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嘉庆年间地方学额纷争处理及其影响

学额是指科举考试中各地录取学生的额度。清代科举考试中,每州府县所录取的学生人数有一定限额。因此,一个县内所获得的有限学额就成为炙手可热的政治与文化教育资源。清代嘉庆年间,广东新安县和江西万载县的当地土著与外来移民之间出现的学额分配上的纷争,就是清朝地方学额纷争的一个缩影。1.学额纷争的原因。无论是广东新安县的客籍学额纷争还是江西万载县的土棚学额之争,其根本原因都是客籍居民     

土客籍矛盾与井冈山斗争

土客籍矛盾曾严重地影响了井冈山斗争时期根据地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军队建设,是宛希先、袁文才、王佐等被错杀的一个重要原因。土客籍矛盾产生的根源在于随着客籍人大规模的迁入,土客籍在政治权利、经济利益以及文化、习俗、观念等方面产生矛盾,在井冈山根据地建设中则影响了党在群众中的基础、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以及土地革命的进程。     

秦国“客籍”“主籍”百年争斗下的王权建设

战国以降,秦遭遇发展困局,寻求变制之计。借由秦孝公“尊官分土”的政治诚意,秦国顺利展开东方引智计划,援济国家建设。“客籍”与“主籍”两大势力集团推动秦国耕战事业不断取得进展,但秦国王权建设接连出现援济与掣制之轮转局面,秦国传统权力格局因之发生深刻变革。秦昭襄、庄襄两代秦王,属于“质子就国”,不得不依赖“客籍”势力巩固自身统治。“两籍”斗争由此加剧,遂引发秦国政坛盲目的排外风潮。秦王政即位后,采用“灭吕、抑王、扶蒙、联李”方针化解统治危机。其背后实则隐伏着王权建设意图摆脱“两籍”军政精英掣肘、走向集权这一深刻的历史线索。     

宁化石壁与萍乡一带客家文化的亲缘关系

文章认为，萍乡一带客家人主要来自闽粤的“棚民”。“棚民”是客家的别称，据其族谱与方志记载来自汀州、嘉应州，其祖先大都以宁化石壁为迁移的中转站。萍乡“棚民”的许多文化特征，均与汀州宁化相似。“棚民”对开发江西山区、发展经济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郫县方言表示形容词程度的几种方式

郫县,古蜀都,秦置县后历朝不废,与成都西郊毗邻,县治郫筒镇距成都市区20公里。其居民成份,据清代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撰《郫县旧志·序》载:“邑乘之火,咸有可观,而独郫之四民,率多秦、楚、豫、粤流寓之人,土著什不得一”。又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所修《郫县乡土志·人类》目载:“郫自明季遭献贼革杀之后,土著之民靡有孑遗……。自国初插占,多广东、湖广之民;其他,若以山西、陕西、福建、江西入籍者,不过十分之一,然皆汉族也。其他种族杂居者,间有回、番二种”。若从《郫县乡土志》所载,     

浅析荆南政权存在的原因

荆南,又称南平,是五代十国中最小的割据政权,公元963年以疆土归宋时,“尽籍其境内为州府三:江陵府,归、峡二州,县17,户14万3百”北有先后割据的梁、唐、晋、汉、周五代,南有据地14州、监,66县的马楚政权,东为兼跨19州3军108县的吴唐大国,西则先后出现了拥有二川、山南西道的前、后蜀。四雄虎锯于“无地无割据,无岁无战争”的动荡年代而这处于“四战之地”的荆南小国却能维持五代四十年之久,这不能不引起人们深思。     

“籍”“藉”的区别

籍、藉二字，字形相近，读音、意义也有相同之处，故很容易混淆。籍，读jí。汉许慎《说文解字》：“籍，籍书也。从竹，声。”可见，籍原指用竹简编成的用来记载文书、档案的册子，即名册、户口册。《汉书·高帝纪》：“肖何尽收秦丞相府图籍文书。”现在的“户籍”就有这个意思。“党籍”、“国籍”、“籍贯”等便是从这个意义引申出来的。又引申为登记。后来也泛指书籍。“藉”，读jiè，指凭借。《韩非子·五蠹》：“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藉仁义。”藉，从草，本意指草垫子。屈原《九歌·东皇太一》：“蕙肴蒸兮兰藉。”…     

川陕渝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发展路径的思考

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发展是当今世界军工业发展的潮流。英、美“军民一体化”,德、日“寓军与民”,俄罗斯“先军后民”,以色列“以军带民”,这些在发达国家行之有效的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发展路径,为我国国防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我国西部地区川陕渝三地为国防工业建设重镇,在军民融合上已经发展出了“军地融合”“军民高新技术融合”“多主体协同军民融合”等三种路径。但在当今时代需求面前,我国国防工业需要不断解放思想,强化制度创新,加大、加快高新技术融合,构建集成创新体系,完善国家军民融合立法,提升军民融合质量,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发展道路。     

江西客家方言中的客籍话和本地话

江西是客家方言的重要分布区，江西境内的客家方言，有客籍话和本地话之分。本文深入探讨了江西客家方言中的客籍话和本地话与居民史的关系，分析了操这两种不同方言的居民在迁徙时间和来源上的不同。最后，从语言内部即语音、词汇和语法的特点上，说明了它们的异同。     

提高棚菜效益的十项措施

1、棚土消毒棚菜生产由于连续重茬,一般土传病害较重,用化学药剂进行土壤消毒可以遏制土传病害的发生,降低发病率。一般每平方米加入8—10克多菌灵或福美双可湿性粉剂,在扣棚后作物定植前7—10天每亩用1千克硫磺粉熏棚。2、选用醋酸乙烯(EVA)三层防雾保湿膜用醋酸乙烯三层防雾膜,棚内无水蒸气、无雾、无水滴,可提高透光率。3、提高棚内温度采用双层膜保温“一盖一幕”,即棚内拉天幕或棚内扣小拱棚。棚外四周晚间盖草苫保温,白天揭掉提温。4、采用膜下滴灌或微灌在畦间作物根附近铺高一条带有孔眼的塑料管作为毛管,水从毛管孔流出对作物根…     

浅谈土家人性格的“直”

土家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具有中华民族的共同性格特点,但土家族毕竟是一个单一民族,又有着不同汉族等其他兄弟民族的性格。 《来凤县志·风俗志》载:来凤原为“洞蛮旧壤”,“其初,民皆土著,大抵散毛遗烈犹存者,久之,流寓渐多,风会日启”①“隶土籍者,悍而直;隶客籍者,谨而愿”②。     

东魏北齐左右卫府制度考论

左、右卫府为东魏北齐禁卫武官制度的主体,是领军府下辖两大禁卫军府之一,设左、右卫将军各一人“掌左、右厢”,各有武卫将军二人为其副。     

台湾山地文学创作特色浅论

客籍、闽籍、外省籍、原住民籍相杂共处,这是众所周知的台湾现有居民的结构特色。然而,80年代前的一部台湾文学史,在叙及原住民文学时,往往黯然失色。台湾共有泰雅、赛夏、布衣、曹族、排湾、鲁凯、卑南、阿美、雅美等9个原住民族,长期隔绝居住于山地,统称为高山族。其文化、素不为人所知,而     

明清时期“占籍”的嬗变

"占籍"一词,经常出现在明清时期的文学著作及历史著作中。现代的许多学者认为"占籍"的词义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入籍",指的是"外地迁至新地,成为有户籍的当地居民"。事实上在明代初期,"占籍"是明代赋役黄册制度的一部分,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户籍管理制度。但到清代初期,"占籍"已经作为一种户籍管理制度,并且广泛地运用到了对流移人口的管理。而这一演变过程是在明清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下完成的。     

明代甘青地区土流参治下的土流矛盾研究

明朝在甘青地区实行较为独特的土官制度。土官在甘青地区被广泛纳入卫所体系,在土流参治的基本面下,形成以土官治"土民",以流官管土官的局面。这种体制上对土官的制约,必然引起土官和流官的矛盾,而当地土官在治理"土民"方面的优势成为土流权力之争的导火索,甘青土官势力的逐步发展则加剧了土官与流官之间的矛盾。土、流的矛盾从深层次上看,涉及到了甘青"土民"对中央王朝国家权威的认同和明王朝对甘青地区治理理念的问题。     

客商与同籍专业化模式:近代兰州客商的产业链条探析

专业化是客商同籍专业化模式的制度表现,而另一方面,藉由同籍专业化模式客商所构建的"客籍市场——原籍市场——区域外市场"的产业链条,则是其重要的市场特征。客商通过连接"客籍市场——原籍市场——区域外市场"三个不同级别的市场体系,充分利用和发挥这三个不同级别市场体系各自的优势,构建起了一个稳定的三角形产业链。这个产业链是同籍专业化模式长期保持稳定和高效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同籍专业化模式也有着诸多局限,三角形产业链的高度稳定性和低风险性,使同一籍贯的客商在兰州区域市场中居于垄断地位,但也规避了市场竞争,使客商在商业经营中缺乏进行改革创新的动力。     

九江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

一、九江经济的历史状况与经验 说九江古城,可以归之为一句话:立城甚早,发展极其缓慢。从汉初立镇(约公元前196年)到晋代为城,一直到九江开埠通商(1861年)之前,经历了二千多年,尽管城址从未迁徙,却仍然是一座弹丸小城。九江的地理优势与人文优势并没有转化为明显的经济优势。按照明清时期的标准,九江府与德化县(今九江县)仅仅是“次繁”级,而邻近的饶州府与鄱阳县(今波阳县)、南昌府与南昌县却是“繁级”。(见明人赵秉忠《江西舆地图说》与王世懋《饶南九三府图说》)九江古城的市面冷落,商业清淡,手工业无特色可言。人所夸口的九江米市与茶市尚默默无闻。     

郑玄《三礼注》中的汉史资料[续]

二、经济类 《周礼·天官·大宰》”以九赋敛财贿,……九曰币余之赋。” 郑注:玄谓赋,口率出泉也,今之算泉,民或谓之赋,此其旧名与?……币余,谓占卖国中之斥币,皆末作当增赋者,若今贾人倍算矣。 贾疏:云“玄谓赋,口率出泉也”者,按《大府》云九贡、九赋、九功各别;又见《司会》云“以九贡致邦国之财用,以九赋令田野之财用,以九功令民职之财用,”贡,赋及功各别,赋为口泉也。是以郑君引汉法,民年二     

“客家”称谓年代考

从罗香林先生到近年的客家学研究者 ,对“客家”称谓出现的由来与年代不断有所讨论 ,然而一些讨论或因文献资料不足 ,或因对文献的理解有偏差 ,更在于未能寻得更多具体史料的支持 ,故而不是语焉不详 ,就是过于主观武断。“客家”称谓出现的年代问题 ,是客家学理论架构上的一个重要关节点。这个问题不解决好 ,“客家史”也难于动笔。笔者近年侧重研究清初“湖广填四川”和“迁海复界”所引发的客家移民运动。这一考察经常涉及“客家”称谓问题。本文即在对四川、广东、福建、台湾、南洋移民考察的基础上 ,提出“客家”称谓的出现应在“客民第四次大迁徙”的康熙至乾隆年间 ,而且是以“他称”率先出现在广州府、肇庆府的粤语区域内。“他称”转为“自称” ,作为客家民系整体说来 ,则应是咸、同年间“土客大械斗”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