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女童”福利供应的定量研究——基于四川省兴文县的实证调查

"留守女童"是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的利益受损者,为该人群建立相对完善的福利供应体系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目前学术界在"留守女童"福利供应体系方面的研究基本处于空白,因此本研究从多元福利的角度出发对此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发现,尽管"留守女童"与"留守男童"相比在福利衰减幅度上相对较小,但是其福利供应的总体水平却依然是最为有限的。同时,"留守女童"的福利供应受到父亲外出因素的深刻影响,并出现了福利主体的结构性变化。基于此,建议积极完善多元福利供应体系,努力构建"以家庭为基础、国家为主导、民间福利积极参与"的福利供应模式。     

西方发达国家的家庭政策及对我国的启示

西方国家早期的家庭政策是通过普适性的福利性手段减少家庭贫困,全面提高公民的福利水平。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国家完成人口转变之后,家庭的发展进入后现代化时期,家庭模式发生了巨大转变。为达到国家的人口战略目标,西方国家的家庭政策从覆盖全民的福利性保障,逐渐转为在保证福利的同时,更加注重鼓励生育。当前西方国家在家庭政策的实施中所采取的主要政策工具包括家庭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产假、生育补贴和工作保护,以及儿童看护和教育政策。依据西方发达国家家庭政策的已有经验,我国家庭政策体系可以采取"保基本、广覆盖、福利与调控人口并重"的政策路线。     

我国三类人群社会福利现状的定量研究

我国社会福利正经历着从"小福利"向"大福利"的转型,而认清区域间社会福利的差异对于整体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利用SPSS软件中的均值分析、回归分析和聚类分析技术,从福利供应的角度对我国儿童教育福利、残疾人康复福利、老年人供养福利进行区域差异的量化研究。研究发现,我国三类人群的社会福利基本上呈现出自东向西逐步恶化的趋势,经济发展水平对社会福利呈现出了决定性作用,且三类社会福利的区域差异程度有内部分化。在认清我国区域间社会福利差异的前提下,应强化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保证福利供应在区域之间的平衡,为实现"大福利"的转型奠定基础。     

基于广义人口结构的区域劳动生产率差异分析

人口结构变动通过作用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影响区域劳动生产率.本文采用中国1993-2014年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从人口年龄、性别、城乡分布以及受教育程度四个方面所衡量的广义人口结构对区域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人口结构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在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少儿抚养比下降、老年抚养比上升带来的正向影响仅在东部和西部地区显著,人口城镇化为东部地区带来正向效应,却对西部地区产生抑制作用.高中教育对劳动生产率没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大专及以上高等教育则带来了正向影响.研究还发现,性别比例在中部地区导致劳动生产率呈现倒"U"型的变动过程,而其在西部地区则表现为"U"型的变动过程.由此,隐含的政策含义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缩小地区差异,有必要进一步放开生育政策,提高女性劳动力占比,均衡男女边际生产率,积极推进欠发达地区就近城镇化.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财政压力—政策响应模型的构建

福利是影响农民工在城市融入程度的重要因素。财政压力—政策响应模型的基本思路是:福利政策效应取决于财政压力、政策响应能力,而政策响应能力主要受筹资能力和政策协调性的影响。对农民工福利政策相关要素进行分析即形成明晰的福利清单。从政府对农民工福利供给的责任看,流入地政府是农民工福利供给的主要承担者,中央政府和流出地政府在农民工福利供给中也要承担必要的财政责任。     

住房支付能力、生育行为与人口年龄结构

本文通过构建房价收入比、人口出生率和少儿抚养比的VAR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分析,发现自我国实施货币化分房政策以来,高房价对我国人口出生率和人口年龄结构有重要影响.主要结论:(1)房价持续上涨,导致住房支付能力减弱,迫使人们做出推迟婚育的抉择;(2)住房支付能力减弱,直接使人口出生率下降,但经过4到5年的调整,人口出生率又逐渐恢复;(3)住房支付能力降低,间接拉低少儿抚养比,导致人口结构的老化;(4)人口出生率和少儿抚养比的变动也会引起房价的变化,特别是人口出生率和少儿抚养比的降低会影响到预期房价.基于国内房地产市场的特征和人口发展的现状,本文认为在将房价控制在合理区间的同时,有必要积极调整生育政策,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使得人口政策、教育措施、养老方式及住房保障政策相匹配,才能释放家庭活力,优化代际关系,最终实现人口、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省级层面人口教育视窗聚类分析

文章将某一人口由于数量增长转变、年龄结构转变导致的学龄人口入学率和预期受教育年数提高,促进人力资源质量提高的机遇称之为"人口教育机会视窗"或"人口教育红利".研究表明,无论何种生育政策,在近一二十年内中国人口教育视窗都将开启.迁移将降低迁入省份预期受教育年数,提高迁出省份预期受教育年数,一段时间内有助于缩小省际教育差别.应针对不同类型省份人口教育视窗变动趋势、开启闭合的不同特征,分别采取不同措施,因地制宜地利用人口教育视窗开启的机遇,促使人力资源质量提高,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城市新贫困社群的福利供给研究：社会政策的视角

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城市新贫困社群的福利供给出现了贫困陷阱的困境。对于这种福利供给所形成的贫困陷阱。当前学术界的主要研究是从个体的福利依赖角度来进行的。但是,基于湖南省长沙市区400余住新贫困社群的调研和对政府的走访资料．本研究解析了城市新贫困社群在现行福利供给体系下出现贫困陷阱的政策原因：缺乏赋权参与社会政策的建设理念,是制约当前新贫困社群需要满足得以实现的症结。建议政府采取针对社会发展需要与社会参与需要的社会政策来优化政府的福利供给效率。     

中国农民养老生命周期补偿理论及补偿水平研究

中国实现养老保险全覆盖的难点是农民。文章提出"二元农业福利差"理论并将其运用于解决中国农民养老生命周期的福利补偿问题。文中选取"均衡与偏斜务农收入差异"作为核心指标,构建了中国工农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的"二元农业福利差"数理模型,并结合1953～2009年数据对其进行检验,发现中国二元农业福利差总体上在0.4～0.6区间内波动。同时依据中国农民自然生命周期、政策生命周期和体制生命周期的特点,提出将二元农业福利差补偿到农民基础养老金中的路径、水平及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弱势民众社会福利态度的双层解构

社会福利政策发展的目标是建立一个需要为本的社会福利框架,因而了解弱势民众的主观态度对于社会福利政策的未来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目前国内学术界在社会福利态度方面的研究方兴未艾,难以对政策实行主观维度上的有效指导,因此本研究依托4 522人的实证调查从国别层面与国内层面双重解构中国的社会福利态度。研究发现,中国弱势民众的社会福利态度具有分化而非分裂的总体特征,社会福利态度既具有中国本土化的特点也符合东亚福利体制的结构性特征,社会福利态度的分化并非源于个体认知能力与福利依赖心理,而是源于个体资本因素。基于此,建议积极完善当前社会福利制度,加速推进弱势民众关心的社会福利项目的建设,进一步优化社会福利供应体系的外在环境。     

我国家庭政策的发展路径与目标选择

我国家庭政策的发展经历了与欧美国家完全不同的路径。由于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背景和发展水平不同,我国家庭政策的发展方向与发达国家存在本质上的差异,与发达国家"去家庭化"的方向相反,我国家庭政策发展的主要方向应该是"家庭化",即基于家庭责任前提构建福利保障体系,通过强化家庭功能实现为公民提供福利和保障的目标。我国的家庭政策具有双重任务:一方面要补充社会福利发展水平低造成的保障程度不足,提升家庭自身福利供给和保障能力;另一方面要针对家庭变化产生的问题,调整社会福利配给和组织方式,扩大以家庭为生计单位的福利保障。我国的发展型家庭政策要以提升家庭发展能力为重点,包括就业支持政策和供养家庭支持政策两大类。     

老年人的福利需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适度普惠老年人福利数据库的分析

本文利用2012年适度普惠老年人福利数据库对我国老年人的福利需要及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研究发现,老年人在娱乐、交通、医疗福利层面的福利需要程度较高,而对法律福利层面的福利项目需要水平较低.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婚姻状况、家庭经济水平及户籍均对老年人的福利需要有显著影响,且老年人的福利需要水平存在地区差异.     

论台湾老年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及其借鉴意义

中国台湾地区的人口老龄化大致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相应的老年社会保障政策亦随之提出,经过多年的改革和完善,至今形成了较为全面的老年社会保障制度体系。这一体系主要包括军人、公务员、教师社会保险制度,劳工保险制度,国民年金制度,农民福利津贴政策、荣民老年津贴政策、敬老福利津贴政策等相关福利制度,及各式商业养老保险,等等。该体系发展至今虽然仍存在不少问题,但也具有诸多优点,值得老年社会保障建设明显落后的中国大陆地区的学习和借鉴,如完善立法、强调政府作用、全民覆盖、层次多样等。     

“单独二孩”生育政策的实施会带来什么?——2013年生育意愿调查数据中的一些发现

一、问题的提出中国的计划生育从1973年开始到现在整整执行了40年。在这40年的时间里生育政策有过几次调整,从开始时允许生育2个孩子,到1980年实行＂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政策;由于政策制定的过严,不得不在1984年开始实行＂开口子＂政策,即允许农村确有实际困难的夫妇生育2个孩子,当时绝大多数省份在农村开始实行＂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夫妇可以再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个别省份仍然继续执行＂一个孩子＂的政策,也有些边远省份执行＂两个孩子＂政策。除了个别省份以外（比如广东省）,各省市自治区1984年以后制定的生育政策一直执行了近30年,没有进行过大的调整。     

我国残疾人福利可及性的实证研究

社会福利制度的基本策略是通过有效提升民众的福利获取水平来满足其福利需要,因而深入探究民众的福利可及性对于社会福利制度的未来构建具有重要的意义。尽管我国学术界围绕残疾人社会福利制度的相关研究众多,但是从福利可及性出发的实证讨论却非常罕见,这显然对于推动残疾人社会福利制度的良性发展具有诸多不利影响。在采取均值分析、聚类分析和多元方差模型分析等方式对南京、天津、成都和兰州四城市的846名残疾人进行分析后,研究发现我国残疾人的福利可及性存在严重不足,不同城市的残疾人在福利可及性上具有显著差异,部分具有特殊需要的残疾人在福利获取过程中可能存在严重风险。研究建议,我国各地政府应当继续稳步推进残疾人社会福利制度的建设,积极提升残疾人社会政策的有效性,并在政策导向上对特殊残疾群体给予重点倾斜。     

中国城市居民劳动供给行为特征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我国城市居民家庭规模、家庭财富、受教育程度等影响劳动供给行为的因素均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对就业政策的制定和相关福利政策的实施都有较大影响。运用来自29个省市6675个城市家庭、8771个居民的调查数据对我国城市居民劳动供给行为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城市居民劳动供给曲线整体上呈现向右上方倾斜的特征,随着工资上涨,劳动者工作时间随之增长,但是工资弹性仅有0.52,处于缺乏弹性的区间;分类型看,女性、户主、受教育程度较低者工资弹性较大,对工资变动更加敏感;女性、户主、受教育程度较高者收入弹性更大,对收入变动更加敏感;分年龄阶段看,18—30岁的新生代劳动力工作时间受工资和非工资收入影响均不显著,31—45岁的劳动力比45岁以上劳动力工资弹性和收入弹性更高,对工资和非工资收入更加敏感。本文的研究结果对细化实施就业政策和制定相关福利政策具有一定启示作用。     

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我国居家养老服务的政府责任体系构建

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我国面临着巨大的养老压力。基于福利多元主义理论,本文构建一个以家庭、社区、国家和社会为主体的居家养老的四维责任框架。从自身属性和社会保障的角度来说,政府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目前我国居家养老服务主要存在着四种模式,即"依托第三方组织"模式、"市场化运作"模式、"社区主导"模式和"家庭主导"模式,不同的服务模式,政府的责任的体现也不尽相同。文章最后构建出我国政府在居家养老服务领域的责任体系,主要包括总体责任和政策制定、监督管理、资金投入、政策实施四个具体责任。     

城镇家庭年龄结构对消费的非线性影响——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实证检验

新发展格局下扩大有效内需成为我国现阶段重要目标,研究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2018）,结合机器学习方法构建LASSO分位数回归及门限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家庭年龄结构对消费需求的非线性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城镇居民家庭年龄结构对消费存在显著影响,伴随家庭消费层次提高,家庭少儿抚养比对消费的正向作用及家庭老年抚养比对消费的负向作用均减弱。进一步,门限回归结果表明当家庭中少儿与老年人口同时变化,只有家庭成员中少儿人口占老年人口的比例跨越门限阈值,此时家庭少儿抚养比提升对消费的刺激作用才能显现。由此,加强推进生育政策实施效果,完善养老保险体系,对释放有效内需具有重要作用。     

共享发展理念下农村流动人口市民化问题研究

共享成为"十三五"时期重要发展理念,我国社会政策已由倒逼转向托底、托底转向共享,共享社会将在社会理念、社会政策、社会资源、经济发展四个方面重新构建,并对共享社会认同感内涵和四大体系进行了阐述.基于农村流动人口现实数据,从农村流动人口市民化内在吸引力和外在吸引力两条路径进行论述:一方面加大对农村流动人口医疗、教育、养老、就业、住房等社会保障体系完善以及加大对中西部和中小城市的产业转移和转型升级等外在吸引力增加;另一方面加快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消化内在吸引力,在满足农村流动人口帕累托改进基础上,实现符合国家政策导向的农村流动人口市民化目标.最后根据前面分析结论,从中央和地方关系提出了三方面政策建议.     

整合与综合化——香港养老服务体系改革的新趋势及其借鉴

近两年来,随着老龄程度的加深和养老新问题的出现,在对既往服务体系的全面反思的基础上,香港福利署对养老服务体系进行了调整和改革。强调回归社区、突显养老机构的特殊职能和整合资源、实现福利服务综合化成为这次政策调整的突出特点。本文试图分析这些特点在老年社区服务、机构服务和发展性服务上的体现,希望对改革中的我国老年福利服务体制有所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