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外国直接投资与国内投资相互关系实证研究

关于FDI与国内投资之间的关系问题正受到理论界的高度重视,但目前还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通过实证检验我国1985—2004年间FDI与国内投资之间的关系。发现我国吸收的FDI与国内投资之间存在着比较显著的挤入效应。这种挤入效应与FDI进入我国主要采取"绿地投资"的形式和FDI充当着引入外部有效金融体系的作用紧密相关,也与FDI是我国技术引进的主体以及FDI自身投资领域的调整和优化有关。     

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资本挤入挤出效应研究

应用1991-200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外商直接投资(FDI)与我国国内资本形成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从全国来看,FDI对国内资本形成具有较为明显的挤出效应;在东部地区,FDI对国内资本形成呈现挤出效应;在中部地区,FDI对国内资本形成呈现挤入效应;在西部地区,FDI对国内资本的形成具有严重的挤出效应.     

我国东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产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我国东部和西部地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产出效应有明显不同,东部地区存在一定的外商直接投资的挤出效应,西部地区存在一定的外商直接投资的挤入效应。因此,东西部地区在我国入世后的今天,必须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调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具体产业政策和产品政策,才能更好地发展本地区经济。     

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分析——以台湾对祖国大陆农产品加工业投资为例

采用2003-2012年分行业面板数据测算台湾直接投资与大陆农产品加工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以衡量台湾对大陆农产品加工业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台湾当期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通过显著性检验,但滞后一期投资影响不显著。当期和滞后一期的投资系数均为负值,表明台湾直接投资对大陆农产品加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可能存在负面影响。应从引资策略、市场竞争环境、研发投入、人力资本等方面入手,进一步发挥台湾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以提高大陆农产品加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我国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影响关系研究

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既有可能表现"挤入效应",也有可能表现出"挤出效应",根据经验模型和我国历史数据进行分析,我国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主要表现为挤出效应.从全球的公共投资数据比较结果来看,进一步印证了我国公共投资规模较大,可能对私人投资呈挤出效应这一结论.但从近期数据分析,我国公共投资率目前可能正处于下降阶段,这与其他国家公共投资的一般发展规律相符.     

我国政府采购支出对私人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

利用时间序列数据与面板数据研究了政府采购总支出与分项支出对我国经济总体及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省份私人投资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政府采购总支出、商品类与工程类采购支出对私人投资具有挤入效应,服务类采购支出对私人投资具有挤出效应;政府采购总支出和分项支出对私人投资的影响在经济发达和经济落后地区较为显著,在经济中等地区却不显著。由此提出,我国在内需不足、投资锐减时应适当考虑扩大政府采购规模,增加政府采购支出;优化政府采购支出结构,适当压缩服务类政府采购支出规模;应尽快完善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地区差异调控政策体系,为政府采购支出的优化配置提供一个完善的制度平台。     

辽宁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辽宁省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外资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提高技术水平、增加就业等方面对辽宁省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但目前利用外资还存在外资项目规模偏小,产业分布不够合理等问题。辽宁省应从加强软环境建设,注重引资方式的多元化,培育和发展产业集群,引导外资在地区间的合理分布等方面更加有效的利用外资。     

辽宁省吸引世界500强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

随着跨国公司对外投资作用的日益增强,国际间企业的收购和兼并日益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方式。在跨国公司向全球迅速扩张和中国不失时机大量吸引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形势下,对拥有雄厚工业基础、城市化水平较高的辽宁来说,为了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赶超战略,必须抓住新一轮全球生产要素优化重组和产业转移的重大机遇,进一步吸引跨国公司投资,才能推动辽宁经济的新发展。     

辽宁省农产品加工业能力水平提升对策研究

农产品加工业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之一,在促进农业发展、保证农民利益和增加就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近年来,辽宁省农产品加工业在取得产业集聚区迅速发展、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产业链逐步形成且科技革新势头较好、产业融合初步体现和产业投资力度不断加大等进展的同时,也面临农产品加工集聚区有待进一步优化、龙头企业数量和规模有待进一步提升、产业链仍有拓展空间、资源和地域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科技创新支撑产业发展能力仍有待进一步加强等问题。结合辽宁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制度保障、发展潜力及可资借鉴的经验,提出立足资源禀赋,统筹优化布局;加快结构调整,促进产业升级;加快园区建设,推动产业集聚;促进三产融合,协同推进发展;实施数字赋能,推进智能发展;强化科技创新,提升育才能力;创新金融服务,营造发展生态;强化统筹保障,优化营商环境等促进辽宁省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发展对策建议。     

知识产权对国际直接投资与技术转让影响机制研究述评

GATT乌拉圭回合达成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确立了各国必须接受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最低标准,知识产权保护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知识产权对国际经济的影响,特别是知识产权对FDI和技术转让的影响受到广泛的关注。文章主要是对目前相关的研究进行简单梳理,以期深化对此问题的认识,同时提出加强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建议。     

辽宁旅游产业变迁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多年辽宁旅游产业相关统计数据的搜集和整理,实证分析了近年来辽宁旅游产业的发展状况、内外贡献率、旅游消费结构以及旅游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状况在特定的政策背景下所发生的变化,并尝试以此解释辽宁旅游产业结构变迁的成因。     

劳工标准视角下辽宁FDI结构优化分析

针对辽宁省FDI规模不断扩张,大规模的FDI不仅加剧了省内宏观经济层面的压力,同时也使有限的资源、能源供给日趋紧张的现状,适时调整FDI结构已成为必然。不同层次FDI对社会环境要求的差异,为通过调整劳工标准来引导其进入符合产业政策规定的行业提供了可能,这无疑对辽宁省合理引导FDI投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回顾近年来辽宁省吸引FDI所取得的成就的同时,指出FDI对省内行业的选择情况,并通过提高劳工标准对外企运营成本影响的分析,揭示出FDI现状与省内劳工标准的关系,从而得到适时调整FDI结构可以通过调整劳工标准来实现的结论。     

FDI对辽宁省产业集群影响的实证分析

在探讨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产业集群影响的基础上,假设FDI的集聚效应主要体现在要素投入数量的集聚和改变全要素生产率两个方面的情况下,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了FDI通过资本、劳动力、集聚、结构升级、技术外溢效应以及地区创新网络效应对辽宁省产业集群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论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及产业整合效应

本文从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扩张、地区流向、产业布局和自由化趋势分析了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与趋势,从世界产业结构向服务业偏移、服务业管制变革、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制度安排、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服务产业的特征等方面论述了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的原因,最后分析了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多重效应。     

辽宁服务业FDI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

世界服务业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在服务业渐趋开放的背景下,辽宁应抓住服务业国际转移的契机,有效吸引服务业FDI,优化服务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本文着重分析了服务业FDI对辽宁经济增长的贡献,指出服务业FDI对辽宁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较小,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广东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在已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依据广东1 983年至2 0 0 3年的数据,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对广东经济增长和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广东经济增长和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均为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变量,两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并具有Granger意义上的双向因果关系     

辽宁省旅游人力资源的现状分析和发展对策

在所有旅游资源中,旅游人力资源居核心和关键的战略性地位。对辽宁省旅游人力资源的现状进行分析,指出辽宁省旅游人力资源存在旅游人力资源的总体质量不高,各城市差异大,发展不平衡,人力资源在不同部门分配不合理等问题,提出构建比较科学的人力资源体系和区域旅游业人力资源共享体系,进一步调整人力资源结构,培养高素质的旅游管理人才。     

FDI、要素收入分配和制造业增长

在考察外资进入规模、行业构成的基础上,分析外资对中国要素分配格局和制造业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从三次产业层面来看,外资主要提高了第二产业的相对需求;在第二产业内部,外资主要促进了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技术进步,这两方面的变化均会导致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产值相对上升,进而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另外,制造业扩张和FDI增加具有双向因果关系：FDI对制造业产值的提高具有显著作用,制造业产值对FDI也有促进作用,但是作用幅度较小。     

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产业培育研究

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十分丰富,但面临着知名度低、艺术水平下滑、缺少资金、没有市场、传承艰难等困境。当代社会流行艺术的冲击、保护意识薄弱、法律法规不健全,尤其是经济结构的变化,是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边缘化的原因。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产业培育策略,是一个应该给予高度重视的重大课题,推近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产业应从五个方面来实施:加强传播和宣传体系的建构;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培养;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研究;综合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衍生品;寻求法律保障与政策扶植。