隐喻中使儒家经典文本指归的道德伦理出场而已。说到底,“诗言志”是一个关涉隐喻的诗学命题,儒家诗学批评就是对“经”之隐喻的承诺,是经学中心主义的本体论隐喻     

追寻诗意的栖居——庄子与海德格尔诗学比较(之二)

“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是一个哲学命题,也是一个诗学命题。本文分析了海德格尔提出这一命题的思想和艺术意义。诗在海德格尔那里不是文学的,而是生存的,诗是存在之歌吟。从这一意义出发,海德格尔认为诗是人类生存的出发点,人的本质是诗意的,而诗是以语言的方式确立存在的。思与诗的结合是２０世纪世界的最大理论收获。诗意的生存是海德格尔为人类指示的道路,这对普遍走向现代化的世界具有重要意味。     

诗学典范的选择与宋调的发轫——论天圣至嘉祐的诗学沿革

北宋文人的诗学典范经历着不断的选择和不断的否定,诗学理念与审美追求也经历着不断的兼容、会通、修正、转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矫枉过正。天圣至嘉祐诗坛以韩愈和杜甫为诗学典范,又批判地继承了西昆体诗歌,吸取了其"尚学""尚雅"之诗学观以及一些诗歌特质,并用古体诗的"气格"及"以文为诗"的方式加以矫正。天圣至嘉祐诗坛对于诗学典范的选择及其诗学沿革,与宋代诗学"尚意""尚健"诗学审美观的形成,与北宋诗歌题材、文体、艺术、语言的革新以及宋调的发轫都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昭明文选》分三体七十三类说”商兑

"凡是文体的标示,一定是从第二格开始"与"凡是文类的标示,一定是从第三格开始"说,不符实际;"李善注本的目录",不可能原"还有一行,在第二格的位置本有‘文’字";"骚"非"诗"之一"类"。《文选》分三十九体(类)说是可信的,"骚"至"祭文"均为文体而非"体之下"的文类;"《昭明文选》分三体七十三类说"断不能成立。从文献可信度的角度看,"六臣注本"目录排列如何,只能是一种参考。从方法论的层面说,考察《文选》的分体情况,其序文最为关键,尤其是"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两句务必"吃透"。     

皎然《诗式》文质论管窥

盛唐诗学高峰之后,皎然的《诗式》从文学本体的角度对唐诗学进行了深入的探索,总结了诗歌的内在规律,提出了新的诗学观点。皎然《诗式》提倡"中道",主张文质自然统一,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文质思想。皎然的文质思想对近体诗学作了理论上的总结,开启了中唐晚唐诗学,对宋代诗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1940年代中国现实主义诗学的理论建构

20世纪40年代以延安诗学为主流的现实主义诗学理论建构,主要是在西方和前苏联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浸润下,尤其是从"左联"革命诗学和毛泽东的<讲话>中汲取灵感和理论资源而生成的.它既发挥了革命诗学的"理知主观"之长同时又吸纳了"客观写实"之优点,其理论构成主要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特点:一是诗中的人物或抒情主人公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典型,其身上凝聚着两极对立中的审美偏移倾向;二是主观的楔入,现实主义诗学内在张力的凸显;三是对情感的肯定与认同,呈现出现实主义诗学的"浪漫主义"色彩.其诗学的主体核心部分即训谕性也就是主观的人文理解要远远偏重于客观的真实性.这是延安诗学与其他的现实主义诗学的迥异之处.     

作为道家传统的以物观物与中国诗学的美感经验

作为道家传统的"以物观物",是中国诗学美感经验的源头,也是中国诗学美感经验的集中体现."观"体现了身体与自然的联系,"以物观物"意味着视觉的游移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观察者这样一个中心的潜隐,意味着对个人情感的排除,对自然本身状态最大程度的亲近.王国维以"以物观物"对中国的抒情诗进行了现代阐释,他并没有排除情感之于文学的基质性意义;控以来,正是王国维开始以现代性的眼光对传统的文学概念进行了改造.叶维廉以"以和观物"阐释中国的山水诗,从比较诗学的高度强调中西观物程序及其表达方式的差异,给这一命题赋予了新的内涵.     

元代诗学“自然”论

"自然"论是元代诗学的一个时代话题。元代文人没有唐代文人那样强烈的功名意识,也没有宋代文人那样沉重的历史使命意识,他们愿意自然地活着,自然地写诗,写自然的诗。元代诗学倡导自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宋人刻意为诗的反思。"自然"在元代诗学中,主要不是风格概念,而是关于诗歌本源和生成问题的思考,或者认为诗歌得自天地之自然,以为自然乃"目前之画本,胸次之诗材";或者认为诗歌发自人心,自然而然,发人心情志意趣之自然。至于诗歌如何臻于自然境界,或以为弃绝人为,纯任自然;或以为超越人为,复归自然,"句成而无锻迹"",篇成而无铸痕",功夫到处,圆融自然。     

黄庭坚“以诗为词”及其文学史意义

苏、黄诸人"以诗为词"自北宋以来已成为共识,但黄庭坚的"以诗为词"则有其独特之处,主要表现为:在理论上,与苏轼认为词是"诗之苗裔"不同,他注重以学问为词;在实践上由于受到其诗学理论的影响,他更注重用诗歌的创作手法来写词,即"寓诗人句法入词"。故对黄庭坚"以诗为词"的正确认识,可以更好地了解宋代"破体"、"立体"两种文体观,从而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同光体"诗学的政治意识

中国诗学的开山纲领"诗言志"理论,在源头处就奠定了中国文学的两重性:政治性与文学性的并生关系.因此,"声音之道与政通"、"诗缘政"等观念,就成为中国文学发生或解析的重要维度.本文以晚清至民初的宋诗运动(又称"同光体"诗学)为考察对象,简要勾勒该派诗学所表现出的文学与政治互动关系的脉络.简言之,在中国近现代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文学与政治的互动关系,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自觉的主体意识通过文学表达对政治的想象、期待以及挫折,客观地再现了此时作家的心路历程.     

"兴"的艺术源起与"诗可以兴"的思想路径

"兴"是古典诗学理论中非常重要的批评术语."兴"是源于以祭坛为中心的原始艺术活动,是一种古老的诗歌类型,因此它具有原型的历史意义.从艺术的诗之"兴"到思想的"诗可以兴",表现出中国文化思、诗交融的特点.孔子提出的"诗可以兴"是礼乐背景下的一种用诗方式,是"感发志意"和"引譬连类"的思想拓展方式,代表着中国哲学的思想延伸路线.古典诗学是建立在"兴于诗"的理论基础上的,从文学发生的感兴出发,到艺术表现的兴象思想反映的兴寄和审美欣赏的兴味,都反映着兴的诗学理论对中国文学的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