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中古中外交通

中国古代对外交通路线的形成和发展与佛教文化交流的关系十分密切.特别是在中古时期(汉-唐),佛教僧侣西行求法,东来传教,或陆路,或海路,往返于中国本土与域外诸国之间,是古代东、西方交通往来的重要内容.中外僧侣东来西往主观上是为了弘扬佛法,他们或逾越流沙,或泛漾洪波,着其先鞭,导夫先路,客观上促进了中古中国对外交通路线的开拓和发展.佛教僧人西行求法亲见亲闻的纪行之作,不仅大大充实了中外交通史的内容,而且可以与正史文献参照比勘,成为我们研究中古中外交通史的珍贵资料.     

北朝佛教研究之我见

在北朝,佛教研究领域涉及到几个重要的论题:其一,北朝佛教发源于多个历史起点;其二,放弃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汉族中心主义,建构"大北朝"的历史新概念;其三,北朝佛教是农牧文明冲突的产物;其四,"胡人"在北朝佛教传播中处于主体地位;其五,佛化和汉化是北朝民族大融合的双动因。     

中古佛教畜犬现象之探析

佛教畜犬现象从南北朝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天。佛教畜犬既有僧人个人行为也有寺院集体行为,既是出于佛教的慈悲利生精神,也有其现实需要。犬在佛教的宗教生活中扮演着多重角色,犬的异象常常被用来反映高僧的感通能力和佛法的高深。与印度佛教相比,畜犬是中国佛教的特色之一,是佛教中国化的表现。畜犬现象反映了戒律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以及戒律的本土化问题。对畜犬行为的理解和认识,在当代佛教积极参与动物救助的时代背景下,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北朝民族佛教的性格

北朝佛教以其鲜明的性格,促进了中国佛教的发展。北朝各民族的统治者和信徒在佛教的旗帜下,较好地完成了佛教的地域性、人间性和社会性的转换,同时又以实践性方面注重功德与南朝佛教的注重学理相并列。北朝民族政权对各民族佛教徒采取尊重信仰、但要教化的态度,使其在承认政权的基础上,修其教不改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减少了民族间的矛盾。由于北朝民族关系复杂,夷夏关系复杂,佛教史也异常复杂,北朝佛教研究非常重要,值得重视。     

域外植物的输入与中古社会

大量域外植物入华是汉武帝时代丝路开通后的结果,外来的植物引种在魏晋南北朝时得到推广。域外传入的植物用途主要有观赏、食用和用作香料、医药等方面,域外植物的引进改变了中国人的膳食结构,丰富了饮食文化,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对于中国中古社会的农业生产、饮食文化、医学医药、民间信仰和文学艺术产生了积极影响。有关种植技术的记载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述中,反映了这些外来植物在这一时期广泛种植并积累了丰富经验的实际情况。域外植物的种植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中古佛教的传播与自然审美观念的形成

［摘要］中古佛教的传播在改变中国本土文化的同时改变了中古文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般若性空学说与玄学的结合使中古文人发现了自我和自然的二重性,或曰“双重发现”。他们一方面把自然作为“物理的东西”来对待,依据自然界自身的环境、材质和人自身的自然结构来创造审美和膜拜的对象;另一方面又把自然界看成是“自我异化的精神”,看成他们一生所追求的极乐世界。作为物质的我在观察自然时与自然有一种异质同构的关系,能够将自然之精微之处描绘出来;作为精神自由的我则能够认识自然的规律,幷将自然规律融冶于社会生活,这是中古文人自然审美观形成的重要原因。而佛教造像的兴起又改变了中国本土造像的传统题材、手法和风格,形成了一种以追求“般若绝境”为最高存在的新的自然审美观念。     

北朝佛教信仰与民族文化认同

北朝是中国古代社会和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民族走向一体化,与此同时,佛教也在北方社会广泛传播。我们认为,作为该时期各族人民共同信仰的佛教,对这次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民族一体化进程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近十年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研究综述

相对而言,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较为混乱的时代,政朝更迭,硝烟四起.但是,少数民族入侵促使了民族间融合,促进了中国艺术的发展.就近十年来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研究进行综合整理,内容涉及佛教文学研究、佛教音乐研究、佛教美术研究,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研究展望.     

中古时期敦煌佛教的特点探析

举世闻名的敦煌莫高窟,是佛教文化遗存;震惊世界的敦煌藏经洞文献,90%以上是佛教典籍。中古时期敦煌佛教有其自身的发展脉络,有别于正统佛教,具有社会化、平民化和兼容性三个方面的特点,这对深入认识和了解古代敦煌佛教文化意义重大。     

魏晋南北朝佛教文学之差异性

百年中国宗教文学研究大致涵盖了宗教文学、受宗教影响的文学和文学中的宗教三大领域。其中,备受学者关注的是受宗教影响的文学和文学中的宗教,而宗教文学尤其是宗教徒创作的文学反而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严重影响了学界对中国宗教文学的体认。有鉴于此,武汉大学中国宗教文学与宗教文献研究中心在北方文艺出版社的支持下邀请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南开大学、江西师范大学、江西财经大学、福建师范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的一批中青年学者撰写12卷24册本《中国宗教文学史》。这部《中国宗教文学史》是国内第一部全面清理包括道教徒、佛教徒、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在内的宗教徒的文学创作通史,也是国内第一部兼含汉语、藏语、维吾尔语、蒙古语、西南少数民族语种在内的大中华宗教文学通史。经过5年的酝酿,在清理文献的基础上,课题组就《中国宗教文学史》的编撰理念、主要内容、写作体例等展开了认真思考,现发表一组笔谈,恳请各位学界前辈、同道多提宝贵意见。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旱灾与赈济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旱灾多发期,主要集中在夏、秋两季和江南、中原及西北等广大地区。旱灾的频繁发生,对社会经济和百姓生活都带来了严重的灾难,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各封建政权对赈灾工作高度重视,及时采取了实物赈济、移民就食、减免租调和徭役、掩埋遗骸、放贷、减轻刑罚、节约开支及开关弛禁等一系列赈济措施,对于减轻灾害,维护社会稳定,保障民生及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巫佛道之争与魏晋南北朝民间佛教信仰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巫术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传统巫术、佛教巫术、道教巫术为了争夺自己的信众,呈现出并存而又竞争的状态.之所以出现竞争,是因为它们具有同质性,即多表现为治病、求雨以及预言等方面.这种竞争多体现为巫佛之争与佛道之争,巫道之争则比较少,竞争的结果多为佛教取得最后的胜利.佛教巫术的胜利说明佛教已经深入民心,取得了民众的认可与信任.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海路佛教传播?

印度佛教是中国佛教的源头。中印佛教的传播,通常有海、陆两条道路。海、陆佛教交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渐打通。中印佛教交流实现了海、陆环形循环,相对于陆路佛教传播,海路传播研究相对要冷清一些。不过,钩沉中古时期的佛教入华文献,可以发现：自魏晋始,海路弘法的道路逐渐顺畅;至东晋南北朝,外籍僧人沿海路来华者渐具优势。海、陆两条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是世界文化交流史的一大盛事。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论北周武帝废佛的作用和意义

北周武帝的废佛是历次灭佛中作用和意义最大，最为积极和进步的。一、减民负担、富国强兵、统一北方。本文首次厘清了废佛前原有、废佛时废掉了一共约四万所寺庵，约三百万僧尼。其中北周约一万所寺观，一百万僧道；北齐约三万所寺庵，两百万僧尼。二、民族凝聚融合团结战胜了民族分裂离散歧视。周武帝和北周统治集团提倡儒学，崇尚华夏传统文化，带头汉化融入汉族。北周已是鲜汉共治的国家。北齐则胡风很盛胡化回潮，是个顽固坚持民族压迫、鲜卑特权，以胡为主的国家。不废佛就不能平齐就不能实现民族团结与融合。三、避免了国教、政教合一、全民信佛、神权专制。本文首次考出北方的佛教僧尼和在家的居士世俗的信佛者已达总人口的一半以上，所以那种局面已是现实的可能和严重的威胁。而在那样的国度和时代，便可能因宗教信仰的不同导致民族的分化。四、使隋得以南平陈朝统一全国，北抗突厥维持平衡。当时突厥已经崛起并日渐强大，对北朝构成严重威胁和边患。中国已形成四分天下的政治和民族格局。南北不统一便不能抵御突厥南下，中原便又会陷入五胡十六国那种极其黑暗战乱的局面。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水灾与救助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水灾多发期。水灾主要集中在5、6、7、8月和长江、黄河流域。水灾的频繁发生,给社会经济和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了巨大损失。各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对救灾工作高度重视,及时采取实物救助、调粟赈民、减免租调、借贷及兴修水利等一系救助措施,对于减轻灾害,维护社会稳定,保障民生及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儒佛道三教关系探微——以两晋南北朝为例

既相融相摄又相拒相斥是两晋南北朝时期儒佛道三教关系的基本形式。内容的广泛性、主体的不确定性、策略的迂回性和义理的互补性 ,是儒佛道三教关系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不仅为儒佛道的进一步融合创造了条件 ,而且预制了儒佛道三教融合的模式     

汉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徐州地区的流传与影响

徐州位于黄淮海平原,自古经济发达,交通便捷,文化兴盛。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土后,逐渐在神州大地传播开来。徐州作为中国古代多种宗教汇集之地,这里佛刹林立,高僧云集,为当时佛教重镇,在汉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传播发展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