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皖南籍诗人略考

唐五代皖南籍诗人共37位,其中初唐2人、盛唐5人、中唐9人、晚唐14人、五代7人,在《全唐诗》与《全唐诗补编》中存诗1271首,残句38句。诗人创作群体庞大,在唐代的各个时期均有分布,特别是在中晚唐,创作更为活跃。其在山水诗创作等方面对唐诗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在中国诗歌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     

元和诗人文学生命沉浮录——读《中唐元和诗歌传播接受史的文化学考察》

20年来,尚永亮教授倾力于中唐文学的研究,尤其对中唐元和诗人群体情有独钟,早在1993年即出版了《元和五大诗人与贬谪文学考论》一书,从社会文化、创作心理等层面对元和诗人的心态动机、审美趣味进行了深入的学术剖析。后来又陆续出版了《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唐五代逐臣与贬     

唐五代诗人习禅与僧人习诗

作诗是诗人之本色，习禅是僧人必修之功课，两者似乎毫不相关，在唐五代，诗人习禅与僧人作诗甚至诗禅双习却是普遍的现象。对这种现象，前贤时彦多有解释。真实情况是，在消解情感的功能上，诗以导情，禅以敛情，互相为用，这才是诗禅双修的原因。     

略论唐五代河南人才的地理分布

唐五代时期,河南地区人才济济,数量巨大,分布广泛,是全国人才聚集地之一.其总体分布态势是豫西、豫中及豫北地区涌现出较多的政治和文学艺术人才,豫东南、豫南地区涌现出较多的军事人才,而豫西南地区各类人才都不十分突出,大致占中间位置.经济的发达、政治中心的地位和悠久的学术文化传统及发达的士族文化是唐五代时期河南人才济济的主要原因.研究唐五代河南人才兴衰史对于今天河南重塑辉煌、实现中原崛起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隋唐五代时期乌江流域的人口迁徙与民族交流

纵观漫长的隋唐五代时期,乌江流域的移民依其迁徙原因主要可分为自然移民、政治移民和军事移民,致使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和行伍军卒迁入当地,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移民的不断深入,隋唐五代时期乌江流域各族人民的交往逐渐体现在经济开发、政治朝贡和文化渗透之中。由于文化变迁特定规律的作用,隋唐五代时期乌江流域各少数民族仍然保持了相当的独立性,民族文化特色十分鲜明。     

南宋中兴诗人群体论纲

顺应宋室南渡后社会经济、政治、学术文化与文学本身的发展,南宋中兴诗坛形成道学诗人、激进官宦诗人、保守官宦诗人及江湖诗人等不同诗人群体,独具体系和纲目。中兴诗人群体诗歌创作活跃,时代特色鲜明,展示出新的丰富多元的诗学面貌与社会文化意蕴。南宋诗歌的发展与中兴,并非少数著名作家活动的结果,而是中兴诗人群体共同创造的局面,也不仅是文学自身传承演变的结果,还与宋室南渡后近百年间社会文化变迁、士林风貌演变等密切相关。     

作为职业的诗人——宋末元初诗坛发生了什么?

在形势动荡的宋末元初,"诗人"身份发生了巨变,这可看作是"近世"的一个重要标志。士大夫强力引领着宋代诗坛本是共识,然而南宋后期"诗人=士大夫"的牢固认识或者说关系性开始呈现出改变征兆。随着科举考试内容的变化,诗歌创作在举子业中的重要性明显减弱,士大夫阶层文体价值观发生了巨大变化,整体诗歌创作也变得不景气。他们的诗学素养的下降从南宋中期已潜在进行,形成一种现象并呈表面化是嘉定年以后。在"诗人"的社会认定上,这段时期也存在着巨大断裂,随着以布衣和下层士大夫为中心的江湖诗人崛起,"诗人"一词已经摆脱了与传统士大夫的关系,开始成为专业诗人的代称,直至元初。     

外来诗人的"香港经验"

流动性大,是香港文坛一大特色。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有一小批来自澳门、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诗人客居香港。其中韩牧语言流畅,文字洗炼,不用新潮的霓红灯装饰自己。原甸诗风明白晓畅,情感充沛真挚,比过去多了对香港这个千奇百态社会的剖析。余光中在香港十年,是他一生中最安定最舒畅的时期。这十年的文学生涯在他的创作道路上占有重要地位。钟玲是学者型诗人,有鲜明的女性意识。林幸谦对边陲化、漂泊离散、族群差异、文化乡愁和躯体与欲望关系作了探讨。     

剖析舒曼《诗人之恋》的声乐艺术特色

舒曼作为德国著名的诗人和音乐艺术家,在其传奇一生当中创作了数量众多并且十分受听众欢迎的作品。在舒曼的诸多作品当中,《诗人之恋》是一部在作者恋爱时期创作的经典。这部作品以其独特的曲风和创作意境,在世界音乐史上竖立起来不可撼动的地位。同时在整个时代不断变化的背景之下,作者的这些积极响应时代号召,反映时代变化大趋势的作品也帮助了一批批爱好音乐的青年树立起对自己的现实生活、民族文化和时代使命的全新观点。这些重大的历史意义不仅仅通过这位诗人的优美词句展现在世人面前,也通过整部作品的独特声乐风格,给年轻人带来了更加深刻印象。本文将根据《诗人之恋》当中的曲风和其独特的创作背景分析其中的艺术特色。     

高密派诗人的文化品格

高密派是清代乾隆时期出现于山左地区、主要由寒士诗人组成的诗歌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有“高密三李”等。该诗派追步中晚唐之张籍和贾岛,极力强调诗人人格的傲岸,倡导“风雅”和“气骨”,提倡用心苦吟,以沉实瘦硬对抗诗坛“涂饰柔腻”的风气。它产生于传统文化的重镇,在价值观念和人格追求上皆体现了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传统文化,同时也打上了地域文化的烙印。     

唐代浙东诗论略

近年有关“唐诗之路”的研究成果和对唐朝天台山诗人作的统计分析,足以形成“浙东诗”的概念：它以崇尚自然和具浓厚宗教情趣为其特征,并与边塞诗等共同缔造了唐诗的繁荣气象。它的产生是和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及浙东特殊的自然环境相联系的,它是开放的文化氛围的产物,尤其是谢灵运山水许的逻辑延伸,并指出唐代浙东诗紧承谢氏的创作给中国山水许烙上显著的浙东特色。唐代浙东诗也给后世宗教文化、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方式和浙东文化发展带来影响。     

中国古代文学中心南北移位通览

从先秦到隋唐五代以前 ,中国文学中心基本上定位于以中原为核心的黄河流域 ;从五代十国一直到近代 ,中国文学中心转移到以江浙为核心的长江流域 ,并长期稳定下来。纵观整个文学史 ,中国文学的中心曾经历了三次由北而南的大迁移 ,四次由北而南、又由南而北的大循环 ,从而导致了中国文学的多元化 ,形成了中国文学的不同地域特征及其审美理想 ,促进了南北文学的交流和融合 ,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学的不断更新与持续发展     

中晚唐浙东幕府文职幕僚探述

肃顺至宪宣时期,浙东文职幕僚在高门背景及科第出身比例上均呈上升趋势,且仕途前景较好。得益于中唐社会变革尤其是藩镇辟署制的推行,浙东才吸引了大量优秀文士入幕。晚唐时期,浙东同受战乱影响,导致来自高门及有科第身份的文职幕僚较少,且仕途平淡。这时出现了以军功入仕的文职幕僚,正是唐末浙东走向军事化的体现。     

浙东唐诗之路上的“胡声”

浙东地处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交会之处,其独特的地理区位和自然人文环境吸引了丝绸之路上活跃的胡人。唐代有不少西域胡僧、胡商曾进入浙东传法、兴贩;浙东官员中也有不少西域胡族,有的还著籍于此成为地方士族;还有不少胡族文人因为浙东自然山水和人文景观慕名而来漫游、隐居。浙东本土胡族文学家族和流寓胡族文人的文学创作给浙东文坛增添了特别的“胡声”。浙东唐诗之路上的胡风、胡音创造了唐代胡汉文学和文化交流融合的新典范。     

唐诗的禅趣

唐代是众体兼备的诗的王国，不论是古体、律诗、绝句；不论是史诗、叙事诗、抒情诗；也不论是现实主义的还是浪漫主义的，都留下不朽的诗篇。以山水田园诗为主的禅趣诗虽不在唐诗中占主导地位，但它以精深的哲理和淡泊洒脱的风格，形成独特的艺术魅力，给人以悠远、恬淡、清新的感受，并给以后的诗和诗学留下较大的影响。     

论郁达夫旧体诗中的晚唐情结

现代作家郁达夫的旧体诗得益于晚唐诗处颇多,二者在许多地方也十分相象。本文探讨了这种相象的外在表现与内在成因,着重论述了二者在"深情绵邈"、"绮艳丽"与"俊爽劲拔"等三方面的深层联系,认为郁达夫的旧体诗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的另一种独特的存在形式。     

唐五代浙江诗文异调相押考辨

唐五代浙江诗文,存在不少异调相押的现象,上去相押与浊上变去尤为明显。通过静态描写与历史考察,梳理材料,深入分析,结合唐五代以后吴地的声调演变,探寻其语音发展规律。     

唐程夫人墓志铭拓本的发现及解读

2006年初,浙江定海民间发现《大唐故程夫人墓志铭并序》拓本。重新解读碑文,可以推测墓主人程夫人是一位海商之妇,于唐开成三年(838)随夫顾氏乘海船南下途中因病上衢山岛暂栖调养,不幸病笃,客死衢山皇坟基夏家岙。由此表明隋唐之际,舟山海上交通贸易已渐繁荣。     

北宋贬谪诗文论略

北宋遭受迁徙、贬谪之苦的诗文家众多。北宋人在贬谪期间所创作的诗文,在文学风格和审美情趣上与前人(特别是唐代)的有所不同,大多表现出高旷平远、淡泊闲吟、乃至戏谑调侃的特征,实现了对传统贬谪诗文以悲为美、且多表现哀怨愁苦的超越。     

汤寿潜“晚以铁路见贤”评析

汤寿潜既顺应时代潮流力促商办浙江铁路公司之诞生,又不负众望勇挑总理浙路之重担,同时他不仅与出卖路权的清政府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而且以卓越的奉献精神和顽强的实干精神,领导了浙路商办实践,致使浙路商办成效为晚清所有商办铁路之冠,汤寿潜无愧于"晚以铁路见贤"之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